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美学精神的实践品格

王德胜

    “中华美学精神”一方面突出强调了当代中国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在精神层面所应持守的“中华立场”，另一方面从实践层面进一步明确、强化了对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的价值构建要求。

    “中华美学精神”在体现“中华性”的同时，融合了多样性的思想追索，呈现出意义的开放性和思想的丰富性。例如，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主导性理想，就是强调生命活动的内在和谐性，倡导个体生命体验向自然生命运动的沉浸和投入，讲求天、地、人相合。这种内在和谐性是今天我们要传承和弘扬的“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组成。再如，强调文学艺术对现实人生的改造与提升，突出文艺活动的人生教育和伦理构建功能，这一理念贯穿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始终，也是“中华美学精神”核心内涵的一部分。

    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来看，“中华美学精神”始终处于不断生成、积淀和丰富的展开过程中，不同的时代往往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内涵。在当代条件下，“中华美学精神”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更是一个指向鲜明的实践性命题。

    时代在变，文艺创作的内容与形式在变，文艺批评的具体对象和价值指向也在变，不变的是贯穿文艺实践始终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种特色、风格和气派，绝非简单的“民族形式”外观修饰，而是从内在精神层面凝聚、升华而出的文化价值。因此，我们所说的“中华美学精神”，不仅是一种审美的风格象征，更是一种文化实践的价值构建。对今天的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来说，强调“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更为现实的要求在于以“中华美学精神”自觉引导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当下实践，推动中国文艺实践的当代价值构建。应该说，这正体现了我们对“中华美学精神”时代生命力的一种具体把握。

    当前，要求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更加具体地贴近当下生活现实，更加充分地表现大众的生活情感。离开了对现实生活的介入，文艺创作与批评就难以具体深入地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没有对现实生活的精神性超越，文艺实践就会陷入思想苍白化、价值平面化、趣味低俗化的境地。这不仅关涉当代中国文艺审美功能的具体实现，而且体现了对文艺的文化功能与历史传承功能相统一的要求。

    以宗白华为代表的把“人生体验”追求与“生活改造”理想相结合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探索，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重要借鉴。中华美学始终强调审美价值创造过程中个体体验与心性修养的统一，并从这种统一出发，审视和评判诗文、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形态。进入20世纪以后，宗白华等一批美学思想家一方面接续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心性修养追求，将个体审美体验与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联系在一起，强化艺术实践、审美活动向内的人生指向；另一方面又着力将这种向内的人生指向、人的自身改造追求，与向外的社会实践目标结合在一起，主张以内在的人生价值信仰之美来普照整个社会人生的改造前途。这样一种思想探索，既深刻延续了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生命精神，又对现实人生的发展前途给予了深切关注；既坚守了人生的精神指向，又落实了文艺实践的现实目标。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在西方经济学中，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单纯而彻底，这是因为它的论证不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因素。古典自由主义效率论证的理论认为，效率主要来自市场的自由竞争，受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它假定人是利己的，在竞争中要追求直接的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古典自由主义者称这为个人经济理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就说，财富来源于人们的竞争性劳动。人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去追求财富，是因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动机是追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使自己拥有的资源得到最大化的扩张，所以根本不需要国家或者法律来操心个人的经济事务。只要不约束人们的行为动机和利益追求，那么市场自然就会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每个人肯定会把自己寻求财富和利益的行为发挥到极致，使之尽可能符合经济理性和要求。

      不过，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有很大的缺陷。因为它只关心效率的生产性和积累性方面，它只考虑到个人的求利行为动机及其经济理性化程度，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其他可能影响人们行为的动机因素(如追求社会名誉)或环境因素(如社会政策)。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个人行为的经济理性并不能自然导致整个社会行为的经济合理性。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如果每一个人都按个人的经济理性从事市场经济活动，它的结果很可能是集体的或整个社会的经济行为的非理性或无理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许多产品卖不出去，以致发生将生产出来的牛奶倒进大海这类事情。事实上，并不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导致了商品的绝对过剩，而是由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无序导致了市场萧条的结果。这种经济无序状态来自于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非理性。所谓的个人的经济理性是以自我目的为核心来推理、论证的。这种个人的经济理性就个人的人生哲学来说可能是合理的，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却未必合理。可见，古典自由主义对效率的论证没有考虑生产以外的其他的因素，无法提供一种完备而有效的经济效率论证体系。还值得一提的是，古典自由主义不但假定人是自私的，而且也假定自然世界的物质资源是无限可用的。对资源有限性事实的忽略，导致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付出了过于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也是造成现代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节选自《百科知识》）

材料二：

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图

【注】“快速发展”时期处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此时多数国家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

材料三：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占据统治地位。到了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面对“滞涨”局面而束手无策的形势下，世界又纷纷兴起了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不同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之处在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完全自由放任，新自由主义则一般都主张在国家干预下强调经济自由。

（何盛明《财经大辞典》）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应对挑战、迈向美好未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努力推动大国间的文明对话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世界各大国均拥有丰富多彩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兼收并蓄，融合了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与其他各种文明碰撞、交流、融会，为推动世界文明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欧洲文明同样极富历史文化底蕴，无论是希腊的雕塑、罗马的万神庙、拜占庭的镶嵌画，还是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望远镜，莫不是欧洲文明的奇丽瑰宝。

    中国与欧洲各国文明对话源远流长，其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不同文明之间能够实现互容互鉴互通。自 2014 年启动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以来，中法两国在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社会等领域的交流发展迅速，而以此为依托的双边政府交流、民间交往、经贸往来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近年来，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陆续建立了高级别财金对话、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等机制，为各领域合作持续推进提供了动力和保障。中俄两国民众相知相亲的历史举世公认，已经成为了两国关系发展的不竭动力，两国文化在彼此国家的影响力、亲和力和感召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了当今大国之间文明对话的典范。

    源于欧洲文明的美国文明，与美洲文明结合，发展成为一种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其文明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基于多元文化的价值观。然而 4 月 29 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就中美关系发表谈话，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文明较量”，宣称美国正在制定基于“文明冲突”的对华关系框架，从而将中美关系渲染至所谓“文明冲突”的层面。在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的 21 世纪，这种“文明冲突论”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人类文明的悲哀。

    文明的生存和进步离不开交流互鉴，文明只有在交流互鉴中才能不断前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一个充满自信的文明，其前提是要拥有对其他文明包容欣赏、乐于交流的心态。只有交流互鉴，尊重、包容姹紫嫣红的不同文明，自己的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

    2019 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中美交往40年来的教训和启示说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唯有合作才是正确选择。在中美利益已经高度融合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代，中美双方更应该承担大国应承担的特殊责任，摒弃冷战思维，谋求合作共赢。

（选自潘震《大国文明对话的时代意义》，有删改）

    谈到词之风调，民国古典文学家邵祖平首先明确地提出了词的唐调与宋腔的概念：“白石以前之作，尚有唐调；白石以下之作，纯为宋腔！”

    唐调宋腔，原本是对盛唐诗风与盛宋诗风特质的概括。缪钺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邵祖平借用“唐诗”与“宋诗”的概念，指称宋词风调与不同阶段之主要特质，在词的风格评价上，启用了唐调与宋腔的概念。

    唐调与宋腔，代表着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风调。唐调是指词作呈现出盛唐诗歌擅风华之美的艺术风貌，一般注重描写意象和抒写性灵，生活化、形象化、情趣化，生动活泼，韵味悠长，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王观《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是很典型的唐调：“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情感上明朗乐观、健康向上，有着浓郁的生活气；语言上欢快优美、韵味无穷，是诗人心绪的真实流露。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给人生新的启示。

    宋腔多是以才学为词，写法上延展铺叙，注重章法技巧，对于字法、句法、典故运用等特别用心，重理趣、求深邃。读这类词，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艺术鉴赏力，通过对词仔细地把捉玩味，才能悟出其中三昧。宋腔不能靠自然感知，而要做理性的揣摩与解读。如辛弃疾不少词属于宋腔，他的词讲究章法技巧，用典广博，含义丰富，对于一般人来说，没有注释会有一定的阅读障碍。

    词的唐调与宋腔，在宋词中是相互交错杂糅。即使是同一位作者，因环境与情绪的变换，都可能既有唐调，也有宋腔。然而按词的体裁发展演变与词人所处的时代不同，还是有一个大体的发展与演变趋势。

    首先，从体裁言，小令多为唐调，长调则多为宋腔。“盖令词为纯感情鼓铸而成，最忌铺叙，亦不暇铺叙也”。小令多写一刹那的情绪，词人往往一气呵成，不用过多琢磨或精雕细刻，能真实写出词人一时感情和情绪波动，故格外有感染力。慢词与长调，因其篇幅较长，内容丰厚，在写法上需铺叙延展，构思不易，下语协音也颇费斟酌，要做到字字妥帖，句句精警，颇费神思。故写出来的词就不够灵动，读起来就难免有点苦涩。总之，唐调以抒情为主，往往靠灵感的启动，情景兼美，韵味俱佳。宋腔，则靠词人精心的铺排，在事典选择、境界描摹、字句推敲上，都要狠下功夫，这才成就了争妍斗巧、炫博耀奇的宋腔。

    其次，以时代言，唐五代北宋词多系唐调，南宋词多为宋腔。北宋词以小令为主，再加上北宋开国到仁宗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们精神愉悦，词人于歌筵酒席，即兴创作，词风呈现出清浅、明朗、圆润的特点。南宋政权偏安一隅，统治者享乐腐化不思恢复，“暧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爱国词人希望能奋发蹈厉，恢复中原，却受到打击压制，爱国之志不得施展，故其词有着浓厚的忧郁色彩。再加上南宋词以长调为多，又以格律派词人居多，他们依词法创作，讲究技巧，则不免雕琢。以辛弃疾为首的辛派，大都有这种特色。

    从词发展的总趋势看，南宋词既极其工，又极其变，于是北宋词的风致扫地以尽。当南宋词达到辉煌顶峰的时候，也预示着它的渐次衰落。

（摘编自房日晰的《论宋词的唐调与宋腔》）

土地

余华

①我觉得土地是一个充实的令人感激的形象，比如是一个祖父，是我们的老爷子。这个历尽沧桑的老人懂得真正的沉默，任何惊喜和忧伤都不会打动他。他知道一切，可是他什么都不说，只是看着，看着日出和日落，看着四季的转换，看着我们的出生和死去。我们之间的相爱和勾心斗角，对他来说都是一回事。

②大约是在四五岁的时候，我离开了杭州，跟随父母来到一个小县城。我在一条弄堂的底端一住就是十多年，县城弄堂的末尾事实上就是农村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在那块有着很多池塘、春天开放着油菜花、夏天里满是蛙声的土地上，干了很多神秘的已经让我想不起来的坏事，偶尔也做过一些好事。

③回忆使我看到了过去的炊烟，从农舍的屋顶出发，缓慢地汇入到傍晚宁静的霞光里。田野在细雨中的影像最为感人，那时候它不再空旷，弥漫开来的雾气不知为何让人十分温暖。我特别喜欢黄昏收工时农民的吆喝，几头被迫离开池塘的水牛，走上了狭窄的田埂。还有来自蔬菜地的淡淡的粪味，这南方农村潮湿的气息，对我来说就是土地的清香。

④这就是土地给予我，一个孩子的最初的礼物。它向我敞开胸膛，让我在上面游荡时感到踏实，感到它时刻都在支撑着我。

⑤我童年伙伴里有许多农村孩子，他们最突出的形象是挎着割草篮子在田野里奔跑，而我那时候是房屋的囚徒。父母去上班以后，就把我和哥哥反锁在屋里，我们只能羡慕地趴在楼上的窗口眺望，他们时常跑到楼下来和我们对话，他们最关心的是在楼上究竟能望多远，我哥哥那时已经懂得如何炫耀自己，他告诉他们能望到大海。那些楼下的孩子个个目瞪口呆，谎言使我哥哥体会到了自己的优越。然而当他们离去时，他们黝黑的身体在夏天的阳光里摇摇晃晃，嫉妒就笼罩了哥哥和我。那些农村孩子赤裸的脚和土地是那么和谐。

⑥后来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就开始有机会和他们一起玩耍。那时候的农民都没有锁门的习惯，他们的孩子成为了我的朋友以后，我就可以大模大样地在他们的屋子里走进走出，屋中有没有人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可以随便揭开他们的锅盖，看看里面有没有年糕之类的食物，或者在某个角落拿一个西红柿什么的。当然更多的时候我是挎着一个割草篮子，追随着他们。他们中间有一个年龄稍大的，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了，只记得他很会吹牛。他说他父母结婚时，他吃了满满一篮子糖果。当时我们几个年龄小的，都被他骗得瞠目结舌。后来是几个年龄大的孩子揭穿了他，向他指出那时候他还没有出生呢，他只是嘿嘿一笑，一点也不惭愧。

⑦那个爱吹牛的孩子很早就死去了，是被他的父亲一拳打死的。当时他正靠墙站着，他父亲一拳打在他的脖子上，打断了颈动脉。当场就死了。这事在当时很出名，我父亲说他如果不是靠墙站着，就不会死去，因为他在空地上摔倒时会缓冲一下。父亲的话对我很起作用，此后每当父亲发怒时，我赶紧站到屋子中央，免得也被一拳打死。他家弟兄姐妹有六个，他排行第四。所以他死后，他的家人也不是十分悲伤，他被潦草地埋在一个池塘旁，坟堆不高，从我家楼上的窗口可以清楚地看到。很长时间里，他都作为吓唬人的工具被我们这些孩子利用。有时候在晚上，我会鼓起勇气偷偷看一眼他的坟堆，我觉得他的坟还不是最可怕的，吓人的是坟旁一棵榆树，树梢在月光里锋利地抖动，这才是真正的可怕。几年以后，他的坟消失了，他被土地完全吸收以后，我们也就完全忘记了他。

⑧当时住在弄堂里的城镇孩子，常和这些农村的孩子发生争吵。我们当时小小的年龄就已经明白了自己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知道自己为什么优越，为什么自卑。弄堂里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集体斗殴是经常发生的。有一次我站到了农村孩子一边，我哥哥就叫我叛徒。我之所以投奔他们，背叛自己弄堂里的同类，是因为他们重视我，我小小的自尊心会得到很大的满足。如果我站到弄堂里的孩子一边，年龄的劣势只能让我做一个小走卒。

⑨我的行为给我带来了一个凄凉的夜晚，当时弄堂里为首的一个大孩子叫刘继生，他能吹出迷人的笛声，他经常坐在窗口吹出卖梨膏糖的声音，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上当后拼命奔跑过去，看到的是他坐在窗前哈哈大笑。他十八岁时得病死去了。他家院子里种着葡萄，那一年夏天的晚上，弄堂里的很多孩子都坐在葡萄架下，他母亲给他们每人一串葡萄，我哥哥也坐在那里。我因为背叛了他们，便被拒绝在门外。我一个人坐在外面的泥地上，听着他们在里面说话和吃葡萄。我的那些农村盟友不知都跑哪儿去了，我孤单一人，在月光下独自凄凉。

⑩我八岁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冒险的远足。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农村孩子，动身去看他刚刚死去的外祖父。他可能是觉得路上一个人太孤单，所以就叫上在夏天中午里闲逛的我。我们在烈日下走了足足有三个小时，把我累得筋疲力尽。他一到那地方就不管我了，我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说是明天。这使我非常紧张，我迅速联想到父母对我的惩罚。我缠着他，硬要他立刻带我回去，他干脆就不理我。于是在一个我完全陌生的老人下葬时，我嚎啕大哭，哭得比谁都要伤心。

⑪那一天是我第一次看到什么是葬礼。那个死去的老人的脸上被一种劣质的颜料涂抹后，使死者的脸显得十分古怪。他没有躺在棺材里，而是被一根绳子固定在两根竹竿上。面向耀眼的天空，去的地方则是土地。人们把他放在一个事先挖好的坑中，然后盖上了泥土。就像我有一次偷了父亲的放大镜，挖个坑放进去盖上泥土一样。土地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的东西，在那个夏日里，这个老人生前无论是作恶多端，还是广行善事，土地都是同样沉默地迎接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