材料一：春秋战国时的竞争环境，强化了人们对各自国家的认同。秦统一中国使一统天下的国家观获得政治上的实现。到了西汉，“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更进一步地被意识形态化。自汉魏之际开始，对国家忠诚被凸显出来，唐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的很多例证，也证明了这一点。两宋士人基本达成一种道德共识：凡沾旧国一命之恩者．不应再改仕新朝。面对金兵的南下，华北民间自发组织的“民兵”、“忠义军”等抗金武装表现突出。清代在修撰《明史》时也专设《贰臣传》以待明朝降臣，这可看作是加强国家认同的一种举措。

——摘编自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

材料二：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后来，同盟会在政纲中又阐述了排满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之间的逻辑。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中庄严宣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随后，在清帝退位诏书中也承认：“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位共和立宪国体”。这表达出满洲人对新国家的认同。

——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清帝退位诏》等

请回答：

唐初与边境各民族发生战争时，通常派遣大将充任某道行军大总管，统率调自各地的战士远征，战争结束后，      往往留兵屯守要地成为军镇，行军大总管随即撤销。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为了避免远道征调，明确防御责任，在较大地区有统一指挥，临时性统率远征的行军大总管逐渐演变为大军区的常任最高长官。大致在开元中，所有军事长官一律称为节度使。天宝来年共有十个节度使，亦即十大军区。每一节度使有若干军、镇、城，配备定额兵士，       发生战争时，各节度诸军或联合相邻诸军就足以防御来侵之敌，不需要中央临时调发军力。“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边兵强盛，节度使权重巩固了边防，保证了内地的农业生产。但外重内轻的形势既已形成，最终导致安史之乱。

——摘编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