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

    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他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银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亲生他时，年已七十二岁。他坠地后就遭父丧，又逢家庭之变，青年时就陪了他的生母南迁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当时上海文坛有著名的沪学会，李先生应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一。从此他就为沪上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广，终以“才子”驰名于当时的上海。所以后来他母亲死了，他赴日本留学的时候，作一首《金缕曲》，词曰：“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读这首词，可想见他当时豪气满胸，爱国热情炽盛。他出家时把过去的照片统统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彻底的做一个翩翩公子。

    后来他到日本，看见明治维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李先生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学得很好；到了日本，就买了许多西洋文学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纲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由此可想见他在日本时，对于西洋艺术全面进攻，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春柳剧社，纠集留学同志，共演当时西洋著名的悲剧《茶花女》（小仲马著）。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墨登场。这春柳剧社后来迁回中国，李先生就脱出，由另一班人去办，便是中国最初的“话剧”社。由此可以想见，李先生在日本时，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学一样，像一样。要做留学生，就彻底的做一个留学生。

他回国后，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你可想见，他是扮过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个美男子。今人侈谈“生活艺术化”，大都好奇立异，非艺术的。李先生的服装，才真可称为生活的艺术化。他一时代的服装，表现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各时代的服装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后来）他就学佛。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法师的僧腊二十四年。当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律宗是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律，严肃认真之极。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所以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的生活非常认真。举一例说：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示。

相关链接：①丰子恺说：“李先生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画，作文，吟诗，填词，写字……他对艺术，差不多全般皆能，而且每一种都很出色。专门一种的艺术家大都不及他，要向他学习。”②李叔同在浙江一师授课期间，培养除了丰子恺、刘质平、吴孟非、潘天寿等一批富有盛名的画家、音乐家。

粗鄙的暴发户审美充斥着我们的社会

冯骥才

    在北欧，尤其是奥斯陆的大街上，你会感到城市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整体性。它没有历史与现代的断裂与分离，而是和谐地浑然一体。这不仅是建筑外部，连建筑内部乃至家具风格也是一样。今天的他们依旧喜欢用新鲜的原木把屋顶装饰得像昔时的农舍，喜欢木头立柱，喜欢没有花纹雕饰的桌椅，喜欢用光洁的木板组合起来的衣柜与书架；但这不是不动脑子地去模仿传统，而是加进去一种后工业时代崇尚的简约美与现代科技能力包括精细的切割与抛光的技术，而使其成为现代审美中一种自己的文化主体元素。他们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即北欧传统审美的简朴转化为现代审美的简约。

    中国就麻烦多了。自汉唐以来，中原汉文化的审美似乎一贯而下。特别是明代的审美雍容大气、敦厚沉静，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汉之博大与唐之沉雄。然而到了清代，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帝们对生活文化表面化奢华的欲求，驱使整个社会的审美发生变异。特别是乾隆盛世，审美的繁缛与炫富感走到极致，完全脱离传统审美的厚重与含蓄。可是到清代中期之后，国力的衰败便使这种奢华的追求无法企及而日渐粗鄙，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遭到破坏。此后则是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在“不爱红装爱武装”时代，国民的美育和审美品格已不被提倡。当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农耕社会转向现代的工业社会时，我们已经无所依据和无所凭借。社会审美像没头苍蝇乱撞。或是呆头呆脑的仿古，或是跟着洋人亦步亦趋地做“现代秀”。如何在审美上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成了当代文化的大难题之一。没有现代审美，也就提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

    而北欧人从传统到现代的审美过渡，不是听凭自然，稀里糊涂地完成的。我想它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经过知识界，即建筑界、艺术界、设计师等长期的创造性的努力与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公众的认可。因为，只有成为集体审美，才是一种时代的文化特质。

    然而，我们至今还没有把美育列入素质教育；还有，知识界的努力是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只去克隆舶来的“现代”，或者在传统中找卖点，我们自己的现代审美则无法建立起来。我很欣赏奥运会中的中国印、祥云和开幕式中“画卷”的设计，这是一种积极和精心的努力。当然，还嫌太少，还只是在设计范畴的个别成功的范例，更大的文化问题是我们的现代审美。而这种时代审美是不会自动转换与完成的。如果现代文化建立不起来，留下的空白一定会被商业文化所占据。就像当前充斥我们社会的粗鄙又浮躁的“暴发户审美”。

(有删节)

追风筝的人

（美）卡勒德・胡赛尼

    斗风筝比赛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风俗。比赛一大清早就开始，直到仅剩一只胜出的风筝在空中翱翔才告结束。每个斗风箏的人都有助手，帮忙收放风筝线。我的助手是哈桑。

    若有风筝被割断，真正的乐趣就开始了。这时，该追风筝的人出动，那些孩子追逐那个在随风飘扬的风筝，在临近的街区奔走，直到它盘旋着跌落在田里，或者掉进某家的院子里，或挂在树上，或停在屋顶上。

    对追风筝的人来说，最大的奖励是在冬天的比赛中捡到最后掉落的那只风筝。那是无上的荣耀，人们会将其挂在壁炉架之下，供客人欢欣赞叹。每当满天风筝消失得只剩下最后两只，每个追风筝的人都厉兵秣马，准备摘取此项大奖。他们会朝向那个他们预计风筝跌落的地方，绷紧的肌肉蓄势待发，脖子抬起，眼睛眯着，斗志昂扬。当最后一只风筝被割断，立即一片骚动。

    我记得有个阴暗的冬日，哈桑和我追着一只风筝。我跟着他，穿过各处街区，跳过水沟，侧身跑过那些狭窄的街道。我比他大一岁，但哈桑跑得比我快，我落在后面。

    “哈桑，等等我。”我气喘吁吁地大喊，有些恼怒。

    他转过身，挥挥手：“这边！”说完就冲进另外一个拐角处。我抬头一看，那个方向与风筝跌落的方向恰好相反。

    “我们追不到它了！我们跑错路了！”我高声叫道。

    “相信我！”我听见他在前面说。

    我看到我们最终停在一条车辙纵横的泥土路上。路边有块田地，夏天会种满莴苣；路的另外一边有成排的酸樱桃树。只见哈桑盘起双腿，坐在其中一棵树下，吃着手里的一捧桑椹干。

    “我们在这干吗呢？”我上气不接下气，胃里翻江倒海，简直要吐出来。

    他微笑：“在我这边坐下，阿米尔少爷。”

    我在他旁边颓然倒下，躺在一层薄薄的雪花上，喘着气。“你在浪费时间。它朝另外一边飞去了，你没看到吗？”

    哈桑往嘴里扔了一颗桑椹：“它飞过来了。”我呼吸艰难，而他一点都不累。

    “你怎么知道？”我问。

    “我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朝我转过身，有些汗珠从他额头流下来，“我骗过你吗，阿米尔少爷？”

    刹那间我决定跟他开开玩笑：“我不知道。你会骗我吗？”

    “我宁愿吃泥巴也不骗你。”他带着愤愤的表情说。

    “真的吗？你会那样做？”

    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做什么？”

    “如果我让你吃泥巴，你会吃吗？”我说。我知道自己这样很残忍，好像以前我总是拿那些他不懂的字眼来戏弄他，但取笑哈桑有点好玩——虽然是病态的好玩，跟我们折磨昆虫的游戏有点相似。不过现在，他是蚂蚁，而拿着放大镜的人是我。

    他久久看着我的脸。我们坐在那儿，两个男孩，坐在一棵酸樱桃树下，突然间我们看着，认真地看着对方。

    “如果你要求，我会的。”他终于说，眼睛直看着我。我垂下眼光，时至今日，我发现自己很难直视像哈桑这样的人，这种说出的每个字都当真的人。

    “不过我怀疑，”他补充说，“你是否会让我这么做。你会吗，阿米尔少爷？”就这样，轮到他考验我了。如果我继续戏弄他，考验他的忠诚，那么他会戏弄我，考验我的正直。

    要是我没有开始这场对话就好了！我勉强露出一个笑脸，“别傻了，哈桑，你知道我不会的。”

    哈桑报我以微笑，不过他并非强颜欢笑。“我知道。”他说。这就是那些一诺千金的人的作风，以为别人也和他们一样。

    “风筝来了。”哈桑说，指向天空，他站起身来，朝左边走了几步。我抬头，望见风筝正朝我们一头扎下来。我听见脚步声，叫喊声，一群追风筝的人正闹哄哄向这边跑来。但他们只是白费时间。因为哈桑脸带微笑，张开双手，站在那儿等着风筝。

（节选自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有删改）

【注】文中的阿米尔是阿富汗的一个富家少爷，哈桑是他的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