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启动、滑行，机头昂起，直插云霄。2017年5月5日下午，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我国首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备国际主流水准的干线飞机C919成功首飞。在欢呼庆祝的人群中，87岁的程不时是特意来见证这一时刻的。

    从1970年，我国自主研制的运十飞机立项，到C919成功首飞，中国人的“大飞机梦”穿越了47个春秋。作为运十飞机的副总设计师，程不时则亲历了这一梦想步履蹒跚的曲折历程，也因此透彻地理解这一梦想的现实意义。

    程不时：外国人曾经说中国，你中国是一只鹰，但是给你没有翅膀，你没有这种大的民用机。

    1951年，程不时从清华大学毕业，从事了他的航天事业。后来，他成为我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教1的总体设计师。之后，我国的“初教6”和“强5”等机种，也是在程不时担任总体设计师时完成研制与定型工作的。

    1970年8月，国家先后从各地调集了300多名航空技术人员，开始研制运十大飞机，当时只有41岁的程不时担任副总设计师。

    在运十之前，中国设计的只是10吨量级乘坐一两个人的小型飞机，而运十设定的技术指标是最大起飞重量110吨，载人100到120名。摆在程不时和研发团队面前的，不仅有技术难点，还有现代企业管理上的盲区。

    当时，甚至连正式办公的地方都没有的艰苦环境中，程不时他们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技术革新。

    1980年9月26日，经过十年的研制，运十开始了首次试飞。

数据记录，运十起飞重量110吨，最大速度超过0.8马赫，实用升限12000米，最大航程超过8000千米。从1980年9月的首次试飞，到1984年，运十一共飞行130多个起落、170多个飞行小时，先后到达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广州、昆明等国内主要城市，同时运十还是第一架飞抵拉萨的国产飞机，并往返七次向拉萨运送救灾物资。虽然在飞行中，运十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在七次飞抵拉萨这个短暂的辉煌之后，运十的试飞因后续资金戛然而止。

    程不时：当时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条就是中国哪怕是简陋的条件，可以慢慢丰富起来，另外一条思路，是中国发展航空必须要有拐杖，拐杖指要外国人来辅佐，没有拐杖不行，这就是他们的话。

    2007年3月，中国重启大飞机项目，并在第二年成立专门的商业飞机设计公司，程不时担任专家组成员，与大飞机之缘得以重续。47年，改变了程不时的容颜，但没改变他那份航空报国的情怀。

    程不时：这是很大的历史转折，它不是一架飞机的试飞的问题，而是民族转了一个大弯以后，回到康庄大道上来，继续向前走将是一大片新的形势。

材料二：

    中国商飞美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叶伟在洛杉矶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C919机身线条流畅，机体从设计、计算、试验、制造等均为中国自主进行。飞机设计研制中有多项重大技术突破，如超临界机翼、新材料应用等。叶伟指出，有人说，这款大飞机中国主要是造了个壳子，这是一种误解。总体集成正是大飞机制造的核心技术之一。作为航空制造业的一大难点，集成技术的突破正是中国航空制造业取得巨大进步的标志。

    C919也堪称全球合作的典范。其发动机、航电、飞控系统等来自多个欧美合资或独资公司，供应商包括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霍尼韦尔公司等，可谓遍布全球。叶伟说，“从这一角度看，为各国供应商创造价值、为全球人民创造福祉的C919，正承载着全世界的骄傲和希望。”

（摘自南方网《C919中国只“造了个壳子”？中国商飞这样回应》2017年5月6日）

材料三：

    新华社5月8日新媒体专电 据统计，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研制的中国国产大飞机C919客机，5月5日成功首次试飞后，截至目前，其市场订单已达到570架。根据预测，未来20年仅国内航空运输市场就需要干线客机5952架，价值近9000亿元，C919大型客机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材料一：

    “高铁对经济社会影响广泛，高铁发展极大方便了人们出行，促进中国向‘一体化城市’时空格局的转变，并对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梁建英（我国高铁装备行业女总工程师）表示，中国高铁这十几年来快速发展，在运输能力、轨道交通装备的整体能力上均有提升。

    她表示，中国幅员辽阔，包含各种复杂地理环境和条件，让中国高铁产品谱系和研发平台有了更全面的发展，甚至可以挑战全球恶劣环境，向不同用户提供所需要的动车组。梁建英说，现在中国高铁发展拥有完善创新的研发体系，并建成了一支肯打硬仗的研发队伍，为高铁产品提供良好的基础。她透露，研发团队正在研制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以填补高速列车和航空之间速度上的空白。预计样车将于2020年下线。谈及未来中国交通系统的模式，梁建英认为，将是结合航空、高速磁浮、高铁、城市地铁，以及公路交通等立体的空、天、地一体化模式，其中高速磁浮列车将是重要的交通补充模式。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9月28日《中国高铁发展为社会整体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材料二：

（材料来源：《2018-2023中国高铁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材料三：“和谐号”和“复兴号”的区别：

    它们发展的历程不同。“和谐号”是我国铁道部于2004年在引进国外列车技术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需求，生产出来的列车，于2007年被正式命名为“和谐号”，列车的英文代号为CRH。“复兴号”的研发时间比较晚，于2012年开始研发，是由中国铁路总公司牵头组织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的动车组列车，2017年才被正式命名为“复兴号”，列车的英文代号为CR。

    它们的能耗也不相同。在350公里的时速下，“复兴号”的能耗比“和谐号”低，总能耗可以下降10%。“复兴号”寿命要比“和谐号”长。在相同的环境下，“复兴号”可以使用30年而“和谐号”只能使用20年。“复兴号”的车身造型更符合运行的环境，“复兴号”的车身可以减少运行时的阻力，不仅使得“复兴号”的外观更加流畅，使用起来也更加节能。

    “复兴号”容量也比“和谐号”大，不仅增加了列车的高度，连座位之间的距离也变得更加宽敞了。在安全性上，“复兴号”也做出了很大的提升，智能化的感应系统可以及时察觉到列车的问题，当列车出现异常时，系统会指挥“复兴号”列车减速或者停车。“复兴号”列车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那就是即使生产厂家不同，也能使用同一系统进行控制，互联互通的性能在国际上可以说是首创。

（摘编自“百家号”）

材料四：

    “复兴号”代表了我国高铁事业的蓬勃发展。高铁的兴起让铁路迎来了新时代，而“复兴号”的运营则是另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复兴号”代表了交通强国的目标正在实现。对于国土面积位居全球第三的中国来说，高铁动车的出现，大大加快了人口流动的速度，增加了人口流动的频次，经济圈范围由一城一市向更广阔的天地迈进，高铁速度也让人们的经济概念不断刷新。“复兴号”让中国人的民族自信更有底气。全自主研发而又领先世界的“复兴号”，就像是一剂强心剂，让我们备受鼓舞。外媒的高度关注也证明“高铁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可。

（摘编自“众说”）

    材料一

    据多家媒体报道，多项研究显示近年来全世界的蜜蜂数量减少，甚至存在灭绝风险，蜜蜂数量锐减已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

    在坊间传闻中，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蜜蜂消失后，人类只能活四年。”这个假托爱因斯坦的说法虽然已被证实确实为“假托”，但却从一定程度上昭示了蜜蜂的特殊性。

    在人类发现蔗糖和甜菜糖之前，是蜜蜂生产的蜂蜜开拓了人类舌头味薔上最初的甜。假如蜜蜂灭绝了，首先人类可能再享受不到蜂蜜的美味了。其次，除了玉米、小麦、大米等风媒作物以外，全球约30%的农作物都依賴虫蝶授粉，如果传粉昆虫消失，虫媒作物的产量就会显著下降，有些甚至会出现减产甚至绝收的危机，人口数量持续暴增的人类将面临严重的饥荒。

有研究表明，相比人工授粉，昆虫授粉可以使大多数作物的产量质量都得到提高。而相比苍蝇、黄蜂、甲虫这些授粉昆虫，能够大规模家养的蜜蜂在授粉上更高效更专业，。

    (摘编自《假如蜜蜂灭绝人类只能活四年？》2018年4月3日《中国妇女报》)

    材料二

蜂蜜的主要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在自然界中是非常珍貴的能量来源，是许多动物都无法拒绝的诱惑。通过法国及西班牙岩画上的证据推测，人类大约从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在野外获得蜂蜜了。

    为了获得秘密的蜂蜜来源，古塢及人最早对蜜蜂进行驯养。作为最早被人类驯养的昆虫之一，西方蜜蜂随着人类活动被带到世界各地。目前除南极洲外，每个大陆均有西方蜜蜂分布。但毕竟西方蜜蜂对于许多地区来说是一种人为引入的外来物种。由于它们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一些本土的野生蜜蜂种群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

    以中国为例。西方蜜蜂于1896年被引入，由于它们体型较大，竞争能力强，造成我国野外分布的原生种类中华蜜蜂的分布区域迅速缩小，而一些本土生态系统中依赖中华蜜蜂传粉的植物，西方蜜蜂很少拜访，进而也影响到植物授粉量。

    (摘编自《“蜜蜂消失后，人类只能活四年”》，2018年5月1日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

    材料三

    为了防患于未然，科学家们也开始着手研究“机器蜂”或其他替代品，来实现蜜蜂的授粉功能，以应对未来蜜蜂可能消亡的糟糕情况。但从目前来看，短期内都无法代替蜜蜂。

    想要生产1千克的蜂蜜，辛勤的蜜蜂必须要完成200万朵花以上的巨大“工作量”，90万英亩(约3642.17平方千米)的杏仁树，需要蜜蜂为3万亿朵花来授粉。像无人机授粉这种方式需要远程操控，指挥整个蜂群那样的一大群无人机似乎不切实际。只能寄希望于未来某日，通过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和人工智能，无人机有一天“学会”自己飞行。

    机器蜂无法像真正蜜蜂一样“酿造”香甜的蜜，因为蜂产品内部有蜜蜂自身携带的生物活性物质，这点是机器蜂完全不可能取代的。

    另外，在传粉昆虫和开花植物的协同进化过程中，蜜蜂等昆虫逐渐形成了高效传播花粉的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这也是机器蜂难以具备的。

    (摘编自《假如蜜蜂灭绝，人类只能活四年？并非耸人听闻》2017年4月24日新浪科技)

材料一：

    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讲述了太阳老化膨胀引发爆炸之前，面对重重挑战，人类齐心协力拯救地球家园的故事。新奇的背景设定，感人的故事情节，逼真的视觉效果，令观众大呼过瘾，而这一切都少不了主创人员的精心制作与打磨。相关人员表示，此次《流浪地球》的数字特效大部分都是由中国本土团队完成。

    《流浪地球》的出现，源于日渐繁荣的中国科幻文学的支撑。2015年，刘慈欣凭借《三体》摘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一时间在中国掀起了科幻小说热，亚马逊图书销售排行榜中，《三体》位列第一，《流浪地球》位列第七。

    科幻受众不断增多的背后，也离不开中国民众科学素养的提高。中国科协2005年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仅略高于1%。截至2018年，这个数字已达到8.47%，并且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城乡差距、人群差距不断缩小。

    （摘自《陕西日报》2019年2月19日）

材料二：

    与30多年前开始的春节联欢晚会、20多年前出现的元旦“贺岁档”电影一样，“春节档”电影折射着中国社会、文化、受众心理的变迁。

    今年“春节档”电影，文化的本土性得到更多彰显和更具创新性的表达，也得到了更多观众情感的认同与审美的共鸣，显现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如週异于西方同类题材影片设定的电影《流浪地球》，人类选择背负地球家园一同迁徙，用“愚公移山”式的故事与艺术的手段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推崇集体、讲求合作、重视家庭，对故土和家国的热爱等精神内核和价值观，既具民族性，又胸怀世界。文化内核是科幻文化的基石。一如原著作者刘慈欣在20年前创作同名小说时的表态——“我们不是在流浪，而是依然和我们的古老文化在一起。”

    （摘自《人民日报》2019年2月21日）

材料三：

    “中国电影科幻元年，不是一部电影就能开启的，未来还需要有更多科幻片面世，取得观众认同，中国科幻电影这个类型才算是真的立稳脚跟。”《流浪地球》制片人龚格尔说。

    中宣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陆红实指出：“《流浪地球》是中国电影产业转型升级的标志之作。书写方式、制作方式都做了颠覆性、创新性的表达，体现了大格局、大思维、大手笔、大主题，标志着国产电影在创作上达到一个新高度。”

    《流浪地球》观摩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不盲目使用“流量明星”，而是将资金投入到场景、道具、特效等制作层面，这是《流浪地球》为电影产业提供的成功启示。

    （摘自《光明日报》2019年2月17日）

材料四：

    近年来中国科幻片的投资有所增加，但投入和票房相差悬殊。2009年《机器侠》投资1亿元，票房5000万元，位列国内票房第32位，同年国内票房总冠军则被美国科幻片《2012》占据，获得4.66亿元票房；2010年中国的合拍片《未来警察》投资1.5亿元，票房也只有5899.5万元。

    而美国科幻片的投资制作，当年以35亿美元席卷全球票房的《阿凡达》，实际耗资3亿美元，但是卡梅隆早在1995年就写好了长达8页的剧本，他用了14年构思准备，拍摄又花了4年时间，可谓十年磨一剑。另据统计，好莱坞每年花在剧本开发上的费用高达9亿美元，这样的剧本开发费用对于中国来说简直不敢想象。

（摘自《艺术百家》2018年第1期）

材料一：

远在历史时期的初期，黄土高原到处都是森林或草原。由于农业发展，平原旷野逐渐开垦为耕地。陕西省中部泾渭两河下游，山西省西南部汾河和涑水河之间以及河南省西部伊洛两河河谷都是这样成为文化最早发达的地区的。这当然会使有关的森林草原受到一定的破坏，不过这在黄土高原上所占的比例不算太大，还不至于有太大影响。到战国后期以至秦汉时期，破坏的地区就相继扩大。当时秦国向西北扩展主要就在泾河上游，当地草原转变成农耕地区，此后由于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两方势力在黄土高原北部互相消长，农田和草原就不免相应地随时改易。每一次变迁都引起生态平衡的失调。

森林遭受破坏自然与发展农业有关，因为破坏了森林就可空出土地从事耕种，这只是其中的一端，其他如伐取材木当作薪柴等，都会使林地缩小或消失。不过在历史时期的早期，这样的破坏程度是相当微小的，甚至是无足称道的；随着时移岁易，就愈益严重。大致说来，黄土高原森林遭受破坏，可以分为四期：第一是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一开始，还说不上有什么大规模的破坏，到了后期，现在陕西中部和山西西南部等所谓平原地区的森林，绝大部分都受到破坏，林区明显缩小；第二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上述的平原地区的森林，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到这一时期行将结束时，平原上已经基本没有林区可言了；第三是隋唐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平原已无林区，森林的破坏开始移向更远的山区；第四是明清以来时期，这一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黄土高原森林受到摧毁性的破坏，除了少数几处深山，一般说来，各处都已达到难于恢复的地步。

促成生态平衡失调的原因，还应该加上历来不合理的农耕制度和耕作技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阶级大量据有土地。一般农民只有少量土地，甚至根本没有土地，因而就不免到处开垦，由于不断的开垦，终于形成了滥垦，把若干根本不适于农耕的土地也都尽量开垦了。这样滥垦的土地产量不会很高，无法借此解决粮食问题，所以只好更多地开垦，这样就把原来地面上的植被都破坏了。这就是说，黄土高原不仅森林和草原被破坏，就是一般植被也难于保存下来。

黄土高原上的耕作方式，长期以来很少精耕细作，而是广种薄收，广种薄收是促成滥垦的另一个原因。既然广种，也就不一定去选择耕地了，甚至极陡的坡地也要种植。陡坡本来容易流失水土，一经耕种，疏松了土壤，当然更会使水土流失。森林草原的破坏，水土已经容易流失，再增加这样的人为作用，水土流失自然相应加速，流失的水土通过沟壑溪涧，最后都汇集到黄河，就增加了黄河泥沙含量。据近年测验，黄河每年通过三门峡流到下游的泥沙，多达十六亿吨。这是不能不引起注意的重大问题。

　（编选自史念海《历史地理学十讲——黄土高原生态失调的原因》）

材料二：

中国的农业地带应划分成两个地区：一是黄河流经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平原，一是长江流经的长江中下游。黄河源自青海的巴颜喀拉山，长江源自唐古拉山，起源地相距不远，但两条河流在中游地段，一向北一向南，跨度极大。它们的跨度，象征了中国本部历史的多元发展。最后，黄河、长江分别流入黄海、东海。这两条大河，一是黄色，一是绿色，正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

黄土平原上的居民，背向青天脸向地，艰苦求生，每一份粮食都是靠自己的汗水换来的。土地要经过耕耘成为熟地，双手上的厚茧缝里充满了黄土，因此他们坚定地固守在家乡，不愿迁移。他们艰苦耐劳、安土重迁，心态比较保守。但他们在南方长江流域的邻居就不一样了。长江经过高山以后，流入丘陵，穿过四川的峡谷，奔向有着湖泊和小河流的大平原。丘陵山林里有足够的粮食，湖泊和河流旁有许多肥沃的土地，所以这个地区居民的生活是快乐的，心态是活泼的，他们愿意变动，也不在乎变动。他们的歌唱有如树林里的清风和溪谷里的流水。

北方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在南方，出现的却是多思辨甚至是辩证式的老子和庄子，对宇宙充满了问题。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圆圆的曲线一直都是南中国最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相对而言，黄河流域的艺术表现形式却是正方、正圆、正三角，极为厚重。

这两个文化区之间，只有一些像秦岭和伏牛山这样不算很高的山，并且有许多通道相通，所以黄土的中国和长江的中国，虽似隔离，却能持续不断地交流、冲突，相互刺激，终于并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地区。黄土中国和长江中国，一硬一软、一方一圆、一绝对一相对，这两条路线的交织，使得中国思想既能谨守原则，又能应付时代的变化。正如北方的石刻和南方后来发展的水墨画，既有具体的写实，也有抽象的写意，相互交织成既复杂又丰富的艺术传统。

（编选自许倬云《万古江河——孕育出中国文化的自然地理》）

材料一：

现实生活慌慌张张，为何还要拼命维持朋友圈里的风光？

面对每时每刻、铺天盖地的动态分享，也许有人表示倦怠，有人选择无视，但必须承认的是，在现代社会，社交媒体与我们生活的联系愈来愈密切，朋友圈本身成为了社交场域、展现自我的公共舞台。事实上，朋友圈不是镜子，投射的不是生活最真实的那一面，而是通过发布者的选取和加工，所构建的一种“拟态图景”。就像剧场中的演员一般，精心打造朋友圈的人们会利用各种符号展现自己的形象，通过自我筛选和包装，展现多面人生中的光鲜亮丽。

其实，人生与朋友圈之间的不同，发布的人毫不掩饰，点赞的人也心知肚明。不完美才是人间真实，现实世界里的生活是信息无损的杂存，朋友圈更像是信息的窗口和集合。在状况百态的旅途中，选择最能出片的姿势、放大最具意境的景观、提炼最有生命能量的感悟——精装朋友圈，正是从平淡的生活中寻找亮点，留下自己最美好、最感动、最热烈、最特别的瞬间。

不仅仅是在朋友圈，千百年来，多少艺术作品，又何尝不是为毛坯现实精心打造的桃花源？居住于湖畔的梭罗，生活很是清苦，赶牛经过的人看见他的房子，就觉得这生活没法忍受，但梭罗笃定自己热爱这里：“在水流之畔定居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大地会在水的浮力影响下漂浮起来。”近段时间，许多游客因为欣赏李娟的文字，慕名前往阿勒泰，亲眼见一见书中所描述的罕见美景。事实上，作家在此处的生活，并非只有四野无人的轻松感和风景秀丽的愉悦感，更多的还有现实的苦难与蹉跎。李娟曾在“冬窝子”里度过一整个冬天，临时搭起来的营地里，简陋的帐篷四下漏风，但她仿佛是躺在全世界最温暖舒适的床上一样，“像小鸡捂在母鸡翅膀下一样安全又舒适……”

不论是流淌于艺术作品里的瑰丽，还是闪现在社交平台上的绮丽，那些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美好图景，总是给人以向往，甚至是慰藉的力量。也许毛坯是现实，但精装是愿景，作为毛坯人生的装饰存在的精装朋友圈，更多的是带来一种“愿望的投射”和“心灵的按摩”，承载着人们对“另一种生活状态”的憧憬。当然，要想实现从毛坯人生到精装人生的真正转变，单靠朋友圈里的积极“营业”、一味追求出片，还远远不够。更何况，若是沉浸于虚拟世界里的“雕琢”，与现实脱节，就很难看到真实生活里的种种风景。

说到底，朋友圈的初衷本是记录，只要真诚的表达，而非畸形的攀比炫耀，便无伤大雅。精装朋友圈固然能让人们获得一时的心理满足，但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在看似琐碎、庸常的现实生活中，发现精彩、寻找意义，把一成不变的日子过成五彩斑斓的诗。

——曹怡晴《人生可以“毛坯”，朋友圈必须精装？》

材料二：

继将“毛坯的生活”变成“精装朋友圈”之后，“预制朋友圈”可以被视为通过“预制”的方式，对“精装”的进一步打造。它像一条社交媒体内容的生产线，拍摄、选片、p图、文案、定位、发布，每一个环节都被精准操控。发布者不是单纯的记录者，而更像是运营者；平台也不像是工具，而更成为人格的延伸；内容不符合物理世界的真实，却似乎更贴合自我建构的真实。

这背后的心理动机，其实不难理解。朋友圈越来越成为人们展示自我的“前台”，拟剧理论的提出者戈夫曼认为，在前台，人们呈现的是能被他人和社会所接受的形象，后台的生活正是为前台的呈现做准备。为了扮演这样的“完美角色”，也早有媒体曝光了由此催生的产业链：有人通过购买虚假朋友圈、修改朋友圈定位、用打车软件订豪车拍照等，“制造”人设。这无疑是一种极端的自我修饰现象。

让人反复纠结的，不仅是自我形象的建构，更有数字化影响下的社交规则和社交礼仪。究竟让渡多少隐私能既满足自己的“表达欲”又不会显得“凡尔赛”？究竟掌握怎样的发布节奏能让自己既保持“在场”又不会“刷屏”引人反感？该传递怎样的情绪和观点更容易让他人接受？种种矛盾之处看似相距甚远，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却近在咫尺，一不留神就容易被人划入另一个象限。这也让原本随手拍的朋友圈变成了一件需要细致权衡的事情、展现出的是一种相对复杂的社交艺术。如今，“预制朋友圈”似乎正中这一痛点，让人们在面对这些社交情景时能更从容、有备而来，从而重新获得些许掌控感。

有人说，何必给自己增加这种社交负担。不在意数字化社交的人，大可关闭朋友圈。但当社交媒体越来越被赋予社会化竞争的价值时，希望享受其红利的人则沉浸于朋友圈的这种包装潮流中。这里的“包装”并没有贬义，而是一种对生活切片的选取，和对社交意义的重新把握。通过放大自己的精致生活和个人成就，来装点平淡的生活，也提升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辨识度。

因而，预制朋友圈与其说是对社交焦虑的妥协，不如说是在网络空间中一种主动的社交策略。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社交本身的实时性和真实性被消解，或者说改写。正如法国哲学学者鲍德里亚指出的“拟像世界”的特点，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对真实世界失去兴趣，却沉溺在“拟像”之中。

这种消解究竟会对社会和个人产生何种影响，仍有待验证和讨论。不过，无论如何“预制”和“精装”，都别成为单纯追求点赞量或流量的工具人，妨碍对真实生活的追求和对真实自我的认知。

——孙小婷《“预制朋友圈”火了，一种新的社交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