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到共同基础，我们就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猜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周恩来《补充发言》

材料二：上海合作组织是在1996年和1997年分别于上海和莫斯科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两个协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鼓励各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环保及其它领域的有效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2001年）

材料一  中国一个海洋大国，但在古代未形成清晰完整的海权意识。清朝前期，被誉为“认识海疆形势第一人”的将军施琅认为，“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陆地之为患也有形，易于消弭；海外之藏奸也莫测，当思杜渐”。康熙帝囿于满汉大防，未有效关注。雍正帝一改明代弃守沿海岛屿政策，建立岛屿与海岸并重的全面防御体制。在此基础上，乾隆帝坚持海防重于通商的指导思想，将与西洋贸易由四口减为一口。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深感海防危机，萌发建立外海水军的近代国防思想。1907年，日本人侵入我国东沙岛，在中国方面据理抗争交涉下，最终收回了东沙岛，在收的同时，清政府“书立碑记，以保海权而重领土”，并拟定了开发和经营的办法。

——摘编自王秀英《近代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

材料二  相对于“海权”，海防一词更符合中国“和而不同”传统文化的特点。与传统海防观相比，现代海防的内涵也更丰富，海防职能、范围、难度，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的联系更密切。建国之初，无论是肃清沿海岛屿上的国民党残军，还是解放海南岛、收复台湾都需要加快海军建设，更新舰艇装备。对此，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了大力支持。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我国战略中心转向朝鲜半岛，1953年，按中苏协定，中国从苏联购得舰艇共137艘，并迅速具备了自行装配制造海军舰艇的工业能力。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研究领海线的相关问题。在充分听取意见和综合考虑的基础上，最终决定我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1982年公布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规定“各国有权确定不超过12海里的领海”。

——改编自刘征鲁《毛泽东心系海军建设》

材料一 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赴粤禁烟后，组织人摘译瑞士国际法专家滑达尔的著作《各国律例》，摘译部分最初编入《四洲志》后由魏源籍入《海国图志》。组织翻译滑达尔的《各国律例》标志着林则徐对国际法的认知程度有了质的变化，至少表明林则徐已经意识到西方国际法与一般“夷情”不同，堪为“制夷”工具而加以利用。

林则徐能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冲破“夷夏大防”的传统世俗观念，大胆引进、研究西方国际法，实为开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之端的重要举措。因此有学者认为林则徐是将近代国际法引入中国第一人。

——摘编自唐立鹏《林则徐对西方国际法的引进及运用》

材料二 约之专为通商者，本可随时更改，以求两益，非一成不变者也。税项通例，皆由本国自定，客虽强悍，不得侵主权而增减者也。宜明告各国云：某年之约不便于吾民，约期满时应即停止。某货之税不合于吾例，约期满时应即重议。

——摘自郑观应《易言》

材料三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对国民发表演讲，说“此时国际舆论，已共认日本为无理，我国民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摘自李云汉《九一八事变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