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家训最早是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周公旦由于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训子，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家训的形式日益丰富。

    中国的家训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指向。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前文说到周公戒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的家训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言传下来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祖制定了《钱氏家训》，钱氏子孙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选自胡申生的《中国家训家风中的文化传承》，有删改）

    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炫耀暴力和武功是氏族、部落大合并的早期宗法制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光辉和骄傲。所以继原始的神话、英雄之后的，便是这种对自己氏族、祖先和当代的这种种野蛮吞并战争的歌颂和夸扬。殷周青铜器也大多为此而制作，它们作为祭祀的“礼器”，多半供献给祖先或铭记自己武力征伐的胜利。而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祇。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在今天是如此之野蛮，在当时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正因如此，古代诸氏族的野蛮的神话传说，残暴的战争故事和艺术品，包括荷马的史诗、非洲的面具……尽管非常粗野，甚至狞厉可怖，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美学魅力。中国的青铜饕餮也是这样。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沉没的历史力量。它的神秘恐怖正是与这种无可阻挡的巨大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崇高的美。人在这里确乎毫无地位和力量，有地位的是这种神秘化的动物变形，它威吓、吞食、压制、践踏着人的身心。但当时社会必须通过这种种血与火的凶残、野蛮、恐怖、威力来开辟自己的道路而向前跨进。这个动辄杀戮千百俘虏、奴隶的历史年代早成过去，但代表、体现这个时代精神的青铜艺术之所以至今为我们所欣赏、赞叹不绝，不正在于它们体现了这种超人的历史力量才构成了青铜艺术的狞厉的美的本质？这如同给人以恐怖效果的希腊悲剧所渲染的命运感，由于体现着某种历史必然性和力量而成为美的艺术一样。超人的历史力量与原始宗教神秘观念的结合，也使青铜艺术散发着一种严重的命运气氛，加重了它的神秘狞厉风格。

    同时，由于早期宗法制与原始社会毕竟不可分割，这种种凶狠残暴的形象中，又仍然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从而使这种毫不掩饰的神秘狞厉，反而荡漾出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的美丽。特别是今天看来，这一特色更为明白。饕餮纹饰也是如此。它们仍有某种原始的、天真的、拙朴的美。所以，远不是任何狰狞神秘都能成为美。恰好相反，后世那些张牙舞爪的各类人、神造型或动物形象，尽管如何夸耀威吓恐惧，却徒然只显其空虚可笑而已。它们没有青铜艺术这种历史必然的命运力量和人类早期的童年气质。

    社会愈发展、文明愈进步，也才愈能欣赏和评价这种崇高狞厉的美。在宗法制时期，它们并非审美观赏对象，而是诚惶诚恐顶礼供献的宗教礼器；在封建时代，也有因为害怕这种狞厉形象而销毁它们的史实。恰恰只有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宗教观念已经淡薄，残酷凶狠已成陈迹的文明社会里，体现出远古历史前进的力量和命运的艺术，才能为人们所理解、欣赏和喜爱，才能成为真正的审美对象。

牙舟是贵州省平塘县一个偏僻的村落，主要居住着布依族、苗族和汉族，民俗文化丰富，境内有丰富的陶土资源和适合烧陶的栗木。明朝洪武年间，江西人杨正真入黔，在平塘地区建长官司衡署以后，社会秩序安定，江西迁居平塘地区者日众，陶瓷生产工艺随之传入，于是产生了牙舟陶。牙舟陶是汉族带入的一种制陶技术，但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融入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布依族是当地人口占比例较多的一个民族。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迫切需要寻求精神的庇护，于是便产生了图腾崇拜。布依族的图腾主要有龙凤鱼等，这些图腾作为装饰，被应用在衣服、染织、雕刻等方面。一方面，由于铁器等的出现，传统陶器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为了适应市场需要不得不开发新的产品；另一方面，由于当地民族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陶工的审美，他们从布依族的图腾、礼仪、古代图案中吸取元素，加入自己的想象，形成了这些独特的造型与装饰。这正是牙舟陶宝贵的艺术价值所在。

    牙舟陶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独特的装饰效果。牙舟陶表面千奇百怪的装饰，特别是由当地陶工想象、设计后制作出来的“小怪兽”样子的雕塑摆件，一个个龇牙咧嘴，形态夸张。碎玻璃、粘土、草木灰、着色氧化物等原料形成的透明颜色釉，便成为牙舟陶最主要的艺术特色。牙舟陶使用光泽度良好的玻璃质釉水，由于玻璃质釉的膨胀系数大于坯体膨胀系数，因此在烧制完成后便形成了特殊的冰裂纹，色彩古拙，淡雅和谐，充满一种神秘感。

牙舟陶虽然没有宜兴紫砂的工艺繁琐、没有景德镇瓷器的光滑细腻，但是其原始粗犷、不拘一格、充满乡土气息的造型却有着别样的美。有这样一句话：“自由创造美。就牙舟陶来说，这“自由”包括想象力的自由和造型的自由。牙舟陶艺人们通过对生活的观察，融合传统造型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创造出各种神态迥异的造型，体现了牙舟陶艺人丰富的想象力以及这种敢想、敢做的精神，也是牙舟陶宝贵的艺术价值之一。

    牙舟陶主要用爬坡窑烧成，由于窑内温差等的变化，往往会形成窑变，这种不可控的现象给质朴的牙舟陶增加了无限乐趣。

    时至今日，牙舟陶的生产制作依然保持着原始的方式，从原料加工、制作、施釉、烧制直到出窑都由一个人独立或几个人完成，甚至需要掌握建造爬坡窑的技术。牙舟陶的捏塑是纯手工成型，不需要模具，工具也相当简单，并且每位陶工所捏的造型都是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动物或者异兽的形象来进行制作的。先捏出基本造型，再用泥条在泥坯表面堆出浮雕图案的大致形状，最后用竹片压出细部花纹。这种自然的方法使得牙舟陶的每个捏塑都造型各异，陶工的每一次雕琢不是简单的重复性生产，而是在进行充满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期望美好生活的艺术创造，因此每件作品都自有不同的神态、性格，充满着活力。

（摘编自吴俊卿《牙舟陶初探》）

    ①唐诗现在又开始让人感觉真切和亲切了，这是经历了和传统文化分别的痛苦之后才有的内心感觉。经历了千年，唐诗还留下那么多，可以想象当时的创作盛况。那么多唐诗显然不可能都是为了功名而写作的。它是一种流行的东西，是社会场合的一种交流方式，更多时候就像现在的歌词。王之涣和高适、王昌龄几个去歌台舞榭，听歌女唱他们的诗。几轮下来，独独听不到王之涣的诗。王之涣指着歌女中最美的一个，对在座的诗人们说，如果她唱的不是他的诗，他从此就不写诗了。那个最美的歌女出场唱的果然是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那一首。这说明我们所景仰的唐诗，在当时很可能多是传唱的歌词。当时写诗的人太多了，即使是李白，也可能就是在盛唐被歌唱了一些年。在晚唐大概唱不过小李杜和温庭筠吧？杜甫的诗，可能文本些，难以流行；杜甫的崇高地位，在他死去数十年后才建立，应该和唐诗本真的歌词性质有关。

    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来中国内地流行歌词的长盛不衰是值得欣喜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经历着，悲欢冷暖，酸甜苦辣，都会感动在心，用心去歌唱。歌唱的内容就是人的现实和梦想，譬如生命、爱情、母亲、故乡、离别、重逢、游历和从军等等。这些在唐诗里也都写遍了。李谷一首唱的《乡恋》，对于故乡的依恋和怀念的心情，和李白的《静夜思》是一样的精致平实。谷建芬作曲的《烛光里的妈妈》和孟郊的《游子吟》可以匹敌，《思念》和李商隐的无题诗，美感是相通的。还有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比，也是不见逊色的。

    ③把现在的歌词和唐诗比较，只是想说明两者是同样的东西。尽管不在同一时空，两者的文化身份是一样的。虽然两个时代的作品也无法混淆，同样的留别的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罗大佑的《追梦人》就不一样。但徐志摩的文本的诗无愧于时代，罗大佑的歌词同样无愧于时代。至于说历代的歌唱同样珍贵，为什么唐诗让我们心存景仰，甚至是徐志摩的诗总觉得要比现在的歌词好多了？且以唐三彩为例。唐人见到的唐三彩一定和我们见到的不一样。我们见到的唐三彩要美得多，是时间和距离产生了美。当时的唐三彩和唐诗一样流行，时尚。时时面对的东西，美不到哪里去。迎面的歌唱可能不被看重，千百年的歌唱，会滋润和鼓舞同样歌唱着的心。

（摘编自陈鹏举《诗与歌词》）

材料一：

    201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地球卫士奖”授予塞罕坝林场建设者，以表彰他们变莽莽荒漠为郁郁林海的功绩。

    55年来，从一棵松到百万亩林海，从最初的369人毅然上坝到三代人传承不息，塞罕坝人将荒山沙地变成了绿水青山。塞罕坝林场的有林地面积，由建场前的24万亩增加到目前的112万亩，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森林覆盖率由12%提高到80%。如果林木按一米的株距排列，可以绕地球赤道整整12圈，给这个蓝色星球系上12条漂亮的“绿丝巾”。

55年来国家累计投入和林场自筹资金约10.2亿元，如今塞罕坝资源总价值已达到200多亿元。更重要的是塞罕坝的生态效益显著，据中国林科院评估，如今塞罕坝的森林每年固碳74.7万吨，释放氧气54.5万吨，空气负氧离子是城市的8到10倍。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1日）

材料二：

木材生产曾经是塞罕坝林场的支柱产业，一度占总收入的90%以上。近年来，林场大幅压缩木材采伐量，木材产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持续下降，最近这五年已降至50%以下。据预测，‘十三五’期间塞罕坝林场林木蓄积年生长量约为54万立方米。因此，只要年均消耗蓄积维持在20万立方米左右，完全可以保证森林资源总量的持续健康增长。塞罕坝林场的“十三五”采伐限额为每年20.4万立方米，但林场实际的林木蓄积消耗量，控制在13万立方米左右。

河北省下达的采伐限额，塞罕坝林场只用了六成，而且主要用于“森林抚育”，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把林子里长势较差的林木伐掉，将某些地方过大的林木密度降下来一些，使留下的林木能更好地生长，提升森林质量。林木蓄积量是反映森林质量的重要指标。塞罕坝林场的林木总蓄积量，由建场前的33万立方米增加到1012万立方米，增长了30倍。单位面积林木蓄积量，是全国人工林平均水平的2.8倍。

（摘编自《塞罕坝林场运营模式的启示》）

材料三：

    塞罕坝林场位于河北省最北端，在植被区划中属于温带草原地带。该区的典型植被为草甸草原、针阔混交林及落叶阔叶林，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该地区生物多样性很强，植物区系成分相对复杂。林场从不同角度做了大量调研，如华北落叶松人工林不同林分密度下灌木及草本植物植被的科、属构成分析：

图1不同林分密度下灌木的科、属组成

图2不同林分密度下草本的科、属组成

扎实的科学研究，是林场发展的积极引领与有力保障。

（摘编自《塞罕坝机械林场植物指标分析》）

材料四：

    近年来，全国各地生态环境建设力度空前加大，绿化苗木需求大增。塞罕坝林场建设了8万多亩绿化苗木基地，培育了云杉、落叶松等优质绿化苗木，销往京津、辽宁等十几个省市，现有1800余万株多品种、多规格的苗木，已成为绿色“聚宝盆”。

    春天，群山抹绿，雪映杜鹃；夏天，林海滴翠，百花烂漫；秋天，赤橙黄绿，层林尽染；冬天，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塞罕坝四季皆有美景，是摄影发烧友的天堂，是华北地区知名的森林生态旅游胜地。

    森林旅游、绿化苗木等绿色产业的收入，已超过林场总收入的一半。近年来，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塞罕坝人更有效地保护了绿水青山，收获了金山银山，开创了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的可喜局面。

（摘编自《护林营林再写华章》）

中国智慧式的大智慧——“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苏长和

    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②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③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④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合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⑤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⑥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⑦“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