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智慧社会是我国在新时代把握信息化带来的重大机遇、以信息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智慧社会作为智慧政务、智慧产业、智慧民生、智慧城市等各种智慧系统的总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

    回顾信息化的发展历程，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是三条相辅相成、相融相生的主线.数字化奠定基础，实现数据资源的获取和积累；网络化构造平台，促进数据资源的流通和汇聚；智能化展现能力，通过多源数据的融合分析呈现信息应用的类人智能，帮助人类更好地认知复杂事物和解决问题。当前，我们正在进入信息化新阶段，即以数据的深度挖掘和融合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智能化阶段，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呈现融合发展新态势。信息化新阶段已经开启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信息技术开始从助力经济发展的辅助工具向引领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转变，进而催生一种新的经济范式数字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网络化重构和智能化升级为前提，其重要表现形式就是社会活动在人、机、物三元融合环境中的高度智能化，从而形成智慧社会。

    我国前期的信息化建设在各个领域积累了大量数据。当前，新的数据更是呈现指数增长态势。然而，要实现从数据大国向数据强国转变，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海量多源异构数据资源的迫切需求，数据的“盘活”和“赋能’’是我们面临的两大难题。所谓“盘活”，关键是要解决数据开放、流通、共享的问题。“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不同系统、不同领域的数据实现大范围的流通与融合，才能实现多源数据的融合分析，从而赋予人类观察事物的全方位视角。而“赋能”则是要形成高效分析应用数据的能力。一方面，要重视基础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发展数据融合分析的算法和工具，帮助人们分析数据、萃取价值。另一方面，要重视人们数据思维和技能的养成。在“数字化生存”时代，每个人都应形成基于数据建立概念、解决问题、作出决策的思维方式，并且掌握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分析结果解决问题的基本技能。

    社会公共基础设施是为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工程设施和服务系统，既包括公共建筑、交通运输、能源供给等物理空间基础设施，也包括通信网络、数据中心等网络空间基础设施。在人/机、物三元融合的发展趋势下，网络空间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同时传统的物理空间基础设施也需要完成深度信息化。万物数字化、万物互联和“软件定义”将成为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必然要求。各种感知设备、智能装置要嵌入到物理实体之中，通过无所不在的通信网络与后台具有强大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的云计算平台相连，通过“软件定义”来实现灵活的功能配置和智能化的管理服务。

(摘编自梅宏 《夯实智慧社会的基石》《人民日报》2018.12.02)

长期以来，我们以新学反旧学，以西学抗中学，视自己的文学传统和经验若敝屣。就文学而言，因为蔑弃旧学，我们失去了对传统的敬意和信任。同样，因为排斥中学，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失去了对中国传统文论和批评的自信。很多学者写文章，也必以西方学者为圭臬，要么是福柯和德里达如何说，要么是罗兰·巴特和哈罗德·布鲁姆怎么讲，全然丧失了中国文学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特点。

近读古风教授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存活论》，欣喜地看到他对中国文论现状和问题的深刻思考，也看到他在接续文学传统文论上所表现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

全书试图打破封闭的单向度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肯定中国现代文论的“双线”发展模式：一条是明线，一条是辅线；前者走着“洋化”的道路，后者坚守着“本土化”的道路。这种中西互补的模式，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隐性传承”。作者认为，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已基本完成了现代化任务，形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格局。中国文论话语并未消亡，而是以隐性传承的方式生存下来。

但最近二三十年，本土化一维黯然失色，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力。作者注意到了中国文论在当代的失语状况和尴尬处境。他发现，目前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基本上来源于欧美国家的文学理论。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失语的原因在于失根，即失落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根。因而，要彻底医治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上的失语症，“必须强调中国现代文论的转化，即从追踪西方转向回归传统，从搬用西方文论话语转向传统文论话语”。

他还呼吁人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论的价值，重新确立它的地位。该书并不是要简单否定西方文论，也不是要建构一个单一的文化话语建构模式，而是强调东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认为既应保持个性，又要博采众长：“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更远大的目光，更开放的胸怀，更理直气壮地去接纳世界各国文论的优秀话语，并以此作为养料，去创造中国文论的辉煌。”

文学是一种积极的主体建构行为。所以，如何接受西方文论和中国传统文论，怎样建构一种多元融合，而又不失个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意识和创造能力。在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传承关系和话语体系方面，我们应该具有更加积极的态度，应该将书中所描述的隐性传承，转化为积极自觉的显性传承。该书作者显然致力于探索和建构一种积极的显性传承模式。他用“转换”来表达自己的这一主张，并赋予转换以继承和创新的内涵。他接受《文心雕龙》“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通变”观，提出四种转换的途径和范式：范畴的转换、观点的转换、方法的转换和体系的转换。

总之，该书充满了坚定的文化信念和主体性自觉。它表现了在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当代转型和未来建构中，学者个人的学术担当。

（摘编自李建军《中国文学不能失根》，2017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报》）

我国诗歌史上，用事与比兴的离合是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在艺术思维方面，用事本身就与比兴关系密切。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较早阐发何为用事，他将用事解释为“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汉代以来，文人诗中，如王粲《七哀诗》“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阮瑀咏隐士诗“伯夷饿首阳，天下归其仁”，都是称引故实，与诗人当下的情感会合勾连。以自然物象来比兴，与援引古事古辞来比兴，在思维上并无本质差异。汉魏以来，以三曹、建安七子为代表，用事总体上是与比兴相结合的，而这种艺术技巧在阮籍《咏怀》组诗中也得到了极大的强化。

南北朝时期，诗歌用事朝着频次更加繁密、技巧更加新颖的趋势发展，同时也逐渐流于排偶和铺陈，用事开始与比兴的艺术精神相疏远。《南史》记载，王僧孺“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时重其富博”。谢灵运、颜延之更是精于用事的大家。用事在当时成为一种值得炫示的诗歌技艺，也引发了钟嵘“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的批评。在南北朝后期，随着五言新体诗的迅速发展，用事更加与排偶、声律要素紧密交织，进一步成为新体诗创作中语言修辞的常见现象。到初唐时期，随着官方类书编纂的影响加大，用事的繁复程度和藻饰效果趋于极致，同时也在创作精神上与比兴传统十分疏远了。

盛唐诗人用事重新与比兴诗学传统呼吸相通，恢复了用事与比兴相合的传统，他们对诗歌用事的要求是，弱化学问性的色彩，强化“己意”和“兴怀”。在诗歌史发展的不同时期，用事与比兴的关系是离还是合，取决于那一时代的诗学观是将用事视为一种修辞的愉悦、学问的炫示，还是将用事视为服从诗歌抒情本质的基本表现方法。盛唐诗显然是属于后者。

盛唐诗歌中用事与比兴的结合，在创作中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诗人引用古代贤臣高士、英雄豪杰的事迹来抒写他们对于政治抱负、人生道路的思索。所用之事与所抒之旨，构成一种兴发感怀的艺术张力。从典故的内容来说，虽然存在个体偏好的差异，如王维擅用佛经典籍故实、李白喜用道家神仙故实、孟浩然诗中化用儒家经典之语等，但通观盛唐诸家，共性是更主要的一面，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盛唐诸家还较为集中地化用三代两汉以来的贤臣良将、英雄豪杰、隐士高人以及魏晋名士的事迹，表现他们对功业理想、人格境界的追寻。这种取用历史人物典故来表达人生志趣的做法，在左思《咏史》、陶渊明《咏贫士》等作品中已经运用成熟。但应注意这在魏晋文人诗的传统中，主要还是诗人个人的创作喜好，到了盛唐时期则上升为诗歌艺术的时代共性。

如盛唐诗人常以严子陵垂钓、葛洪修道的典故，表达隐逸求道的志趣。岑参在终南山隐居读书期间作诗云：“缅怀郑生谷，颇忆严子濑。胜事犹可追，斯人邈千载。”陶翰游宿天竺寺也有诗道：“葛仙迹尚在，许氏道犹崇。独往古来事，幽怀期二公。”又如对《楚辞》中渔父形象的发挥，也是盛唐诗人所喜爱的，往往用以表达超脱世情、自由适性的共同旨趣。当时诗人笔下多有“生事且弥漫，愿为持竿叟”“投迹庶可齐，沧浪有孤棹”等自比渔父的例子，李颀《渔父歌》中更发出“而笑独醒者，临流多苦辛”之叹，剖白“所欲全吾真”的坚守。再如盛唐诗歌中常以英杰良臣的典故，表明诗人建功立业并功成归隐的理想，这一点在李白的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李白每每以这些人物行迹来表现他对人生道路的期许，如“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纵然失意之际，也以“傅说版筑臣，李斯鹰犬人。欻起匡社稷，宁复长艰辛”自励。这种诗歌用事的意义，是从浩瀚的历史文化中，提取合于当代士人价值心态的典范形象，从而更为深切地抒写诗人当下的志怀。

从盛唐诗用事的艺术效果来看，故实与兴怀相冥合，往往能创作出含意丰富的佳句，如王昌龄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将谪宦之际高洁自持、清静自守的心意巧妙寓托；孟浩然的“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委婉得体地寄托士子欲求援引的心声。“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京洛多知己，谁能忆左思”，这类以事典寄托怀才不遇感受的诗例也十分多见。这类典故大多融入了作者的情志，加以艺术形象的提炼，最能体现盛唐诗家对用事艺术和比兴精神的融合。

总之，在盛唐诗人的创作实践中，用事与比兴诗学精神的融合，体现得尤为充分。盛唐诗人将用事与比兴的融合升华为一种自觉的实践。这种实践的意义在于，诗歌走出了南北朝以来以用事炫示富博的风气，也跳出了初唐在类书助长下普及的模式化、套路化的用事思路。盛唐诗歌的用事艺术，可以说总体上是围绕唐人“兴寄”“兴象”这类核心的诗学观念来活化的。

（摘编自黄琪《盛唐诗用事的比兴诗学精神》）

前不久，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立项名单公布，95个项目入选。这一动作引发关注，“冷门绝学”这一表述更是让人不由联想到武侠小说里的“秘籍绝技”。

其实从2018年起，我国就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2020年又增设冷门绝学团队项目，旨在抢救、整理、发掘和强化那些濒临消亡、研究薄弱，但具有文化传承价值与重要学术意义的特色学科。套用生物界的说法，冷门绝学相当于“珍稀濒危物种”。从学科领域看，冷门绝学涵盖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古文字学等。

比如甲骨学，主要研究我国上古时期甲骨文字。作为我国最早的成系统文字，甲骨文是研究商周文化的第一手材料，可据以追索殷商时期的社会生活情况。从甲骨文发现至今120多年来，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4000余个，比较好认的字陆续被认出，但也只有1500个左右。中国文字博物馆曾发布“悬赏公告”：破译未释读甲骨文，单字奖励10万元；对存争议甲骨文作出新的释读，单字奖励5万元。然而这份“悬赏令”，却鲜有人揭榜成功，其中艰难可见一斑。

有学者指出．冷门绝学之所以冷门，并不在于其学术生命力的枯竭，而是其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较为疏离，可以说，冷门绝学绝非无关紧要的“一笔”，而是“重要伏笔”。

冷门绝学也是济世之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保护冷门绝学就是在保护文化多样性，因为我们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比如，拯救了无数人的青蒿素是屠呦呦团队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等古籍中获得的灵感，而出土医学文献文物研究是典型的冷门绝学，中医古籍卷帙浩繁、晦涩难懂，研究者们在旧纸堆里苦苦寻觅。不仅要掌握医学知识，还要打破学术壁垒。

冷门绝学承载基因“密码”。有人说，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还有人说，文化的精髓就在于其潜移默化性，它会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并在与时代的碰撞中不断抽出生命的新绿。比如，唐宋古文运动，倡导先秦散文文风，提出“反对骈文、提倡古文”，一扫绮靡晦涩之风。

冷门绝学既是我们现在了解过去的媒介，也是世界了解我们的“信使”，能为我们埋下文化的种子。通过甲骨文，我们得以跨越三千多年，读懂商王武丁写给已故妻子妇好的情书；通过被誉为“墙上博物馆”的敦煌壁画，我们得以一窥被称为“华戎所交一都会”的古代敦煌，感受千年丝路的开放包容。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对“过去与现在”有一番独到理解，“过去的事，看来像没有什么关痛痒，但是现在的情形，都是从过去渐渐变来”。传统之用的最重要一点，就是要懂得向前人学习智慧。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现在与未来的负责。

目前，研究和保护冷门绝学，已经走出两条可行之路。一是通过复原历史、追溯源头“知所从来”，回答“何以中国”的问题；二是汲取历史智慧，守正创新，助力当代发展，回答“知所将往”的宏大时代命题。如何让冷门绝学走出“冷”和“绝”的境况，进而绝处逢生、延绵生长，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思考。

甘于“比慢”，做长期主义者。对冷门绝学传承者来说，摆在眼前的最现实问题，是付出与回报不一定对等。在这个节奏要快、出名趁早的时代，绝学传承者应相信静水流深，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与此同时，时代也应该更多关注和回馈冷门绝学的研究者，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鼓励他们静下心来扎实搞研究。

敏于关怀，让“无用”成“大用”。近年来，一些大学因市场需求和就业状况，撤销了一些“进口不旺”“销路不畅”的专业，导致一些冷门学科随之萎缩。加之，论文的影响因子、被引次数等，是学术界的“硬通货”，常常与职称评定、绩效考核、资源配置挂钩。对于“冷门绝学”这样的长期科研来说，高校和各类研究机构得量体裁衣，摒弃快见成效、多出成果的导向，鼓励“十年磨一剑”的治学精神，加强“人”的保护与培养，加大“物”的保障和支持。

善于“上新”，推动冷门绝学“活”在当下。前段时间，一位全网“最冷门专业”的95后博主，因在线上平台教甲骨文而爆火出圈，让看似远离生活的“冷门”变成了大家爱看的“热门”。这启示我们，将原本深奥的专业知识轻量化，把有意义的内容做得有意思．以符合传播规律、大众口味是必要的。“活起来”“火起来”，冷门绝学能更好“传下来”

现如今，不少冷门绝学已经重回大众视线，但距离“冷门”不冷、“绝学”不绝仍有差距，尚需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摘编自之江轩《不让冷门绝学成“绝响”》）

所谓文学景观，指的是具有文学属性和文学功能的自然或人文景观。自然和人文景观历来备受欢迎，而文学景观在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当代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目前学界既有学者从宏观层面探讨文学景观的理论建构，也有不少学者从微观层面具体分析一地一城的文学景观或者一个朝代一种文体中出现的文学景观，而文学景观与古典文学之间的关系则鲜有论及。

文学景观的生成离不开古典文学。从形成因素考察，一个文学景观的生成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名篇效应、名人效应和叠加效应，当然也存在两种或三种效应的综合体。所谓名篇效应，指文学景观的生成是依托一两篇著名的文学作品而名闻天下。比如南昌的滕王阁因王勃的一篇《滕王阁序》而人尽皆知。名人效应，指文学景观的生成是因为著名文学家的名气而蜚声中外，正如明代袁中道说：“名人托迹之地，江山千载犹香”。比如眉山的三苏祠，是历代文人雅士游赏之地，凭吊之所；又如，惠州西湖本名丰湖，后因苏轼贬惠州时所写的《赠昙秀》诗称其为西湖，之后才盛传其名。而叠加效应，指文学景观在生成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又不断被后人题咏，最终形成了闻名遐迩的文学景观。面对文学景观，是文学的元素首先激发了观赏者丰富的历史与地理的想象，唤醒了他们曾经的记忆，鼓荡起他们心中的情感，中国境内著名的文学景观无不具有这样的功能。比如岳阳楼，先由唐代诗人李白赋诗《与夏十二登岳阳楼》后定名，继之为杜甫的《登岳阳楼》，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明代袁中道的《游岳阳楼记》等，岳阳楼的大名历久弥新。还有一些文学景观是名人名篇的综合效应，或其他两至三种效应的综合体现，情况较为复杂。比如宣城的敬亭山本来声名不显，后因谢朓的《游敬亭山诗》以及李白在《独坐敬亭山》诗中提到“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而著称。由此可见，古典文学作品的流传催生了文学景观的形成并不断丰富文学景观的内涵。

文学创作与文学景观之间关系密切，正如尤侗所言：“山水文章，各有时运。山水借文章以显，文章亦凭山水以传。”文人通过自己的书写将景观展现在世人面前，同时在后人的追慕过程中产生了更多的文学作品，再现了景观的面貌和发展、演变。这些文学作品因文学景观的存在而代代相传，并逐渐凝固为一座城市或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而这一集体记忆又唤醒了对该城该地文脉的传承与发展，故文学作品不断得以传播，在古今读者和游人中形成广泛的影响。高建新在《文学景观的生成及其条件》中说：“文学景观是审美的记忆、情感的记忆。”文学景观呈现一定的美感特征，蕴含着前人的情感体验，而由文学景观唤起的记忆又往往再借助文学来表达。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孟浩然与诸子游览岘山，拜谒羊公碑，这些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让其感慨万千，遂写下这一首著名的诗歌。很多古代诗人在登临岘山这一文学景观的时候，也留下相关诗篇，如张九龄《登襄阳岘山》、李白《岘山怀古》、曾巩《初发襄阳携家夜登岘山置酒》、李曾伯《登岘山用刘清步韵》、陈与义《游岘山次韵三首》等。故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文学景观促进了古典文学的传承与传播。

对文学景观进行保护与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景观的丰富内涵可以激发作家创作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学景观往往包括多层文化隐喻，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分布各地的文学景观，可以激发游人、作家对自然风光、人文胜迹、文学经典的热爱，从而不断创造新的作品以传承文脉，同时也激发了民族情怀与家国情怀，尤其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可以更好地增强文化自信。文学景观不仅仅是空间层面的存在，更是时间层面的、可对话的、可传承的，故而随着文本的不断经典化，文学景观逐渐成为该地的地域象征和文化符号。

（摘编自李惠玲《文学景观与古典文学的双向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