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下图为1986年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遗址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克盉（hé），盖与器口内壁各铸有相同铭文44字铭文解释：

王说：“太保，你用盟誓和清酒来供奉你的君王。我非常滿意你的供享，命（你的儿子）克做燕地的君侯，管理和使用羌族、驭族、微族等六族。”克到达燕地，

接收了土地和管理机构，为了纪念此事铸造了这件宝贵的器物。

材料二：（始皇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丞相（王）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同镇）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三：

材料一：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二：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一 两宋长达三个多世纪的统治开始于公元960年初。此时的人们，尽管无不渴盼安定太平，却没有充足的根据相信赵匡胤能够稳固他所篡夺来的政权。这个赵宋王朝很可能不过是继梁、唐、晋、汉、周“五代”之后的“第六代”。如何保证长治久安，使宋代不致成为五代之后短命的第六代始终是萦绕在宋初统治者心间的重大问题。宋太祖、太宗及其谋臣在统一国家的过程中，稳步而有层次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统兵体制的变革开始，重建中央集权，有效地杜绝了割据再起的可能性。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材料二 鸦片战争中，清朝方面的接连败北，被归咎于汉奸（大多为福建、广东沿海民众）的活动。开埠之后亦因走私、苦力贸易、海盗猖獗，沿海地区的秩序极为混乱。但这种变动并未像元朝末年和明末清初，在沿海出现自立为割据一方的势力。其理由在于19世纪中叶急速进行的秩序重建。换言之，贸易由海关管理，而中央政府掌握海关和关税；且因海盗势力由英国海军扫荡，地方海上军事实力无所成长；还有以镇压各种叛乱为契机在地方掌握权力的督抚，停留在清朝的架构中并未自立。而且，海关和近代海军等以西方“制度“为基础的体制，比以中国既有“制度”为基础构筑的管理沿海贸易、维持治安的体制稳定，即使在19世纪末的变动期亦未发生动摇。

——【日】村上卫《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

材料三 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古已有之，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丝绸之路”可谓全球化的鼻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认识越来越成熟，务实合作、互利共赢、多元包容成为当代中国对全球化的总体认识和战略选择的出发点。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不断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同时，中国开始用自己的能力反哺世界。中国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自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居世界第一位。2013年到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经济充满韧性活力，备受世界瞩目。从国内发展到国际秩序维护，中国始终是全球化的正向推动力量。在一次次全球性危机中，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帮助世界经济走出困境。

——王辉耀、苗绿《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