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的阅读史，是一部以“仕”为主体的阅读史，阅读内容以忠孝经典为主导，甚至还规范了经史子集学习的先后顺序。但是，伴随着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带来纸质书籍的“贬值”，加之科举制度的实行，阅读权力也从绝对垄断到有限控制。藏书和阅读不再是王室和官吏的专利，民间藏书数量和读书的人数渐增多，书籍种类和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著书立说，还是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历代读书人，发奋苦读，求取功名，其目的都只是期特有朝一日，能“一举首登龙虎，十年身到风池”，“学而优则仕”无疑是封建时代读书人的最佳出路。

——摘编自郇红梅《中国古代民众阅读的演进》

材料二：晚清的四、读華命经过了一个较长的病酿期。新式体、新式出版机构及西学美学类的增加，为阅读革命的生成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持条件。但并未使潜在的阅读革命转化为现实。甲午一役后，士大夫读关注的焦点正由内而外、由古而今。推崇的学问家由诸子百家转为卢梭、孟德斯鸠等。士大夫津津乐道的关键词正由仁义、纲常、名教而转为民权、自由、革命等。一场外力推动型的“阅读草命”正悄然兴起。

——摘编自闾小波《论晚清阅读革命的兴起及政治功效》

材料一 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里，孔学因与皇权结合而政治化，皇权因与孔学结合而理论化。皇权虽不断更迭，而孔子的权威却日益稳固，从未动摇过。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1916年秋，康有为请政府于宪法中定孔教为国教。陈独秀连加痛驳，谓孔教与帝制有不可分的因缘，孔子提倡的道德礼教为封建时代的道德礼教，他的伦理学说与共和立宪政体相违。此后，李大钊、吴虞等人也对礼教进行了大力批判，胡适还提出了“打孔家店”的口号。

﹣﹣郭延以《近代中国史纲》

材料三 1966年至1976年，造反派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讨孔、批孔运动，反孔还是尊孔成为革命与反革命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1976年开始，全面客观地评价孔子成了学术界的热衷话题。1989年以来，学术界先后召开了“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及其他相关的学术会议，成立了“国际儒学联合会”等组织。

﹣﹣颜炳罡《五十年来孔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问题：

材料一：孔子坚信道德和政治不可分离，政治即是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控制。在孔子那里，“政”之语义源头是“正”，显然含有浓厚的道德寓意。他甚至直接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说：“为国以礼”。孔子并不愿意像法家一样，为执政者提供一整套的机构组织及法律设计，他始终相信道德的力量，以及道德表现形式——礼的力量。

——宋石男《孔子的历史和历史的孔子》

材料二：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创立了“性即理”的理学唯心主义国家哲学，认为人们内心本来就具有一切事物之理，具有封建伦理纲常，要求人们“去人欲”，维护和践行三纲五常，不要犯上作乱，才能“存天理”。之后，朱熹构建的以儒学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庞大唯心主义国家哲学体系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其地位几近孔子。继宋之后元、明、清三代统治者把发挥孔孟之道的程朱理学钦定为国家哲学。

——摘编自于今《国家哲学与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理论概述》

完成下列要求：

——摘编自赵吉惠等《中国儒学史》

材料二：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出现了范缜、王通、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及李翱等儒学家。范缜及其前后的儒者先后掀起了思想史上的报应问之争、达性论之争以及影响深远的神火神不灭之争，企图从各个方面批判佛教的哲学基础，以捍卫儒学的理论阵地。这一时期，魏晋经学在数量与质量上直逼两汉，传世的十三经近半数为魏晋人所注。隋代儒生王通毕生续作六经，为周孔之道的复兴呼号，提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修仁义礼智信，外建王道政治的思想，探讨了道的超越性与普遍性，研究了性情善恶等问题。至唐中后期，韩愈等名儒关于哲学的主题即天人关系问题进行了反复论辩，特别是在性情问题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唐太宗时诏命孔颖达等考定五经，高宗永徽四年（ 653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结束了南北经义分裂的局面，使得版本和经义两方面达到了形式上的统一。 
——摘编自赵行良《魏晋南北朝隋唐儒学发展辩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