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唐代户籍分“良民”与“贱民”，前者为自由民，后者包括依附于官府的役户和门阀的家丁、奴婢。中唐之后，均田制解体，宋代“不抑兼并”，允许产权自由流动，“贫富无定势”，世家大族进一步削弱；另一方面，两税法使古代赋税制度由“舍地税人”向“舍人税地”方向发展。基于此，宋代废良贱户籍制，根据居城或居乡，划为“坊郭户”与“乡村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居民户口。又根据居民有无不动产，划分“主户”与“客户”，再以家庭财产之多寡，将主户划为不同户等。上等户纳税多，下等户纳税少，客户由于没有田产，则不用缴税，更不会被束缚在土地上，“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此外，宋代立法规定：一个人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获得当地户口。这样，大量商人、佣工、流民涌入城市。

——摘编自吴钧《户口册上的中国》

材料一 宋辽西夏对峙时期，北宋的东京开封府是最大的商业中心，此外还有一些地区性商业都会。这些大商业城市已完全突破坊和市的限制，商业活动也更为自由。在县城下面，有许多镇市，城镇郊外的农村还有草市定期集市贸易。在南宋统治区内，商业以杭州为中心，在长江流域及江南广大地区继续发展。

——摘编自卜宪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二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的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材料一 中世纪城市发展的基础是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生长受到了封建势力的阻碍，它需要得到国王的保护以制止封建贵族对城市的骚扰和镇压发生在城市中的暴乱…为了保护这种（跨国贸易）经济活动，国王必须强化本国的秩序，负责修筑本国范围内的道路、桥梁…这些都要求国王必须采取措施集中其领土内的资源，以满足国际性物流所需要的条件…随着这种权力的增强，统治者据此把自己定位在了“公共福利”的维护者上。

——丛日云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这种爆炸性的影响，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这里的帝国机构太封闭、太受约束。

——摘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此时期（民国初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表现为一种自发的发展，就其基本的动力而言，既有来自外部的因素一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国际局势的推动，又有内部的因素一受到中国社会本身的推动。当大部分列强忙于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国企业家承担起满足中国市场需要的责任，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需要是在进口工业品刺激下产生，并得到满足的。于是，在进口品不能满足中国市场需要的情况下，一种“替代型”的工业逐渐发展起来了。

——摘编自（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