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

——摘自卞孝萱等《韩愈评传》

材料二：19世纪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认为汉代以来儒者奉为经典的《周礼》《左传》等书，是汉代学者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影响恶劣，导致“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遭受）暴主夷狄之酷政”。他主张回归孔子所编定的《诗经》《礼记》等原典，理解真正的儒学精神。在他看来，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春秋》便是孔子为“改制”而创作的。他甚至用西学来解释《春秋》，认为《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为：“始于据乱（世），立君主；中于升平（世），为立宪；终至太平（世），为民主。”

——摘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美国史学家戴福士认为,从明末至今,中国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外来压力,特别是现代化西方的压力、欧洲的文化冲击波———从17世纪的基督教到19世纪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可谓连绵不绝。中国分别从西方、西方化了的日本和美、苏引进了不同的思想模式以改造自身的文化。但是戴福士仍然认为,中国的历史处于自身与西方都无法轻易改变的胶着状态,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历,与其说是一种“大过渡”,毋宁说是一种以文化的延续和变化的继承模式进行的“大强化”。

——摘编自张晨怡《中国近代文化十二讲》

阅读材料,自拟论题,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史实进行论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符合逻辑)

材料一：经庚子“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与两千年来的历代王朝相比，清廷仍然实行君主专制政体。王位争夺又是无情的斗争。要破这个怪圈，就必须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度。西方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及民族主义、民主共和思想成为中国革命的助推力。张謇曾说：“各省决心独立，蓄根在政府三年内之反对立宪，授权在官收商办铁路之不合法，而发机在荫昌汉口之战，恣行杀掠，凡识时务者皆能知之，既由极高之热度酿成一般之舆论，潮流万派，毕趋共和。”

——摘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等

材料二：五千年来专制帝王之局，于此十年中为一大结束，今后亿万斯年之中华民国，乃于此时开幕，则非十年以来之小变，实五千年以来之大变，而不可以常例论矣。

——《东方杂志》（1913年）

鲁迅在《故乡》描绘了辛亥革命后十年间中国农村的经济凋敝，不仅是润土的贫困，而是他一声“老爷”中所显示的精神的麻木，以及把命运寄托于香炉和烛台的迷信和愚昧。《阿Q正传》则更塑造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典型的落后不觉悟、带有精神病状态的群众形象。

——摘编自《鲁迅评传》

材料一：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部族一华夏民族一汉民族一中华民族”的过程，与此相对应，中国的国家形态结构也由黄帝——尧舜禹时代的单一制“部族国家”，发展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华夏民族国家”，再发展为秦汉以来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中华民族”一词出现在近代，但自秦汉开始出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中华民族就处于形成之中。

——王震中《强化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

材料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自觉不同于西方国家是由于国家自身原因而发生的，它更多的是迫于外部挑战刺激下的一种被动回应。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萌芽于晚清，甲午战败后，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逐渐觉醒了“我”族意识，他们为中华民族在国际上争取平等地位和民族的独立作了深刻的思考和艰苦的努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知识政治精英的启蒙以及国内外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中国普通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逐渐觉醒；抗日战争的爆发，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民族国家意识高度觉醒，并且参与到维护中华民族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战斗中，“民族国家”之观念被广泛和深入地传播与接受。 

——摘编自谢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发展的历史考察和理论思考》

材料三：毛泽东同志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952年，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尔后，建立了省级自治区5个，地区级自治州30个，县级自治县122个。 

——摘编自杨秀珍《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材料一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朝后期，产生了一批杰出的社会启蒙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黄宗羲认为，过去封建圣王提倡“崇本抑末”之道，仅仅是为了满足官廷贵族和佛巫倡优的享乐和消费，应当加以“痛绝”，开“救弊之端”。王夫之说：“大贾富民，国之司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国家要“惩墨吏，纾富民”，即惩治那些压抑和侵夺商贾的“墨吏滑胥”，扶持工商业者。

——唐宇元《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经济思想》

材料二 戊戌时期，梁启超为近代实践辩护的一般方法是，根据时代的要求(“按今”)，借鉴西方的方式(“采西”)，打通传统的气韵(“通古”)。戊戌时期梁氏等人在万分急迫，近乎绝望的民族生存危机中，奋其全力，努力建设一个适应世界大势而又接通传统脉路的近代民族国家，终于使戊戌变法运动成为一场极具原创性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思想解放和思想建设运动。

——龚郭清《近代民主追求与传统资源利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个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