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独角兽，是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生物，稀有而高贵。基于此，人们常用独角兽企业来形容发展前景看好的初创企业，具有发展速度快、稀少，是投资者追求的目标等属性。独角兽企业的界定标准是：创业十年左右、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其中，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企业被称为“超级独角兽兽”。

    在新经济时代，随着各类创新资源的加速流动，逐渐形成了能使独角兽企业不断涌现的社会土壤，使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抓住机会，整合资源，爆发式成长为“独角兽”。当前，独角兽企业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强弱的评价指标，是全球各路资本竞相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所在。

（节选自《发展独角兽企业的思考》）

材料二：2018年3月23日，科技部发布《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共164家，与2016年相比增加了33家。其中因上市、被并购和成立超过十年而“毕业”的独角兽企业共20家，因估值下降而退出独角兽企业榜单的企业有9家。综合来看，2017年新晋独角兽企业高达62家，总估值6284亿美元，成都、宁波、东莞等六城市首次出现独角兽企业，这与国家重视创新的政策相符。而2016年全国共有131家独角兽企业，估值总和为2137亿美元。

    从行业布局和地域分布来看，具有如下图的特点：

    164家“独角兽”行业分布：

    数量分布估值分布：

材料三：“独角兽”的大量涌现源于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它是经济爆发增长的标志。新经济时代，创新全球化和社交化等资源加速流动，为“独角兽”的大量涌现创造了基础条件。

    “独角兽”的成长中，有两个关键特质。一是自成长，制定新的行业规则，遵循新的进化法则，适者生存，依靠生态力量自发前进。比如，共享经济的典型代表“优步”，颠覆原有规则，在打车行业中聪明地构建平台，植入盈利模式。

    二是要有生态圈。只有冲破藩篱、合作共赢，才能爆发式成长。首先，是“走出去”——与外部企业开展生态型合作。传统制造企业需要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移动等新技术实现转型，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而这些新技术往往是外部新兴行业中的企业所具备的核心优势。其次，是“请进来”——给顾客提供参与共创价值的机会。消弭与消费者的“楚河汉界”，利用顾客行为数据来提升自身管理质量，通过释放顾客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来改善创业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将成为企业的一项重要准则。

    “独角兽”在引领产业新业态升级、产业变革、经济发展以及行业创新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雅虎到谷歌再到脸书，“独角兽”企业成为引领产业新业态升级发展的领头羊。从产业变革来看，“独角兽”是引领产业变革的先锋，它颠覆了传统产业模式，成为产业的新核心，并带来产业的全新变革。

    “独角兽”还是城市名片和区域经济引擎。“独角兽”的辐射带动作用能促进上下游产业发展，产生杠杆效应，拉动区域经济增长，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独角兽”还成为区域城市名片，提升区域知名度，从而得到政府的重视和引导。

（摘编自长城战略研究所《新经济先锋：“独角兽”企业》）

王祎，字子充，义乌人。幼敏慧，及长，身长岳立，屹有伟度，以文章名世。睹元政衰敞，为书七八千言上时宰。隐青岩山，著书，名日盛。太祖征江西，祎献颂。太祖喜曰：“江南有二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太祖创礼贤馆，召置馆中。累迁侍礼郎，掌起居注。同知南康府事，多惠政，赐金带宠之。太祖将即位，召还，议礼。洪武元年八月，上疏言：“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宽大以为政法天道顺人心雷霆霜雪可暂不可常浙西既平科敛当减。”太祖嘉纳之，然不能尽从也。明年修《元史》，命祎与濂为总裁。祎史事擅长，裁烦剔秽，力任笔削。书成，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奉诏预教大本堂，经明理达，善开导。召对殿廷，必赐坐，从容宴语。五年正月议招谕云南，命祎赍诏往。至则谕梁王，亟宜奉版图归职方，不然天讨旦夕至。王不听，馆别室。他日，又谕曰：“朝廷以云南百万生灵，不欲歼于锋刃。若恃险远，抗明命，悔无及矣。"梁王骇服，即为改馆。会元遣脱脱征饷，胁王以危言，必欲杀祎。王不得已出祎见之，脱脱欲屈讳，祎叱曰：“天既讫汝元命，我朝实代之。汝爝火馀烬，敢与日月争明邪！且我与汝皆使也，岂为汝屈！”或劝脱脱曰：“王公素负重名，不可害。”脱脱攘臂曰：“今虽孔圣，义不得存。”林顾王曰：“汝杀我，天兵继至，汝祸不旋踵矣。”遂遇害。时十二月二十四日也。梁王逢使致祭，具衣冠敛之。建文中，子绅讼事，诏赠翰林学士，谥文节。正统中，改谥忠文。成化中，命建祠祀之。

（节选自《明史·王祎传》）

（注）大本堂：明初太子读书的地方。

材料一：

①《红楼梦》第十八回《皇恩重元妃省父母，天伦乐宝玉呈才藻》中写到元妃省亲，宝玉应命作诗，有“绿玉春犹卷”一句，宝钗一眼瞥见，便劝他改去。且不说宝玉胶柱鼓瑟地有些学究气，也不说宝钗自呈才博地把钱翊的诗张冠李戴地算到了韩翊名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典诗论里尽管有那么多对用典的讽刺贬斥，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却依然那么喜欢用典。

②一般说来，中国诗，尤其是山水诗乃是一幅幅“以文字构成的图像”的有意味的缀合。读诗的人在接触这些文字的时候，脑荧屏出现的不是文字而是直接出现了一组组连续不断的流动图像，在这组图像的依次流动中，它所伴生的情感内核也随之凸现，而诗的韵律及内部节奏又调节与控制着这些意象的流动频率。这种象、意、节奏乃是融于一体的，它们共同构成视境流动与心理快感。如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头一句：黑云——翻墨—未——遮山。在读者的视境中立刻凸现出的就是乌云、乌云翻滚、(未)遮住山头这样一幅连续呈现的动态画面。这种节奏流畅的视境依次呈现——尤其是全诗引起的连续流动的视觉呈现——在引起读者心理快感上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说，看电影正看到赏心悦目时突然灯光大亮，屏幕上打出“片子未来，请稍候”，或者吃饭吃得正香时忽然来个石头略牙，必然令人大为扫兴。事实上读诗也是如此，视境有节奏地连续，就令人感到自然、轻松，就容易“神入”诗境，而视觉突然中断或节奏被突然打乱，则令人感到别扭、难受，也就无法很舒适地进入境界。

③由于作者与读者之间文化对应关系的差异，典故便常常造成了读者读诗时的“视境中断”，比如李贺《感讽五首》之二中有四句：都门贾生墓，青蝇久断绝。寒食摇杨天，愤景长肃杀。在“合格的读者”的脑海里，依次呈现的是郊外——贾谊墓——无人凭吊(荒草衰飒)——清明时节白杨却在风中摇曳——一种悲愤的情绪、一种肃杀的情景，人们可以由此而联想到贾谊墓前过去曾有过络绎不绝的凭吊者与连绵不断的香烟，而如今却冷落荒疏，就是踏青扫墓的时候，也那么冷冷清清，因而引发一种久远的惆怅。然而，在并不具备这种“认知能力系统”的读者那里，“青蝇”这个典故便使得中间断开了，缺少了这个中介环节，不仅大大降低了诗歌的整体可感性，造成了节奏失调，甚至连诗意都会误解。像那个清代最博学的注释家王琦，就把“青蝇”按照《诗·小雅·青蝇》的意思理解为“谗谱之人”，“青蝇久断绝”就变成了“昔时谮言之人亦归乌有”这种大快人心的好事，但既然是好事又何必“愤”“肃杀”，于是王琦只好硬着头皮把它扭成“盖妒能嫉贤虽只在一时，而千载之下犹令人恨恨而不能释”，因此李贺对今世的感慨变成了替古人生气。

④但是，在熟悉典故的那些读者的眼里，这种“视境中断”便不存在了。在他们读诗时，这些深奥而有来头的典故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困惑而只是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遐想。这种遐想所引起的暂时停顿，并不是录音机突然断电式的中止而是交响乐曲谱中有意识的暂时休止符号。这短暂的休止实际上成了一种更深刻、微妙的连续，正如____

⑤前者是节奏的打乱而后者是节奏的延绵，具有“认知能力”的读者读到这种用典的诗句时，他在瞬间里就理解了典故的涵义。再进一步，他又能从中更多地体会到典故在诗中的象征意义与感情色彩，并由典故为联想的契机，在脑荧屏上浮现出用过这一典故的诗句，这样，诗句的内涵顿时便丰富了许多，层次也增加了不少。这种诗歌语言现象，西方新批评派文论家阿伦·泰特称之为“张力”，它借助读者的知识使一个意象的外延与内涵迅速膨胀，在宋人杨亿看来，就叫“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换句话说就是典故像个橄榄，入口之初不觉如何，但越嚼就越有味儿。或者说诗中用典如造院“借景”，园内只有曲栏池水，但借着游人的目光，却使远山、蓝天、飞鸟都齐汇小院，使小园平添了许多景致。在“合格的读者”面前，典故已不再包裹着生涩坚硬的外壳而呈露了它的内核，而它的原型及其使用史又引起了一连串的联想，使它具有了极大的“张力”。

(摘编自葛兆光《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

材料二：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

(摘编自王国维《人间词话》)

文本一：

幺姨的灿烂年华

贺捷生

我亲爱的幺姨，总是认为自己不会被时光打败的幺姨，万不得已，终于坐上轮椅了。这让我们两代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女人，让104岁的她和84岁的我，多少有些伤感。生活那么漫长、那么灿烂，从来不向命运低头的幺姨，还以为她仍然是那个以18岁的花样年华嫁给红六军团总指挥萧克将军的女生呢。

幺姨是那个年代最时髦也最有文艺范儿的女生。她档案的第一栏写着，蹇先佛，1916年7月出生，毕业于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艺术系美术专业。13岁那年听说当红军的二姐也就是我妈，嫁给了在湘西创建红军队伍的贺龙。15岁听到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义愤填膺地走上街头，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1934年12月26日，么姨记得清清楚楚，18岁的她郑重地走出家门，去找这支队伍的最高军事长官参加红军。父亲贺龙那天在临时司令部，忽然感到眼前一亮，一个青春焕发的女子站在面前。

幺姨说，司令官，我来参加红军，你不会不欢迎吧？父亲片刻的拘谨，被幺姨的爽朗驱散了。他故意说：“参加红军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一个城里的洋学生，细皮嫩肉的，当红军能干啥？”幺姨顺着父亲卖的关子说，我一个正宗的艺术系的毕业生，能写会画，你打着灯笼都难找。父亲说，那是那是，我们还真缺你这样的人。想了想，他神情肃然地说，你得先与你二姐商量商量。

幺姨收敛笑容，认真地说，姐夫，二姐跟我谈过了，说了革命的艰难，说了参加红军要流血牺牲。她还告诉我大哥牺牲了。但我都想过了，二姐能吃的苦，我也能。

父亲说，那好，你当红军的事，我批准了。不过，话要说在前面，我虽然是你的姐夫，但也是这支队伍的总指挥，今后遇上生生死死的事，你可不能躲。幺姨说，姐夫，你放心吧，我们蹇家人没有说话不算数的。

红二、六军团进驻慈利县城关镇时，父亲和萧克将军进城就去拜访在城东开染坊的我的外公蹇承宴。外公对他们说，蹇家怕是着了共产党的魔，先是大儿和二女当了红军，如今幺女和二儿也争着要跟你们走。我想好了，不阻拦他们。就是这次拜会，当年只有27岁的红六军军团长萧克将军与幺姨相遇相识，两人爱好相近，趣味相投。没多久，没有繁文缛节，他们在母亲和幺姨的故乡结婚了。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接到命令，踏上长征路。我在这年11月1日出生，么姨在贵州境内发现怀孕。在接下来的路上，被称为“红军姊妹花”的母亲和幺姨，一个背着越来越沉的我走，一个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走。

母亲姐妹俩在长征路上很少见面，1936年7月终于在甘孜住下来，母亲就背着我来到幺姨身边。幺姨给我们准备的礼物，是节省下来的一点粮食和采来的一大把野菜。见面时，母亲告诉幺姨，她们做卫生员的弟弟在翻越雪山时，因为跑前跑后照顾伤员，累死在雪山上，埋在雪谷里。

没等姐妹俩从悲伤中缓过劲来，传来了部队开拔的号角声。她们心知肚明，命令是她们的丈夫红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共同下达的，十万火急，即使幺姨随时会分娩也得出发。母亲背着我，搀着幺姨、坚定地向草原深处走去。

第一天走了大半天，四野茫茫。幺姨突然哎哟一声，羊水破了，疼得失声喊叫，蹲在地上起不来。母亲四处巡视一遍，看见路边有个只剩四堵颓败断墙的藏民放羊用过的土堡，忙把幺姨搀进去。没有器械，没有产床，也没有水，就让姨父铲来了一些草皮，垫在地上，铺上野营用的被褥，天当房，地当床。

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婴，哭声响亮。姨父喜不自禁，给他取名萧堡生，草原上土堡里出生的意思。

休息了几个小时，继续上路。

第三天，幺姨刚被扶上马走了几步，就一头栽下来。恰巧杨尚昆夫人李伯钊大姐路过，上前一看，说失血过多是原因，但主要还是饿的。说着，摘下身上装着大约有一斤大米的干粮袋，扔了过来。幺姨拼尽全身力气说，不行呀，李大姐，过草地，粮食是每个人的命啊！但李伯钊大姐头也不回地走远了。

母亲和幺姨走出了草地，大人和孩子都活了下来。

幺姨与萧克将军的第二个孩子，还有第三个孩子，都出生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上。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部长篇战争小说，书名叫《浴血罗霄》。

五年前，近百岁的幺姨粉碎性骨折，她拒绝保守治疗，勇敢地接受了手术，又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104岁的她虽然最终坐上了轮椅，但仍然顽强地挺立着，她就是不想被命运打败。

（有删节）

文本二：

我近年写的是回忆和追溯性的散文。有人说我是唯一的，是独自在营造“红色意境”。我觉得这种说法没什么不好，我能够接受。但必须告诉人们，我写的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还有我没齿难忘地爱着和记住的那些人。真实和真情，是我最在乎的东西、最珍惜的东西。我把这种真实和真情，当作我写作必须遵守的原则。

我重提这些历史，绝不是要重温家族的光荣，而是要说明信仰的光辉和理想的旗帜，是父辈们舍生忘死的动力之源。信仰永远都是鼓舞我们奋发进取的精神号角。有了信仰，我们的事业才能发展，我们的国家才能进步。

（选摘自贺捷生《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的《后记》和《自序》）

材料一：

1925年，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 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简言之，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记载之间的互证。王国维的《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利用甲骨卜辞证明《史记》记述殷商世系的可信度，是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典范。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与当时的学术情势有关。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批评传统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由此引发古史大讨论，一度形成声势浩大的“疑古派”。顾颉刚借用西方从神话史诗到信史的模式考察中国上古史，认为古史是后人不断构造出来的。这些意见有西方“科学”背景，对中国古史研究造成很大冲击，导致中国文化不可信的观念盛行。有鉴于此，王国维希望从二重证据法的微观考证中衍生出宏观论题：古史是可证而可信的。王氏的理想是要利用以二重证据法证明的古史，重建学界对古史系统及中华文明的信仰。

时至今日，许多学者以此为基础方法。但学界中也有异议。李幼蒸对王国维“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的论断提出批评： “如按‘不能证伪，即应视为真实’原则，则可为任何虚假话语的制作大开方便之门。”

这种看法并非全无道理，但其实王氏此话是有个人的偏向的。他提出二重证据法，是为了“古史新证”，用证古抗衡疑古。王氏的“否定”是指“抹杀”，他曾说：  “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王氏的意思是：不能证伪，则不能被疑古派否定或抹杀。因为疑古派对于古书古史的态度多是存疑、否定或认为晚作，抹杀了很多。王氏的理想是相信“容有可证明之日”。

(摘编自李锐《“二重证据法”界定及规则探析》)

材料二：

顾颉刚的层累说强调古史中包含后人的虚构、想象甚至是编造。王国维也意识到传世文献关于古史的记载不可一概而论，他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不过，相较于层累说关注对“非信史”的“破”和“疑”，王氏则强调在“破”和“疑”的基础上，还应有对信史的“立”和“信”：既要清理古史记载中的缘饰附会之成分，还要证明其确实性之原型。而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是取未经后人篡改、相对可信的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比较，去伪存真，这便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其既可证明，也可辨伪，具有“疑”与“信”、“破”与“立”两方面的功用。不过，出于对当时学界疑古风气的拨正，王国维在使用二重证据法时主要局限在“证明”或“立”与“信”上，而对补正或证伪则基本没有涉及或重视不够。

从近年的出土文献研究来看，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已大太超越王国维的时代，既被用来释古、证明，也被用来疑古、辨伪。首先，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指向一致时，前者作为证据证明后者。出土文献一般没有经过后人的改动，保持着较为原始的面貌，同时又有相对确定的考古年代，故其作为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其次，当传世文献存在错讹、附会或后人篡改的情况时，出土文献证明其有伪或不可靠，王国维称之为“纠正”，近年的出土文献研究中不乏此例。更多的是第三种情况，传世文献的记载有缺失、遗漏，出土文献对其作出补充。

人们往往认为二重证据法与疑古是对立的，疑古派的最终“破产”是大量考古发现与二重证据法应用的结果。但结合近年的出土文献研究情况，我们不应将二重证据法与疑古、辨伪对立，而应将其发展为具有更广阔应用范围和指导意义的理论方法。

(摘编自梁涛《二重证据法：疑古与释古之间——以近年出土文献研究为例》)

材料三：

西山尚志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者没有设想出土文献的记载可能有“伪”。这触及了问题的要害。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都是文本，均包含着撰述者的主观性和建构性，未必是完全客观的历史实录。如甲骨文的商王世系是当时的官方历史陈述，是商王室建构的自我发展、走向辉煌的历史，是否具有神话附会的部分？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是一种早期文本和晚期文本之间的关系。杜勇说：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一样，其真实程度和史料价值如何也是需要认真加以鉴别的。文字的错讹自不必说，而史事的可靠与否尤须分辨。如果认为凡出土文献的史料价值都高于传世文献，可以照单全收，或者遇到史事与传世文献相异或矛盾之处，即以出土文献为依归，这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因此，即使地下出土文字资料与流传千年的文献记载一致，也不等于是历史真相的再现，只是说明后世文本流传有序，较好保存了原初文本的面貌。也许我们将早期文本与晚期文本都视为史家建构的历史叙述文本才更合理。

(摘编自徐良高《由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关系再审视看二里头文化研究》)

智媒时代的隐私困境

①伴随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自然人的个人信息不断被数字化，从而形成与肉身对应的数字人。进入数字化社会后，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分野逐渐消失。个人隐私信息，随着自然人言行被数字化而融入公共空间，成为公共数据库中的一部分，而智媒技术的快速进展持续扩大公民的这种隐私风险。

②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边界经历了____—____—消融的过程。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中，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彼此合作，共同适应农耕社会的生活，因此，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公私边界概念。从20世纪开始，人们可以通过明显的公私边界将自己的隐私信息区隔于外界。进入数字化社会后，数字化的技术特征和社会发展、商业利益的驱动令个人的隐私信息不断被挖掘和扩散，个人的言行被数据化而暴露在公共空间中，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边界逐渐消融。

③随着边界的消融，数字化社会个人信息毫无保留地进入公众领域，通过对带有个人特征信息的搜集、提取和整合，形成了虚拟化的数字人。数字人是自然人的虚拟对应物，它可以代表或者代替自然人参与社会生活，开展商业活动，行使某些权利。不同于自然人有着真实肉身，数字人是纯数据化的产物，其形成和发展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变得快捷和简单：通过分析用户线上购买服装的尺寸可以得知个人的身高、体重等隐私数据；分析某一群体的线上工作流程可以得知这一工作的责任、义务和实践方式，而将这些信息整合起来，就形成内容丰富的数字人。

④在数字化社会，个人以自然人和数字人的复合身份出现，在很多时候，数字人的身份拥有更加自由的活动空间。数字人可以自如地切换于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自由地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具有公共性社会特征。智能技术赋能各种穿戴设备、智能机器，实现了更多的人机互联和人机交互，这种技术的迭代升级使得数字人的使用边界得到扩展，原本一些需要自然人完成的任务，可以方便地借助数字人完成。

⑤数字人的萌芽、形成和不断进阶的过程，就是个人数据不断被挖掘和扩散的过程，这个去私密化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自然人永远被限制于时空之中，数字人却可以突破时空限制，通过后台数据处理进化其能力，换句话说，数字人会长久存在。智媒时代的隐私保护背景复杂，问题繁多，难度更大。我们已经不可能用简单的物理区隔来阻止个人隐私进入公共领域，也就是说边界区隔已无法阻止数据化的进程，数据的搜集和分析以及在不同平台间的流动不可逆转。  

⑥私密化是隐私的关键问题，隐私一直强调私密、不为人知，但数字人的存在无法避免私密信息进入公共空间，这种悖论决定了一方面人们需要私密化，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交往中不知不觉地去私密化，从而导致隐私受损。____。从客观现实看，在圈子中进行隐私交换是人们获得信任十分快速和有效的方法。进入智媒时代，人们似乎已经习惯逐渐通过去私密化来参与社会交往。不仅如此，隐私主体去私密化的行为也从一种无奈的妥协逐渐演变成一种主动选择。现代社会中自我披露从小众群体发展到全民参与，从最初的遮遮掩掩到愈演愈烈，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彼此全方位“凝视”的全民窥私狂欢。进入智媒时代，数字化的便捷条件令这种状况愈演愈烈，对隐私的过度自我披露和隐私保护的懈怠情绪充斥在整个社会中，社会交往中逐渐加重的去私密化现象必然会让集体陷入更大范围的隐私困境。

⑦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去私密化的社会生活刚刚开启，我们即使无法预知技术的最终形态是什么样式，但可以确信技术的发展一定是全速前进、不可倒退的。未来社会必将会是一个更加智能化的社会，这也会对社会生活和处在复杂关系中的个体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对去私密化的社会生活及隐私保护的深入研究不仅是对当下智能技术发展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探究，也能透过隐私保护的维度寻找未来个体生活与技术发展的平衡相处之道。

(节选自《数字人的去私密化：智媒时代的隐私困境与化解路径》，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