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中的帘，品种繁多，状态各异，就前者言，有珠帘、绣帘、画帘、翠帘等等；就后者言，有卷帘、开帘，低帘、高帘，下帘、上帘，疏帘、重帘，等等。帘的原始功能在于遮蔽和阻隔，但这种“遮”和“隔”又有其特殊性，它既不像“侯门一入深如海”那样遥不可及，也不像“墙里秋千墙外道”那样难以逾越。可以说，帘之妙处正在于它的隔未全隔，而通未全通，也可以说是隔犹未隔，通犹未通，只看当事人的心态和感觉如何，这便预示帘的阻隔功能具有喜剧性与悲剧性的双重内涵。以词人常用的“隔帘看未真”一句为例，就可以产生两种感受截然相反的心理。第一，乐观的视角：虽然隔帘看未真，但毕竟是看到了，这是何等的幸福和慰藉；第二，悲观的视角：虽然隐隐约约看到了，然而毕竟得不到真切实在的接触，这又是何等的痛苦和折磨。

    当人与人（通常是帘内的女子和帘外的男子）隔帘相对时，二者就入了一种微妙的情境中。帘内的世界对帘外人言，就成了一种神秘幽深的存在，但这一存在对他而言又是那样的近在咫尺却不可接近，那样地引人入胜却不可触摸。而帘外的世界对帘内人而言，则隐喻着一种美丽然而难以预测的诱惑，一种与当下生存不同的别一样的激情与热烈。在她内心深处，不管是接受还是抗拒，那样一种隐密的渴望已经被点燃。此时的帘，不仅隔开两个人的身，似乎也隔开了他们的心，至少帘外的人是这样认为的。帘内的人对这帘外人的态度是不很明朗的，道是无情又似声声呼唤，道是有情又似诸多推拒。

    有时候，帘内人虽然在场，却未出场，即她只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却未表现出任何情感的波动，这对帘外人来说，似乎更成为一种“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惆怅。如舒亶《减字木兰花·蒋园口号》，帘内的她，既不知道自己的存在曾经装点过他春日的记忆，也不知道自己的离去触动了一份敏感的心情。她凌波微步地来，亦是行云流水地去，对于帘外的他来说，显得这转瞬间的相遇犹如一场迷离的梦。

    还有一种特殊场景，即帘外人与帘内人二者之中有一个是不在场的，也就是说有一方是缺席的。一种情境是帘外人的缺席。我们从帘内女子的举动神态及她所表现出的无意识或下意识的感触与忧思，可以看出她此时此地的寂寞、无聊、慵倦。这一切都隐秘地传达出了对未出场的帘外人的渴望，也是她对一种新的生命与生活的渴望。

    还有一种场景是帘外人在场，而帘内人缺席。也就是说，抒情主体仅看到了帘，而并未看到所想看到的对象，但仅是帘这一物件已引起了他无限的联想。由于帘内人的不在场，因此帘内的世界就不再具有吸引力，反而以它的空洞引起了抒情主体的反感。但他仍然想象着她室内的景象，回忆着曾经的甜蜜与温存。他对她的渴望因了她现时的不在场而显得更加沉重和痛苦，也因了她的不在场而显得更加纯洁和真挚。

    帘作为一种柔情而忧伤、具有强烈女性化倾向的意象在宋词中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有词作为一种文体本身的限定，另一方面与宋代士人心态也有较大关联，尤其是对这一意象的处理中，词人普遍流露出一种对现实的无奈情绪，既无力进行抗争，又无法断然舍弃，结果只能在忧郁、感伤、惆怅中自语自慰，自己为自己营造一个小小的柔弱的艺术世界，“一重帘外即天涯”，词人在狭小的情感空间里默默咀嚼孤独与寂寞。

失去风景的时代

曹文轩

    我们不无悲哀地看到：现代小说却已经不再注目风景。当年，川端康成称他与自然的关系是“幸运的邂逅”。他在谈到《伊豆的舞女》时，惟一的遗憾是觉得风景描写还是少了些。从前的小说家，虽然没有太多的人去自觉地谈论风景的意义，但在实际写作中，风景始终是他们的小说的重要元素。他们的写作，几乎形成一个定论：风景描写是小说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

    然而现代小说就是抛却了这一元素。

    人类进入现代之后，对自然实际上已经失去崇拜之心。与并不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自然的古人相比，现代人对自然的亲近未免有点矫揉造作。现代人更多是出于功利之心来关心自然的，因为自然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存。古人对自然有崇拜之心——甚至有敬畏心。“自然”是与“天”相等的概念，它具有至高无上的神性。古人面对自然，是一种宗教的姿态，他们虔诚静听与默察，是要在万籁俱寂中读出其奥义。因此，自然对他们来说不能有须臾的分开。而现代人尽管作出各种各样亲近自然的样子，并有许多赞美之词，但骨子里，现代人还是只相信自己。自然已不再具有神性，它只不过是物质，是被看的。

    小说也就可以不必在意自然了。

    工业文明、人口难以抑制的增长而不断加大的消耗，使自然在退却与贫化。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享受的同时，废气、废水，也是日甚一日地污染风景。然而我们还在日甚一日地挤压风景似乎要将它直挤到天边。

    现代，有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失去风景的空间里。有些人，从一出生，就是在一片缺乏绿色、缺乏蝉声与鸟鸣的水泥钢筋的世界里。他们的肉体与灵魂从一开始就缺乏自然所给予的灵气与湿润。他们的记忆里没有什么像样的风景，更没有对风景的深刻感受。

    因此，小说也就没有了风景。

    然而，最根本的原因，却在于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审美意识的历史性变异。

    现代之文学艺术，新生了许多特质，但同时也丢失了许多特质，比如意境、诗性等。在现实生活与现代哲学思潮的双重作用下，现代文学艺术将更多的心思用在了对深刻思想的追求上。文学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的文学艺术这样酷爱思想。现代哲学的发达并由此带来的思想观念的众声喧哗，使文学艺术陷入一个庞杂无绪的思想大网之中而不可自拔。追求思想的新颖，直至追求思想的乖戾，已成时尚与习惯。在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一些现代的文学艺术家们在冥冥之中达成一个共识，这就是：思想的深刻只能寄希望于对丑的审视中，而不能寄希望于对美的审视上，现代文学艺术正是将粗俗、丑陋、阴沉、冷漠的事物作为自己观照的对象;美是虚弱的，苍白而脆弱的，甚至是矫情的，美的浅薄决定了它不可能蕴藏什么深刻的思想，就更说不上蕴藏什么惊世骇俗的思想了;而丑却是沉重的、无底的、可被无穷解读的，那些非同寻常的思想恰恰藏匿于其背后。因此，在现代艺术家那里，思想的挖掘，也就是在丑之上的挖掘，丑成了思想的矿脉。丑的物象(比如溃烂的脓疮，比如苍蝇)，丑的人性(比如窥阴癖，比如自虐狂)，纷纷涌入文学艺术家的视野。现代文学艺术家就这样与荒诞、怪僻、邪恶、阴鸷、猥琐等联系在一起了。这虽然并非是现代文学艺术的全部，但却是现代文学艺术的主流——至少是它留给人们的主要印象。

    这里，我们没有义务去论证文学是否真的有必要将全部心思用在思想的深刻上，美本身的价值是否比思想弱小，美是否也蕴藏着深刻的思想。我们只想通过这一切描述，给小说为什么失去风景这一状况找到最根本的解释：风景的被注意，是与雅致、雅趣、雅兴联系在一起的，既然雅致、雅趣、雅兴已被冷淡与放弃，风景也就自然消失了。恶心的感觉、阴冷的感觉，不可能来自冬日的太阳、月下的清泉、雨中的草莓。

    现代小说因为缺乏古典小说中的树木、草原、河流、小溪、露珠与青草，使人感到焦灼、枯涩，怎么说也是缺憾。

（选自曹文轩《小说门》，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版，有删节）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也戳中了一些地方城镇化的软肋。一些乡村在变为城镇的过程中，虽然面貌焕然一新，但很多曾经让人留恋的东西却荡然无存。人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担忧：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会不会使“乡愁”无处安放？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留住乡愁，不让“乡愁”变成“乡痛”，一个重要措施是要留住、呵护并活化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是乡愁的载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文化记忆，如日常生活用品、公共活动场所、传统民居建筑等“记忆场所”；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记忆，如村规民约、传统习俗、传统技艺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模式等。乡村物质文化记忆与非物质文化记忆常常相互融合渗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乡村记忆是人们认知家园空间、乡土历史与传统礼仪的主要载体。在城镇化过程中留住它们，才能留住乡愁。这实质上是对人的情感的尊重。至于哪些乡村记忆真正值得保留，这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合理评估，另一方面可以广泛听取民意，然后进行综合甄选。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前期规划。

    仅仅留住乡村记忆而不进行呵护，乡村记忆会逐渐失去原有魅力。呵护乡村记忆，使其永葆“温度”，就要对相关记忆场所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延续传统技艺创造条件，保持乡村传统活动的原有品质。比如，对一些乡土景观、农业遗产、传统生产设施与生产方法等有意识地进行整理维护。对于乡村中的集体记忆场所，如村落的祠堂、乡村的入口、议事亭、祭祀场所等，不可因为城镇化就让其全部消亡，而应对这些承载着人的情感和记忆的场所定期维修。既要让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更为方便，又要让游子在故乡找到依恋感与归属感。

    如果说留住和呵护乡村记忆是一种消极型的留住乡愁的话，那么，活化乡村记忆则是一种积极型的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就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深度挖掘乡村记忆与乡村传统产业，进行精细化、产业化升级，将“文”“人”“居”与“产”融合在一起，让原来的乡村记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充满生机活力。这需要相应的公共设施与之配套，需要发展教育、医疗、商业、娱乐休闲产业等，使乡村记忆在新的时空条件下产生新的凝聚力。

（摘编自陆邵明《留住乡愁》）

    在人类智慧发展的不同的历史阶段，科学（本文特指自然科学）和艺术之间在内容或者形式方面都有各不相同的联系方式，考察二者在不同阶段相互联系的特征对于理解二者的关系很有意义。古代文明中，艺术与萌芽时期的科学的结合是通过神话传说和宗教来完成的，有关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后来的古希腊的史料几乎都是神话与宗教。据记载，古埃及的医学史涉及一个有关“贺鲁斯之眼”的神话，这个神话使埃及人将“贺鲁斯之眼”崇敬为守护与康复的象征，以至于“R”这个象征着贺鲁斯眼睛的神秘符号便出现在后来医生的处方笺上。金字塔的修建可以看成是神话幻想和科学的完美结合，这些埃及王朝的法老们幻想能够使之再生的陵墓以最简单的几何形状获得最抽象的艺术效果。古代的宇宙论思想也与神话直接相关，很多民族的神话传说里都认为大地是被某种有力的能够负重的动物驮在背上的，并以这些动物因为过于劳累导致腿脚抖动来解释地震的成因。古代科学与艺术神话的这种从内容到形式近乎自然的融合，既与当时的科学发展状态有关，也与神话的性质和形成背景有关。

    文艺复兴后，科学与艺术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绘画和文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将绘画艺术和科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早期人物之一是意大利的达·芬奇。他创作了一系列详细记录人体结构及功能的笔记和素描，具有艺术作品和科学研究的双重价值。近代以来，将艺术与科学联系在一起的还有诗歌和小说等文学作品。英国优秀的诗人亚历山大·蒲柏的童年时期恰好是牛顿确立经典力学并在数学和天文学、光学等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黄金时代，他在诗中这样赞美牛顿：大自然及其规律，隐匿在黑暗中，神说，“让牛顿去吧”，一切变得光明。不仅是诗人，思想家们还用其他的文学形式来赞美科学，比如托马斯·莫尔以水手对话的形式写成幻想小说《乌托邦》，书中的“乌托邦人”竟然掌握着当时最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并广泛地加以运用。空想主义者康帕内拉所著的《太阳城》也描述了公有社会里所拥有的先进科学和技术。

    当代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呈多元化和复杂化趋势。从20世纪后期直到今天，现代科学和当代艺术又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古代和近代的结合方式呈现给世界，二者交融的侧重点不仅在于内容或者形式，更在于成果的相互利用，这一特点主要是由于科学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向社会的广泛渗透。首先，当代艺术的发展需要多种科技手段的参与和支持。各类艺术形式无不充分利用科学，尤其是当代技术的最新成就，艺术家们正是巧妙地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塑造了众多的利用传统表现手段根本无法实现的艺术形象，来满足当今社会不断变换的审美需求。当然，科学和技术不仅是手段，很多科学成果的内容自身就显示出极强的艺术性。比如数学家们用透代方程在复数平面上产生的分形图案奇幻迷离，这种全新的艺术格调带给人们以对称与和谐的美感。其次，科学自身的发展与普及也需要艺术家的帮助，只要留意就会发现在很多国家的城市里都有艺术家们参与科学普及和教育所做出的贡献。

    科学与艺术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学问，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成为人类灿烂文化的两翼。当科学与艺术寻找到一个完美的结合点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必将散发出无尽的光彩。

（摘编自《讨论科学与艺术之关系》）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其内涵可以从精神、物质、制度和活动形式四个层面进行解读。汲取其合理成分，可为当代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古代书院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明道传道”“发扬学术”的办学宗旨和“德育为本，修身为要；心忧天下，忠勇报国”的教育理念。书院大儒朱熹曾言：“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朱熹《朱子全书》）简言之，书院的精神文化是知识追求与价值关怀的完美统一。因此，当前大学或可借鉴传统书院的精神文化，坚守德育为先的理念，从思想上将德育放在重要的位置，注重知识的同时追求学生人格的完善。

    书院选址体现着体验感悟的治学精神，书院建筑布局体现着传道授业的理想追求，书院景观体现着修身济世的远大志向，而传统书院物质文化可弥补当前大学校园建设的不足。比如，大学的选址要兼顾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努力营造浓郁的建筑文化氛围；借鉴书院“中轴线”的设计原则，凸显图书馆和教学楼的中心地位，从而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主要任务和学校的主要功能；校园景观设计中，多种植梅兰竹菊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植物，：尽量给学生创造环境幽雅和人文情怀兼具的场景等。

    书院由德行“足为多士模范”的“山长”主持教学、引领学术，参与管理者多从生徒中选择品行端正、学业优秀者。根据学生主体需要和内在潜能制定师生共同遵守的学规，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一般包括：揭示、学则、学约等。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规是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内容涵盖阅读目的、进德立品、修身养性、阅读技法等方面。针对当代高校的制度文化困境，我们应注重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采用积极地“劝谕式”话语，制度设计应以师生发展为本，达成刚柔并济的管理。

    书院主要有三种活动形式。讲会指大家集中共同探讨，平等开展学术交流和争鸣，有问题可当面请教老师。而公元1167年，朱熹专程从福建崇安去访问湖南岳麓书院的张栻，则开创了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之间会讲的先河。书院山长还经常带领生徒离开课堂去游历，“绝其尘香，存其道气”，使生徒“聆清幽之胜，踵明贤之迹，兴尚友之思”，强化社会责任感。以此为鉴，高校教学应运用启发式、探究式、问题式等方法；在学术交流中应直面问题，客观公正地评价；师生关系要平等和谐，形成尊师重道、敬业爱生的氛围。

（摘编自《传统书院文化的基本维度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一：

鲁迅和沈从文都出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他们都怀着爱国之心和救国之愿，将自己的全副心灵投向了广袤的乡村大地。

知识者的理性让鲁迅自觉肩负起改造传统文化，使之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重任，对于大众启蒙的自觉承担成了他从事小说创作的最重要的立足点。在《阿Q正传》《故乡》《祝福》《风波》《孔乙己》《药》等小说中，鲁迅选择了乡土农民的生活为描写对象，他把对民族现实的关注和对未来的焦虑，落实在对鲁镇、未庄等社会的剖析描写中，一方面忠实记录了生活在贫困凋敝的乡村中的农民的悲惨命运，另一方面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了乡土中国沉重的封建意识。对于乡村世界，他既有清醒的认识又有冷静的批判，他更关心的是农民不能真正认识自身的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提出了农民如何突破旧的精神枷锁、获得新的理性认识的命题，表现出他冷峻的思想革命意识和启蒙精神。

而沈从文乡土抒情小说的出现，则在描绘乡土人物与场景上带给人们耳目一新之感。这些作品所展示的中国遥远边地的自然山水、风土人情与人物剪影显得别具一格。作品中表现出对于乡村生活极为温柔的眷恋和对于地方风俗充满温馨的欣赏与陶醉，本色质朴，读起来津津有味。他总是以全副笔力赞颂美好的自然、生命的力量和纯洁朴实的人性。《边城》中渡船老人的勤劳、善良、敦厚，凡一切传统美德都不缺少；有头有脸有身份的船总顺顺，大气豪迈，正直公平，扶贫救困，很受茶峒人的敬重；顺顺的两个儿子，皆结实如虎、豪勇爽直，与人搏斗敢挺身而出，吃苦出力也不畏缩；翠翠更是沈从文向往的优美人性与人情的化身，隽秀的山水和古朴的民风，造就了翠翠清澈透明的性格。她美丽、热情、纯真，心怀美好的憧憬与期待，她那循乎自然的生活方式与在爱情中表现出来的典型的中国式思恋与坚贞，都是作家讴歌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生与人性。这种自然的人生与善良的人性，在沈从文特异的“湘西世界”里比比皆是。他们热情、勇敢、诚实、勤劳、朴素的人性超乎自然，这是“乡下人”的道德状态与人格气质。沈从文把民族出路的探索和变革现实的希望寄托在对完美人生形式的再造上。

因此，我们可以说，沈从文的重塑民族品德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有着大体一致的目标，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其终极目标都是如何使我们的民族强盛起来。

（摘编自李欢《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比较研究》，有删改）

材料二：

虽然鲁迅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都与民俗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但因为各自民俗文化的差异，他们乡土小说的创作又呈现出不同的文学风貌。

人物形象是小说的主要内容，作家创作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人物形象的设置与安排。鲁迅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是以启蒙为目的，并且一直坚持到最后，因此，自决意弃医从文，以文艺来改造国民精神后，鲁迅的注意力更多地从世界的科学物质文明的介绍，转入对人类精神文明的推崇。这一创作目的在其乡土小说中尤其集中反映在人物形象的设置与刻画上，他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借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中国专制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和愚民手段。因此，我们随处可见鲁迅笔下的人物普遍主体性缺乏、生命意识盲目、高度压抑和病态，甚至奴性十足。相对而言，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则是另外一番情景。他构建了另外一个区别于鲁迅所构建的乡村世界的“湘西世界”，无论是自然景致、生活景观，还是传统习俗，都是原始的、未开化的，人们没有奢华的物质享受，没有高深的知识学问，甚至没有高雅的举措，但正是这种自然状态里生存的没有被异化的“自然人”，充满了“野性”，如翠翠、萧萧、老船夫等人。他们虽然也各有人生困境，却不为物累。他们热情乐观、自由单纯而自然健康，与周围的山水景致和谐地融为一体。“湘西世界”中的人们与现实世界抗衡，坚守着人的情怀、价值、理想和灵魂。

同时，鲁迅和沈从文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史上的两种不同倾向。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群，他们上承五四初期作家对农村疾苦的反映，下启三四十年代的作家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力图再现二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面貌，写出“乡间的死生”和“泥土的气息”，力图表现中国农村的凋敝，以写实的手法，再现中国农村的景象。而沈从文则是相反，属于乡土小说中的浪漫派，表现的是中国农村的田园式的景象和理想化的生活。所以，沈从文的小说是把美和爱推向极致，浸透在每篇小说中，这是他审美观念的核心。

（摘编自张彩霞《民俗视角下鲁迅、沈从文乡土小说创作比较》，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