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代经济已含有近代商业的很多因素。公元9世纪中国出现了汇票形式的纸币（飞钱），用于从遥远的外地购买商品，随后私人金融家开始发行票据，只需付3%的手续费即可兑换成现钞。1023年政府收购了最有名的一家钱庄，票据貧次兑换成由政府担保的纸币。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需要同样发达的经济组织。宋朝时的申圆已经有了一些经纪人，奔走于地方市场与中央市场之间。宋朝人精通批发和零售的概念，……已经有了专业经理，负责经营与自己非亲非故的人的公司。宋朝时还有理财专家，负责客户的投资业务。

——（美）查尔斯·默里《文明的解析》

材料二：明清时期，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农产品商品化得到了发展；城镇经济空前地繁荣和发展，许多大城市和农村市场都很繁华。其中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的商贸城市，汇集了四面八方的特产。

材料一：中国古代形成了行政城市层级体系,城市的行政地位越高,城市也就愈能得到发展。城市管理亦是如此,如国家重京城,既设有复杂的管理机构,又颁布了大量法律进行管理。而在基层社会组织中,则是以民间法形式实施管理的。大体上包括行会法、慈善组织规则及城市街坊组织规则和习惯法。城市是统治乡村的据点,并无自治地位,而城市在经济上也严重依附乡村,城市统治者兼管乡村和城市,使得城市没有独立的行政地位,城市基层组织与农村的基层组织也大致相同,也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完备的城市管理法。

——摘编自郭雪飞《传统到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理念的演变》

材料二：晚清时期,伴随着开埠通商,中国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传统的城市体制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和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主张开办警政管理城市,还设立了商务局等经济管理机构。清末新政时期,警察机构开始在城市广泛设立。中央成立了商部,制定了商法,近代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管理机构也开始建立,城市管理法律体系初步确立。张之洞、梁启超、张謇等在租界示范效应的影响下,积极推动地方自治。城市自治章程的颁布和实施,打破了原来城乡合治的管理体制。

——摘编自周执前《国家与社会:清代城市管理机构与法律制度变迁研究》

材料一： 17至18世纪，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比唐、宋两代获得更大的发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这一时期，从广州起航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迅速增加到7条，抵达世界7大洲、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州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直到1842年，除个别地区和特殊情况外，基本上是广州“一口通商”，垄断了全国的对外贸易。全国进出口货物一下子汇集到广州，在广州旧城西城外的十三行商馆区建起了一幢幢给外国商人存货和居住的夷馆，华丽的西式建筑上面悬挂着各国的国旗，货船到港的时候，这一带外国人熙熙攘攘，各穿着不同服装，操着不同语言，形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此时，从美洲、日本等地区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10000吨之间，占到了世界白银总数的近半数。

——摘编自《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

材料二： 清朝康、雍、乾长达一个多世纪中，社会总体稳定，清政府取消了人头税，根据耕地面积确定税额，减轻了下层百姓负担。农业上普遍采用了轮作、复种、多熟等农作制。玉米、甘薯等耐寒、耐旱、高产作物不断推广，人们将林木覆盖的山地和草原广为开垦，人口从清初的1.8亿增加到鸦片战争前夕的4亿之众，引起了一系列变化；一些地区“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与前”“田地贵少，寸土为金”，水土流失和草原沙化现象凸显，农业人均收入递减，各地民变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