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儒家思想要生生不息，就必须不断实现自我更新，积极接受和吸收外部的文化因素，才能适应阶级和时代发展的需求，获得常新的生命。

——摘编自陈炎《从儒学的历史演变看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

材料二：自朱熹评注的儒家经典成为文职人员考试的根据以后，理学成为直到19世纪末叶以前帝国官方的正统观念，其结果是为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提供了其所以存在的一个学术性理由。虽然这一理由从根本上有助于独特而历史久远的中国文明的延续，但其代价却是形成了压制外界所有独创性和新观念、显得荒谬可笑的因循守旧。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中国古代的农学很发达，仅农书即达三百余种，因为在自然经济基础为主体的古代中国，农业的繁荣和实现孔孟学说所憧憬的“德治”、“仁政”息息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中，最为官方重视的便是天文学。由于中国文化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自然界的天体便有了伦理的属性，天文学也就成了佐证“天人合一”的自然知识与纲常伦理相契合的学科……儒家坚持“经世致用“济世拯民”的道德理想，所以古代的科技活动也就毫无例外的带有超强的工具性，并成为农业社会经济繁荣的原因。由于儒家哲学偏重于“修身养性”，注重精神内涵，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客观上也限制了社会、科学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郭洪纪《儒学哲学与中国古代科技》

材料：

——摘编自李凭《曹操形象的变化》

从以上材料中任选两个相邻的时段，指出曹操形象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材料一：秦始皇构建了大帝国的框架，组装了硬件，汉武帝确定了大帝国的中枢运作机制，加上了软件。

——金克木《风流汉武两千年》

材料二：皇权为了维系自身权力的专制性，就必须创建出能够突破甚至凌驾于这类束缚和侵蚀力量之上的制度性手段；这种反制衡除了表现为一些非常规性的举措之外，更突出地表现为种根本性的制度建设，这就是：不断在常规的国家行政官职体系之外，设立由它取代可能限制皇权的外朝官制体系而执掌国家核心机密和极高权力，使皇帝能够通过亲自掌握这一秘书机构并赋予它巨大的权力，从而对外朝常规官制体系施以强大的反制衡。

——王毅《中国皇权制度研究》

材料三：明代政治暴戾已是人所尽知的事实，廷杖、诏狱、流徙乃至日常的薄俸，人主对士大夫的施虐几乎无所不在。然而，在明代二百七十多年历史上，却从未有过士大夫谋反的确凿记录。如果说士人有所反抗，则主要是以言论的方式体现为某种精神表达，其实际意义往往是在伦理道德上对皇权表示否决。

——李庆西《最后的儒者》

材料一  宋儒通过对经典的研究，发现经典并非“圣道之全”，经典中还有不少阙文。不仅秦始皇焚书造成五经残缺，儒家经典在流传过程中也产生很多错误，影响了人们对圣人之道的理解。此外，不少宋儒还认为经典有牴牾之处，经典所记与历史事实有出入，经典中的一些内容立意并不高远，值得怀疑。有些人还指出六经之中的一些观念，也与社会现实有矛盾。宋儒还通过总结汉唐以来经学的种种误区，指出治经应以切于实用为目的，应以讲明圣道、求得义理为旨归。因此，面对异质文化的严峻挑战，首先要起来维护儒家主体文化的神圣性，特别是发掘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这是一场保卫“圣人之道”的文化战争。

——整理自人民网：宋代疑古思潮简论

材料二  随着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史学界“疑古”思潮再兴，对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所记载的夏商周三代以及五帝时代的历史提出诸多怀疑。1919年，胡适提出：“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通过疑古书、疑古事、疑古人的方式，提出以往的古史都是“层累地造成的”，从而彻底否定了司马迁古史体系的真实性。顾颉刚否认夏禹的存在，他通过对古史传说及《说文》的考证，认为“禹不是人而是一种动物——虫”。

——整理自刘毓庆：《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疑古思潮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