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期，陕西凤雏村出土了刻有“凤”字的甲骨四片，这些“凤”字的形体大致相同，均为头上带有象征神权或王权的抽象化了的毛角的短尾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鸑鷟，凤属，神鸟也。……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据此，古代传说中鸣于岐山、兆示周王朝兴起的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

    那么，普通的短尾鸟“凤”为何在周代变为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了呢？我们看到，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只有鸟纹而没有凤纹，真正的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而且此时是华冠短尾鸟和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同时出现，可见“凤”是由鸟演变而来的。综观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凤鸟的演变应该是鸟在先，凤在后，贯穿整个商代的不是凤而是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商人的历史中鸟始终扮演着图腾始祖的重要角色。

    《左传》记载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九扈为九农正。”凤鸟氏成为“历正”之官，是由于它知天时，九扈成为“九农正”，也是由于它们带来了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殷人先祖之所以“鸟师而鸟名”，应该是由于这些随着信风迁徙的鸟，给以少皞为首的商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四季节令的消息。

    对凤鸟的崇拜起于商代，其鼎盛却在周代。正是在周代，“凤”完成了其发展程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变为神鸟凤凰。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了周王室在克商前后对“天命”的重视。《尚书》“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出现的“命”字多指天命，“殷革夏命”也是常见的语句。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紧接着就“不革服”“格于庙”（来不及换衣服就到神庙参拜），这个“庙”自然不可能是周庙，而是商人的神庙。这说明周王室急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成为中原合法的统治者。周人之所以宣扬天命，归根结底在于强调“周改殷命”是出自天的意志和抉择。那么有谁能给周人带来“上天之命”呢？根据当时的社会共识，最合适的就应该是“天的使者”﹣﹣凤鸟。《国语》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即岁星，鹑火即柳宿。古人把赤凤叫作鹑，看来周人选择克商的时间也是寓有深意的。

（摘编自何丹《试论中国凤文化的“历史素地”及其在文化类型学上的深层涵义》）

    在文明初起的时代，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星光熠熠，照亮了各处的夜空。一边天生仲尼，万古长夜将尽；一边柏拉图走出洞穴，迎接明媚的阳光。虽然两个大陆中间的广漠横无际涯，峻岭层峦叠嶂，但声声驼铃却串起了东西文明汇聚、世界民族交融的动人故事，一卷卷绮丽的丝绸渲染了沿途壮美的风景。这条沟通中西、美丽而又沧桑的文明纽带就是丝绸之路。

    作为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条实际通道，丝绸之路有着多条路线和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古代游牧民族的脚步，东西方之间贸易往来已经开始，其路线被称为“草原之路”。这就是丝路的前身。草原之路，从黄河中游，北上经蒙古草原，越阿尔泰山脉进入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直达多瑙河流域。正是通过这条道路，当时为中国所独有的丝绸进入西方世界。到两汉时期，张骞受命西进通使西域，正式宣告了陆上丝路主干道的形成。及至唐代社会的繁荣，先进的文明，开放的文化，吸引了世界各国来华贸易，陆上丝路弦歌不绝，海上丝路也逐渐建立起来。

    丝绸之路是一条鲜活的道路，它不仅加强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还加强了彼此间的思想文化交流。

    隋唐时期，中国与波斯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双方使者不断，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丰富多彩，不论是作为波斯物质文化代表的金银器，还是作为精神文化的景教、摩尼教，都从波斯传入了中国，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撒马尔罕壁画上手捧丝绢的唐朝使者，波斯、阿拉伯文献对中国物产、工艺传入的记录，以及大量瓷器、丝织品的考古发现，都说明了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事实上，古代中西之间的交流，不论是丝绸、玉器、香料、陶瓷、珍禽等物质层面的物品，还是佛教、景教、伊斯兰教、儒家思想、道教等思想层面的结晶，都是通过这条东西交往的道路双方交流的。

    在丝绸之路汇聚的多种宗教文化既相互碰撞，又和平共处，和谐共存。汉唐时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思想观念以佛教的影响力最为巨大。中华王朝不论迎佛也好，辟佛也罢，都展现了佛教对代表中国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的新塑造。西域的于阗王国是丝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不仅是商人驻足之处，也是西行东来的僧侣歇脚所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的佛寺，宝殿主尊是佛像，佛像两边上方都是千佛，而下方则往往描绘地方神祇，其外部特征有似祆教神祇。由此可以看出，丝路上的诸神之间并没有战争，而是安然地保佑着各自的信徒。

    按照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不同文化由于自我认知身份的差异而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但历史经验表明，在冲突之外，文明之间还有着更为广泛的交流和竞争。公元751年，唐王朝与大食爆发战争，史称“怛罗斯之役”。这件小小的战事插曲迅速被和平交流取代，唐朝大量被俘工匠随大食军队西归，直接导致了以中国造纸术为代表的科技西传。随后，中亚撒马尔罕形成了一个造纸中心，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将造纸术从西亚传入欧洲，埃及人的纸草和羊皮纸开始退出舞台。可以说，怛罗斯之战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极具象征性。抛开军事上的胜败不论，中国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在怛罗斯之外的广阔空间里竞争并共生，对双方文化的发展都极具积极意义。文化多元、文明交往、和谐共存，这正是丝绸之路留给我们今天最可宝贵的财富。

（节选自《丝绸之路与中西文明交流》,有删改）

    在大自然中，悦耳动听的鸟鸣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愉悦。每一类鸟的鸣声都不尽相同。乌鸦呱呱叫，山雀的鸣声如嘹亮的哨响，隐夜鸫的叫声则似长笛声般悠扬。那么在复杂的背景噪声下，如何识别鸟鸣声？是否存在可以识别每一类鸟鸣的应用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英国牛津大学的蒂莫•帕帕多普洛斯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种能够识别各类鸟叫声的鸟鸣识别算法。

    一般情况下，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需要通过定期的徒步旅行或者直升机旅行的方式，对生存在特定区域内的鸟类数目进行统计和总结。然而，如果通过音频录制鸟鸣，再将音频转化为物种计数，采用此方法代替旅行统计方式，将使得鸟类追踪的研究变得轻而易举，为研究鸟类种群数目是否下降或者鸟类的迁徙模式是否改变等，带来很大便利。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丹•斯托博士称：“鸟鸣极其复杂，这些最简单的声音通常难以分辨，因为它们听起来如此相似。”毕竟我们无法听清远处的，特别是在嘈杂环境中的鸟叫声。

    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亚洲和欧洲共收录了15种不同鸟类的鸣叫声，包括新疆歌鸲、大山雀、画眉等。他们收录的鸟鸣声中混杂了不同的音频环境，如市区公园中较为平缓的背景噪声或者露天市场中密集人群的喧嚣声。

    如此多样化的混合声音，用于机器学习算法的训练过程，通过训练后的机器来选择包含鸟鸣声的音频段。尽管鸟鸣声与部分噪声频率相近，影响算法的准确性，但这些学习算法仍能成功地从噪声中区分出鸟鸣声。

    目前国内福州大学的研究团队，对于低信噪比鸟鸣识别的算法是将声音信号转化为图象，对图象进行处理得到一串被称作特征值的数字，并用这串数字代替声音进行识别。

    国外其他研究团队也在致力于研究自己的鸟鸣识别算法，尤其是那些能够识别不同鸟类物种的算法。斯托和他的同事正在测试名为Warblr的应用程序，在最佳状态下，Warblr进行鸟类识别的准确度可以高达95%，该数据已经得到巴西一家鸟类鉴定组织的认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了一个相似的应用程序，命名为WeBIRD，是针对本地鸟类而设计的。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研发的Merlin应用程序，通过对鸟类的大小、颜色、位置等简单情况的了解，以利于人们对鸟类进行区分。

    斯托博士认为，对鸟鸣识别应用技术进行探索的最终目标不仅仅用于识别鸟类，更是想要破译鸟类之间真正的“人际关系”，如果音频能够转换为物种计数，那么我们可以更方便地监测鸟类种群的变化。德国动物声音档案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马里奥说，类似牛津大学团队提出的鸟鸣识别算法，对研究自然环境是很有价值的。

（摘编自李应编译《鸟鸣识别》）

    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贵国爱伦·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制了中国诗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一位中国诗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另一位诗人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用最精细确定的形式来逗出不可名言、难于凑泊的境界，恰符合魏尔兰论诗的条件：

    那灰色的歌曲

    空泛联接着确切。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

（节选自钱钟书《谈中国诗》）

    祭祖传统起源于商朝。商人把鬼神分为天神、地祗、人鬼三类，并且把人鬼（祖先）作为祭祀的主要对象。从孔子开始，儒家逐渐与鬼神信仰拉开距离。从根本上说，儒家并不反对服事鬼神，只是将对鬼神的祭祀放到整个道德教化的系统中去思考而已。

    中国人的祭祖信仰不外乎基于以下两种心态：一是饮水思源，追念祖先功德；二是祈求福祉，希望祖先保佑子孙。这里，体现了个人与祖先之间的生命关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些看似高深的哲学追问，在中国人的祭祖仪式中得到自然而朴实的回答。这里，还体现了个人与祖先之间的情感关联，甜酸苦辣的人生况味，喜怒哀乐的情绪波动，都可以毫无保留地向祖宗诉说，从而得到心理的释放，乃至问题的解决。在祭祖的芸芸众生看来，祖宗虽然不在了，但并没有变成虚无缥缈的鬼神，而是在生命上与自己同在，在情感上与自己分享。冯友兰先生说过：“行祭礼并不是因为鬼神真正存在，只是祭祖先的人出于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礼的意义是诗的，不是宗教的。”这种诗意的信仰、哲学的智慧，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精神魅力。

    家祭是祭祖信仰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但各地的具体做法不尽相同。这种家庭祭祖方式，有助于巩固以孝悌为纽带的家庭成员关系，维护家庭的安定和睦，也是讲述家庭故事、传授优良家风，进行家庭教育的最佳场所，实际上发挥了类似西方人“教堂”的作用。

    宗祠祭祖分为春祭和秋祭，其中最隆重的是每年春节期间开展的春祭，气氛庄严而热烈。不少地方现在祭祖仪式加上一条，就是为本族优秀子弟发放奖学金、为困难子弟发放助学金。这种宗祠祭祖方式，有助于增进族群内部人们的感情联络，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现在有些地方，尝试引入祠堂管理委员会议事制度，协助当地村委会进行美丽乡村建设，调解村民纠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企业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组织，欧美的企业，因为处在全民宗教信仰的社会背景中，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考虑员工的精神信仰问题。广东东莞的一些企业立足中国人的信仰传统，专门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本企业员工设立了“祖宗堂”。“祖宗堂”供奉“天地国亲师”牌位，以及本企业所有员工姓氏祖宗的牌位。“祖宗堂”平时开放，员工在家庭的重大纪念日，或者在思念家乡和亲人时，均可自行前往祭拜、上香。在春节和清明节等重大节日，则请出所有牌位，放置在企业大礼堂，组织本企业全体员工举行隆重的集体祭拜仪式。其祭拜程序参照农村宗祠祭祖仪式而依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而有所变动，祝文则包含有本企业本年度发展成绩及前景展望等内容。在他们看来，教化员工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教化的本质就是教做人，做人首先是行孝。把孝落实了，人的动力就出来了，能力就出来了，整个格局也就出来了。这种企业祭祖方式，是对中国传统乡村宗祠祭祖方式的继承和超越，既满足了个体的精神信仰需求，又增进了本企业员工之间的情感交流，为建设企业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基础。

    祭祖体现着我们民族的精神信仰，祭祖信仰应该成为我们重建“文化自信”的起点，为中华民族在当代的重新崛起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石。

（摘编自黎红雷《企业与社区如何祭祖》）

    随着文化的日益繁荣兴盛和文化自信的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高度重视，也成为世界打量与认识中国的窗口。作为理解中国文化的第一道门槛，汉字被推到了时代的前沿。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楷书，不少人开始研究汉字的演变历程，试图通过汉字溯源，解开更多内生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密码。

    汉字的起源与早期的图形符号有关。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古文字的构成规则归纳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称之为“六书”，而“六书”之首即为“象形”。因此，汉字字形从诞生起就蕴含着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国家典章制度等文化信息，还蕴涵着中国独有的思维方式及价值逻辑，它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工具，其本身就是一座文化宝藏。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对汉字进行溯源至关重要，这与汉字的特质有关。欧美国家的语言大多是拼音文字，它的意义由其所指决定，而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则不同。北师大教授齐元涛认为：“词义不是汉字最核心的问题，字形和词义的关联才更重要，这是汉字本身的特点。我们今天用的是象形字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楷书和简化字，这便需要我们去溯源。”陈寅恪曾说，一字即是一部文化史。汉字教育就是将字与文化整合起来。据此，齐元涛提出了“字课思维”，希望在语文课上能用汉字溯源作抓手，让孩子们在对汉字的认知基础上走向对自然的认知、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感知。

    当下汉字溯源面临着现实的困难，因为生活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汉字形成的历史语境都已经遗失了。当然，现代融媒体技术的发展也为“字课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它使汉字教育可视化成为可能。融媒体儿童教育丛书“汉字魔方”作者李英说：“汉字动画主要通过图形呈现在书里，让孩子在图中找字，让学习成为一种游戏。”不过，需要规避的风险是，精彩和趣味背后有可能出现的不准确、不严谨。特别重要的是，广大教师要意识到，汉字溯源不是简单地将汉字和文化放在一起，而是要还原汉字和文化结合的历史的真实意境，从而理解其初始的意义。

（选自2018年5月31日《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