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自徐红《宋朝科举制度的改革与社会价值观的演变》

材料二：18世纪末以来，英国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日趋重要。1854年，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强烈要求下，《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发表，对文官的选拔、晋升等提出改革建议。根据此报告，英国于1855年和1870年颁布两大法令，确定了近代文官制度。文官不得参加政治活动，不得兼任议员或政务官员，不得参加政党和营利性经济活动。

——摘编自张延华《廉洁与效率：英国两次文官制度改革的共同价值取向》

材料三：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部分清廷重员和封疆大吏将停废科举视为改革科举的主要目标。1903年，吏部尚书张百熙奏请递减科举，获朝廷允准。然而，清廷渐废计划尚未实施，国内外时势急剧变化。面对反清浪潮，清廷内部立宪呼声日益高涨，立宪急需新式政治人才。1905年，清廷同意袁世凯等人“立停科举，广以学校”的奏请。上谕：着即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摘编自李世愉《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

材料四：随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发展，教育改革逐步深入。1951年下半年开始进行高等院系调整工作，1952年下半年至1953年各类高校的调整工作全部完成。经过院系调整，全国共有高校182所，其中综合大学14所，工业院校38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及其他类型院校。这次调整也有不恰当之处，如机械搬用苏联经验，不适当地取消了一些学科，有的专业设置过细，对人才的成长与合理使用不利。

——据崔晓麟《重塑与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等

材料一：“中华民族”观念最早是梁启超1902年提出的。梁启超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

——摘自郑大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

材料二：1925年夏，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声称：“我们要复兴中国民族，先要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力，要有了这一个自信力，才能够辨别是非，才能认清国家和民族的利害，才能够为世界的改造而尽力。”1934年及其后，国民政府所发动的一些全国性运动，一般也多打着“复兴中华民族”的旗号，如：“新生活运动”“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几乎所有的军政要员，都出版过以“民族复兴”为题的为数众多的宣传著作，涉及抗战建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内容丰富不乏见识且充满爱国热情。

中共在抗战时期主要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建设，但出于反侵略斗争的民族大义和与国民党合作的现实需要，也不讳言“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说法。

——摘自黄兴涛《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

材料一：旧民本是时代呼唤君主集权的产物，新民本则是在时代试图解构君主专制制度之际应运而生的。所以旧民本中包含着浓厚的尊君思想，而新民本思想中则包含着强烈的限君意识。如果说“一盘散沙”式的小农社会迫切需要强有力的君主集权来实行国家权力的整合，那么，手工商业时代到来之际那只“看不见的手”便开始排斥君主专制制度。新民本思想在尊君和限君的同时，却无法摆脱旧的传统思想的羁绊，最终选择了有限的君主制度，而未能顺利驶向近代民主的广阔海域。

———摘编自冯天瑜、谢贵安《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

材料二：新民本思想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约束君主权力。他们以社会分工理论为基础确立宰相与君主的同事关系，在行政上拥有与君主“同议可否”的权力。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是治理国家的机构。学校参与治理天下的主要途径是对君主进行监督与制约。王夫之则提出将中央的权力一级级分解：“天子之令不行于郡，州牧刺史之令不行于县，郡守之令不行于民，此之谓一统。”

———摘编自谢贵安《明清文化史探研》

材料三：梁启超在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提出政为民政、政以为民，他认为先民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之外，此种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是我国政治论之最大缺点”。孙中山主张发扬光大中国传统重民思想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下为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具有浓厚重民色彩的思想十分称道，并用近代民主观念加以诠释，主张把政权公之于天下，让人民当家作主。

———摘编自韩丽雯《近代中国民本思想演变的机缘和桥梁》

材料一：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这部书籍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臣窃闻东西各国，皆以立宪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材料三：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关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

君主专制制度在明清时期逐渐走向衰落，思想家们对君主专制制度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探索与发展的历程，结合材料一，二，三及所学知识，简述对这一历程的认识。（要求。史论结合，逻辑严密，结论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