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培根：根植华夏绿药觅踪

汤国星

肖培根院士是追寻绿药不老的传奇。

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卫生部下达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任务，历史重担落在了26岁的肖培根肩上。“那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讲，一无所有。图书馆的文献，就连哪些是常用的中药，这类资料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零。”

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第二，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 600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此番韬略，即使今天依然可圈可点。肖培根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把植物室的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中药“常用度”高的产区，自己则带头选择了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常常是雇一辆马车拉着人和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着实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他们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他又组织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

1963年3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考察访问。代表团除了在西非考察当地的植物资源和药用植物资源以外，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大约200种重要的药用和经济植物种子。在此期间，肖培根等人还专门被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部长邀请去抢救他们国家草药的传统文化。之后，肖培根又被派到坦桑尼亚帮助整理研究该国的草药。考察团深入到穷乡僻壤乃至撒哈拉沙漠边缘，那里温度高得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就能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团详查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许多草医，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1979年，肖培根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技术官员，奉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工作，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

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概不准向中国出口。那时肖培根刚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不舍昼夜，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也找到了代用品。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令几代国人难忘的降压灵。短短数年，这批可爱可敬的青年才俊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到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他们心中充满了万丈豪情：“这项任务给我们一个实际的体会：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找到了最初的

灵感。”

“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加以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肖培根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路，使他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成功地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究。1978年，《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在第1期第1至第5页上，肖培根发表了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复刊的首期首页上发表论文，只因四个字：分量质量。当然，它标志着孕育二十几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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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3年以来，肖培根应邀访问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一直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满怀激情地介绍中药现代研究的最新成就，扩大中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撰写英文专著对中医药进行系统论述和介绍。

（摘编自张东风《肖培根院士的绿药情缘》）

材料一：

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尾焰喷薄而出，闪烁着多彩的光芒映透整个夜空。山坡上、海岸边，人们欢呼、庆祝，目送长征五号全力托举嫦娥五号向着月球飞驰而去。

23天后的12月17日凌晨，内蒙古四子王旗。在闯过月面着陆、自动采样、月面起飞、月轨交会对接、再入返回等多个难关后，历经重重考验的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成功返回地面。

嫦娥五号探测器重达8.2吨，由轨道器、返回器、着陆器、上升器四部分组成，任务实施由工程总体和探测器、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与回收、地面应用等五大系统共同完成，是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中“回”的主任务，是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和决心的集中体现。

（摘编自《九天云外揽月回！——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纪实》）

材料二：

在航天材料耐腐蚀领域的创新，让韩恩厚获得了“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突出贡献者”称号。此前，中国的探月探测器均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进行发射，基于发射效率、安全性及运输便利性考虑，嫦娥五号的发射场地在海南文昌，镁合金表面涂层因为环境的变更迎来了新挑战。

文昌航天发射基地处于热带海洋性气候带，具有“高温、高湿、高盐”的特点，这种环境将加速材料的腐蚀失效进程。记者了解到，所有文昌发射的航天部件需要经历长达五到七天的海上运输，且一般需要存放一段时间后才能正式发射，较长的储存期将对航天材料的耐腐蚀性能带来极大的考验。

韩恩厚团队从镀液组分、预处理状态、化学镀工艺步骤及后处理参数等工序进行大量系统的尝试及优化，并对凹槽、孔隙等特殊位置的细节处理进行针对性改进，最终研制出了满足新环境的镁合金防腐导电性镀层。

从嫦娥三号到嫦娥五号，十年来，韩恩厚团队在一层薄薄的涂层上呕心沥血。2020年3月，由他担任院长的广东腐蚀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落户广州市黄埔区。研究院以耐腐蚀材料、表面改性技术、腐蚀防腐涂料与涂层、缓蚀剂、阴极保护、监检测技术、结构安全评价与寿命预测七大技术为主研发方向。

“对于需要更长时间在海洋环境使用的镁合金部件，现阶段的镁合金导电镀层防腐效果仍有较高提升空间。要使其适用于更广阔的应用领域，镁合金表面防护工作任重而道远。”他表示。

（摘编自《“嫦娥五号”背后的广州力量！十年钻研，只为薄薄一层涂层》）

材料三：

当地时间2020年12月17日凌晨，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采用半弹道跳跃方式再入返回，在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此消息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因为这可谓是东方大国在航天航空领域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

俄罗斯科学院航天研究所表示，东方大国有计划地、毫不声张地向目标迈进，正成为航天领域的领先者。这一成功将为获取月球大陆宝藏打开大门，这意味着人类在21世纪将开始月球开发。法新社表示，这是40多年来继美苏之后人类首次完成采集月球样品的任务。东方大国一枚携带着月球岩石和土壤样品的无人探测器周四凌晨安全着陆，再一次高调展示了其成为航天超级大国的雄心。路透社表示，东方大国的月球探测器重返地球，这次任务的成功将使其成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的第三个检索月球样品的国家，而后者是44年前启动最后一次成功的月球样品检索任务的国家。西班牙世界报则表示，这是东方大国迄今为止完成的最复杂的太空行动。

（摘编自快资讯《嫦娥五号圆满完成探月任务，中国航天赢得世界同行赞叹》

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许多人经常讨论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比如如何概括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先进还是落后，是否需要改造？也有人说并不存在什么国民性，这是个伪问题。我想这要看对“国民性”这个词怎么来解释。如果把中国人的国民性解释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点，或者说是中国人普遍的特点，这是很难成立的。中国有56个民族，其中有农业民族，有牧业民族，还有以狩猎或采集为业的民族，以哪个民族为例，或者以哪个地域的人为准呢？中国的历史又这么长，拿哪一段来考察和分析呢？很难着手。不要说历史上的事情不能简单地看和说，就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其特点也肯定是跟改革开放之前不同的；这还只是几十年的时间呢。因此，从中国历史来看和说中国人的国民性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不是说事情不容易做就不做了，回避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会产生一定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口的主体汉族，或者受汉族影响比较深的其他民族，或者采用同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人口，比如说农业人口，生活在一个地方，总是会有一些共同性的。上海人和广东人，二者有没有一些共同点呢？还是有的，但不一定要扯上“国民性”这个名字。中国农业社会中不同地域的人口，长期以来是不是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共同性？我想如果这样来讨论的话，话题是可以展开和深入的，因为特定人群中人的共同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若要讲国民性，就应该讲一定范围内，即一定的时间、空间内一个群体的共同点。

我们以前讨论国民性也好，讨论地域文化的共同性也好，往往容易表现出以偏概全、笼统含混、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倾向，或者是以前人的某些言论作为论据，或者是拿某些书面记载的引述代替实际情况调查。比如，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从来就是尊老爱幼的之类。请问：世界上哪个民族不是勤劳勇敢、不是尊老爱幼的呢？很多学者强调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说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强调集体。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往往只是前人的一些言论，并无科学实证。有人就说日本人一个人是一条虫，几个人是一条龙，而说中国人是倒过来，一个人是一条龙，几个人就是一条虫了。这是说，往往一涉及国家和民族，有些国家的人一下子就会变得很团结，但我们是不是确实都是这样呢？这就提醒我们，考察地域文化共性，不能仅仅根据某些人的话，不能仅仅根据个别例子，而要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要拿证据来说话，要作社会调查，特别是抽样调查。比如我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那就应该说出在哪些方面我们讲礼、那些方面讲仪、有哪些礼仪、讲的程度怎样、有多少人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然后拿一个参照物，比如拿日本、韩国、美国或者法国来比较，这样才能够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

讲国民性也好，讲地域人文特征也好，我们以前用得比较多的办法是找典型，把典型找出来，用典型作代表。但问题是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如果要找典型，几乎永远可以随心所欲地找到你所需要的典型，但要找一个相反的典型也绝对能够办到。比如说学生厌学，你有典型，我就给你找一个勤学的典型；说有钱人为富不仁，你有典型，我也可以给你找一个富而慈善的典型。

光靠找典型还不能说明问题的话，就再加上一个理论，就是说要区分主流和支流。你看到的那么多，其实还是支流；我举出的例子虽然少，却是主流。许多工厂停产了，还说这是支流，主流是个别厂家还在生产。你说社会道德不行了，我找几个拾金不昧、舍己救人的人来给你看看，这才是主流。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要分清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但在信息不充分公开的情况下，谁有资格分清一个手指和九个手指呢？

有些事情表面上看是作了调查的，反映情况的、发表意见的，有名有姓，其实不然。古代中国长期的专制统治，使被统治者不得不说假话，否则就难以生存。例如皇帝“赐”大臣死，受死者还要下跪谢恩；其实并不是真的感谢皇帝叫他死，而是害怕影响家人、祸延子孙。要是将表象当作事实，那就要上当。今天的现象往往是历史现象的延续。如果我们就某个敏感的问题到路边作调查，你向路人提问，请他谈谈看法，他可能会说反对；要是你又说你是某家电视台的记者，将镜头对着他，他可能马上改口，说这件事很好。那么到底哪个说法才是他的真实想法呢？前后矛盾又说明什么呢？

很多历史记载到底是不是反映了真实情况，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如果我们用科学的方法，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广泛搜集材料，对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人群作全面考察，这样的考察才可能成为讨论所谓国民性或者地域文化特征的基础。

（摘编自葛剑雄《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

①神话和科学，好像是两个极端，一个是主观幻想，另一个是具有严格条件和要求的客观现实。但是说也奇怪，往往神话中幻想的东西后来被科学实现，神话竟成了科学的预言，或者说，神话不知不觉地走向了科学——这难道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吗？

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或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还成什么？”又说：“在避雷针面前，朱庇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

③这段话的主要用意是，我们对它需要有正确的理解，不能理解为科学和神话是誓不两立的。只能这样来理解：马克思举出希腊神话中这几个著名的例子，说明有了科学的创造发明，神话中的部分幻想已被科学家实现，自然不得不消失。但神话对科学的启迪之功，终于是不可没的，所以我们今天再来重温神话中的那些“儿童时代的天真”，感到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语），也是很自然的。

④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里告诉我们：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已经梦想能够在空中飞行，于是有关于“飞毯”的故事；梦想加快走路的速度，于是有“快靴”的故事。自然，这些不过都是神话的幻想，可是这些幻想，不是都已经被今天的科学实现了吗？今天的飞机、火车、电动织布机、住房快速施工法等，不是都已经代替了远古时代神话中的幻想了吗？而神话，在若干世纪以前，就已经构成幻影想象到了这些事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某些神话实在可以称为“幻想的科学”。

⑤中国神话在这方面一点也不逊于世界各国神话。千里眼，顺风耳的民间传说是大家所熟知的了，现在的电视、电话岂不是千百倍地扩展了千里眼、顺风耳的功能吗？拿飞行的设想来说，中国的神话早已有“鲁班刻木为鹤，一飞七百里”（《述异记》卷上）、“奇肱民能为飞车、从风远行”（《博物志·外国》这样的记述，说明我国人民至少在一千五六百年以前，已通过神话幻想对飞行作了科学预见的描绘，其准确程度，当然又胜于像“飞毯”那样原始性的简单设想，实在令人惊讶。

⑥在医药方面，中国神话的想象更是大胆、突出。《博物志·外国》记叙的穿胸国。说穿胸国原本是被禹所杀巨人防风氏的后代，禹平治了水土，乘龙巡视海外各国，经过南方防风氏的部族。防风氏有两个臣子，想谋害禹不遂，怕禹降罪，拿刀自贯其胸而死。禹哀怜他们，叫人用不死草去救治他们，后来两人都活了，胸口从此留下一个洞，生下的后代就成了穿胸国。《述异记》载：“日林国有石镜，方数白里，光明莹彻，可鉴五藏六府。”这竟成了科学的预言，今天的X光透视之类，岂不真的“可鉴五藏（脏）六府（腑）”吗？

⑦“嫦娥奔月”的神话，可说是达到了中国神话幻想的最高峰：神话居然设想吃了不死药的美丽妇女，竟飘飘然飞入了月宫，幻想那团栾的皓月是可以居住人的地方。这想象是多么美妙！可又是多么大胆！今天载人宇宙飞船已经登上了月球，使“嫦娥奔月”神话成了科学的现实。科学的成就今天是如此，说不定有一天科学还会让人们登上别的星球。科学固然伟大，然而，在两千多年以前，让人们作“嫦娥奔月”幻想，让人们通过幻想预见到今天科学现实的神话，岂不也同样伟大么？

⑧“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里一段有名的话，对神话起源，作了唯物主义的阐述。茅盾在《神话杂论·自然界的神话》里说：“解释自然现象的神话……可以说是原始人或野蛮民族的科学。”也是这个意思。古代人们看见日月星辰向西北方的天空移动，大江小河的水往东南方的大地灌注，不了解这种自然现象，便造作神话说，这是共工头触不周山，折断了天柱，使“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造成的结果。如此等等，固然是神话幻想，但也未尝不可以将它看做一种古代人们的科学假说。虽然这类假说永远也不会通过科学研究而证实，不过基于求知这一点，神话和科学有共通的精神，人们终归还是会从神话幻想逐步走向科学的创造发明。

⑨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中谈到神话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时，曾经这么说：

⑩神话是一种虚构。虚构就是从既定的现实总体中抽出它的意义，而且用神话体现出来，——这样我们就有了现实主义。但是，如果在既定现实中所抽出的意义上面再加上——依据假想的逻辑加以推想——所愿望的，可能的东西，这样来补充形象，——那么我们就有了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是神话的基础，而且它是极其有益的，因为它帮助激起对现实革命的态度，即实际地改变世界的态度。

⑪这段话使我们理解到，神话虽是一种虚构，但却不是虚妄，不是谎言，而是基于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积极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对现实采取“革命的态度”，使幻想的事物有可能逐渐转化为现实事物，从而“实际地改变世界”。

（摘编自袁珂《中国神话传说》）

人靠什么活着

（俄）列夫·托尔斯泰

①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一个鞋匠在守了一整天空荡荡的店铺后，拖着一身疲累，返回他那破旧的小屋。突然，他发现，在街角一座小礼拜堂那儿，仿佛有个白色的东西在蠕动……哎呀！是一个人呢！凛冽的寒风中，他竟然光溜溜的一丝不挂！

②鞋匠走到他的面前，脱下了自己的外套，披到他身上，脱下脚上的鞋子，替他穿上。那人依旧动也不动。“走吧，到我家去。”鞋匠说。鞋匠太太看到丈夫领了个陌生人回来，脸上的表情瞬间换了个样，因为，她丈夫的衣服竟然全穿在那个陌生人身上。“给他一些食物吧！”鞋匠对他的妻子说。“只剩一块面包了！”鞋匠太太大声抱怨着。鞋匠压低了声音说：“给他吧！他看起来好像已经饿了很久，要是再不吃些东西，他会死的。”鞋匠太太将柜子里仅剩的一块面包拿给了那位陌生人。那人看了看鞋匠夫妇的脸庞，苍白的脸上浮起了一丝微笑。

③就这样，鞋匠夫妇收留了这个倒在雪地的年轻人，并且教他做鞋子。无论教他干什么，他都领会得很快，干起来就像缝鞋缝了一辈子似的。

④日子一天一天、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年轻人仍旧在鞋匠家住着，干他的活。他的名声传开了，谁做靴子也没有他做得利落、结实。这一带的人都找他做靴子，鞋匠家渐渐富裕起来。

⑤冬季里的一天，鞋匠正在干活，有辆马车摇着铃铛驶到屋前。由车厢里钻出一位穿皮大衣的老爷。老爷把一个包着皮子的包袱放在桌上说：“这是德国货，值20卢布。你能用这块皮子给我做一双靴子吗？”“行，大人。”“你得给我做一双一年穿不坏、不变形、不开绽的靴子。我给10卢布工钱。”

⑥送走了老爷，鞋匠对年轻人说：“活儿我们接了，可别惹祸。皮子贵重，老爷又凶，可不能出岔子。你比我眼力好，你裁料，我上靴头。”年轻人接过皮子，铺在桌面上，一折二，拿起刀子就裁。“你这是怎么啦？真要我的命！老爷定做的是靴子，可你做的是什么？”

⑦他的话音未落，门环响了，进来的是那位老爷的仆人。一进门就大声嚷嚷：“不用做了！老爷还没到家就死在车里了。太太对我说：‘你去告诉鞋匠，靴子不用做了，赶快拿那块料做一双给死人穿的便鞋。

⑧六年过去了，年轻人一直留在鞋匠家中，他像往常一样，不出门，不多嘴，这些年来只笑过两次，第一次是女主人给他端上晚饭的时候，第二次是向那位老爷笑。鞋匠对自己的雇工满意极了，再不问他的来历，只怕他离开。

⑨有一天，有个女人上鞋匠家来了，身上穿得干干净净，一手牵着一个穿皮袄、戴绒头巾的小姑娘。两个小姑娘长得一模一样，只是其中一个左腿有毛病，一步一跛的。女人在桌边坐下，说：“我想给两个小丫头做皮鞋，春天穿。”

⑩鞋匠量了尺寸，指着小瘸子说：“她是怎么成这个样子的，多好看的一个小姑娘，生下就这样吗？”“这是五六年前的事了，”她说，“那时候我和我男人在乡下种地，跟她们的父母是邻居。那家只有当家的一个男人，在林子里干活。有一回，一棵树放倒的时候压在他身上，把五脏六腑都快压出来了，抬到家就断了气。那个星期他女人生下一对女儿，就是这两个。家里穷，又没人帮忙，那女人孤零零地生下孩子，又孤零零地死了。“村里的妇女只有我在奶孩子，人们就把两个丫头暂时抱到我家去了。那时候我年轻力壮，吃的又好，奶水多得直往外冒。上帝让这两个丫头长大了，而我的孩子第二年却死了。以后上帝再也没有给我孩子，可是日子越过越好。要是没有这两个丫头，我该怎么过啊！”

⑪鞋匠送妇人出去的时候回头看了看年轻人，只见他坐在那里，把叉在一起的两手搁在膝头上，望天微笑。鞋匠走到他跟前问：“你怎么啦？”

⑫年轻人从板凳上站起来，放下活计，解了围裙，向鞋匠鞠了一躬，说：“请主人原谅。上帝已经宽恕了我，请你们也宽恕我。

⑬“我本是天使，上帝派我去取一个女人的灵魂。我降到地上，看见一个女人病在床上，她一胎生了两个女儿。两个小东西在母亲身边蠕动，母亲无力起来喂她们吃奶。她看见我，明白是上帝派我来取她的灵魂，就哭了，并且说：‘天使啊！我男人刚死，是在林子里给树砸死的。我没有姊妹，也没有三姑六婆，没人帮我养孩子。你先别取我的灵魂，让我自己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孩子没爹没娘活不成啊！’我听信了她的话，对上帝说：‘我不能取一个产妇的灵魂。’上帝说：‘你去取这产妇的灵魂，以后你会明白三个道理：人心里有什么，什么是人无能为力的，人靠什么活着。等你明白了这三个道理，再回天上来。’我又回去取了那产妇的灵魂。

⑭“两个婴儿从母亲怀里滚到床上，母亲的身体倒下时压坏了一个婴儿的一条腿。我升到这个村子上空，准备把产妇的灵魂交给上帝，但是一阵风吹来，折断了我的翅膀。那灵魂独自到上帝那里去了，我摔到地上，倒在大路旁。”

⑮……

⑯“我现在明白了，人们活着完全是靠爱。谁生活在爱中，谁的生活里就有上帝，谁心中就有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

（有删改）

中新社记者：①

林建超：古代中国围棋长期处于世界巅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围棋，来源和传入具体途径、方式不同，有的从中国直接传入，有的经由其他国家和地方间接传入，但共同根源都在中国。总体分为四个阶段：公元2世纪前后，即东汉、三国时期，围棋开始向古代中国中原以外的民族地区传播； 公元5世纪前后，即南北朝时期，围棋开始向周边国家传播； 公元16世纪前后，即明清之际，围棋开始向欧洲国家传播； 公元20世纪前后，围棋逐步走向世界。

其中，向朝鲜半岛的传播，在围棋传播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是围棋由中国向整个东亚地区传播的起点和桥梁。中国史学界和围棋界一般认为，围棋是在南北朝时期传入朝鲜半岛，并由此传至日本。传入日本后，随着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频繁与深化，日本棋艺水平迅速提升。唐朝时期，日本先后派出十九批遣唐使和留学生。其间，围棋不仅是游戏娱乐，更是他们留学和交往的重要内容。据记载，唐玄宗当太子时，就多次召随遣唐使来长安的日本学问僧辨正切磋棋艺。

最初把围棋介绍给欧洲的是三位著名的传教士：意大利的利玛窦、比利时(一说法国) 的金尼阁和葡萄牙的曾德昭。他们都来过中国，都是受罗马教廷派遣的耶稣会教士，且都在著述中讲到围棋。《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八章《关于服饰和其他习惯及奇风异俗》中，就记述了当时中国围棋活动的情况，包括围棋的基本特点、规则和着法等。17世纪，欧洲对围棋的了解基本来自利玛窦的描述。直到1694年，得益于到访伦敦的中国天主教徒沈福宗的帮助，英国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在其名著《东方游戏》中提供了有关围棋的新资料、新描述。尽管此书关于围棋的表述并不完整甚至有失误，但在围棋史上仍占有重要位置，它比利玛窦的记述为更多人所知，使围棋在欧洲人眼中被视为一项严肃的游戏。

到19世纪，有关围棋的准确信息主要通过被派往中国、 日本等国的外交官传至欧洲，且开始出现中日两种同源但不同规则的围棋传播体系。

至此，围棋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古代、近代历程告一段落。后来，在一段特殊历史时期，推动围棋走向世界的进程主要由日本推动，这和日本开展明治维新、脱亚入欧有密切联系。

中新社记者：②

林建超：中国许多地方都在探索传承和弘扬围棋文化，其中衢州市烂柯山被誉为“围棋仙地”。近年来，当地提出打造“世界围棋圣地”目标，建成中国首家国际围棋文化交流中心、首个国家围棋队地方集训基地，实施了中国首部涉围棋的地方性法规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围棋协会利用中国围棋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发展的趋势和成果，把中国国内开展“非聚集型居家网络围棋运动”的完整模式和成功经验向海外延伸。2020年3月至10月，中国先后举办近20项遍及世界的国际围棋赛事活动，获得世界围棋界好评，产生积极效应，让围棋成为联结世界的特殊“国际公共产品”。

中新社记者：③

林建超：作为中国传统智力博弈项目，围棋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才艺的优秀代表，是文化与竞技的高度统一。

围棋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善思、精算、多谋的思维特征。围棋行棋和结局变化量的数学结论，在精确与模糊两个方面达到的高深程度，都使其当之无愧地居于思维博弈运动计算水平的巅峰，居于人类脑力计算能力的巅峰。围棋充分体现中华民族追求公正、平等、均衡的价值理念。其改变了最早棋类“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竞智斗巧，代之以公平的行棋方式。棋盘上，每个棋子身份地位是平等的，只有被摆在不同的位置，即参与不同的实践才会体现出不同的价值。

围棋强调把握全局、双方接受、攻守平衡、降低风险等，这与中华民族追求中庸、中和的理念相一致。围棋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注重集体、整体、全局的道德特征。围棋强调子力作用的整体性。对弈中投放的每一枚棋子，都是布下的一个能量要素，只有有机组合、聚合成形，才能生成和释放出巨大能量。中华文化历来重视整体利益，围棋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中新社记者：④

林建超：围棋能够成为“世界语言”，可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看。

从历史看，以欧洲为例，其接触围棋的历史仅二三百年，在此期间，欧洲人从开始不知围棋为何物，到了解围棋、熟悉围棋，热爱围棋、迷恋围棋，乃至学习围棋、研究围棋，并开发出具有超强棋力的人工智能(AI) 围棋，率先突破人工智能在围棋上的瓶颈。这让我们觉得，欧洲人接受围棋似乎并不困难，对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母体之中的围棋有天然的亲近性和接受能力，对承载着中华传统哲学思维与智慧的围

棋有强烈的痴迷性和研究力度。事实上，研究发现，西方传统的哲学思维和文化观念，与围棋所承载的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和文化观念之间有着惊人的相通性、相似性、相近性和相容性。

从现实看，围棋不仅具有原创性，而且具有再创性； 不仅体现本原性，而且体现多样性。比如，在人工智能时代，围棋智慧形态发生巨大变革。智能围棋在竞技水平上已远超人类，形成新的技术体系，成为围棋智慧最新的承载和实现形式。但智能围棋并未改变围棋的本质和主体，围棋实践的主体仍然是人，围棋实践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的思维博弈活动。新时代智能围棋与人类围棋的交集，正在并将继续深化、融合发展。

(摘编自中新网《林建超：中国围棋为何能成为一门“世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