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故事长度与曲折程度来衡量小说文体成熟与否，那么，笔记体小说与传奇体小说自然就分出了高下，传奇体小说成了文言小说中最为成熟的文体。此说大概亦与鲁迅相关，鲁迅谓：“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送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鲁迅的总结是精确的，“粗陈梗概”与“叙述宛转”很好地概括了两者故事形态的特性。而对两者之优劣比较，鲁迅则比较审慎，仅以“演进之迹甚明”加以表述．今人则又一次放大了鲁迅的判断，将“故事”及其长度、曲折视为判定文体高下的准则，认定传奇乃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最早的成熟形态，而将以往的小说文体统统归入尚在孕育中的小说文体胚胎。20世纪以来，人们习惯于用西方的“短篇”，“中篇”和“长篇”来为古代小说分类，据此，那些“丛残小语”、“粗陈梗概”式的笔记体小说则难以归入。如何对待“故事”，不同小说文体有不同规范。古代小说大致形成了两种故事观。一种以笔记体为代表，其“故事”其实是某种“事件”，或是历史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语行为，或是得之传闻的神怪之事；事件叙述方式是“记录”。一一随笔栽录，不作点染。因而笔记体小说的“故事”不求完整曲折，往往是一个片段，一段言行，一则传闻。另一种则以传奇，话本和章回体小说为代表，其“故事”就是有首尾、有波澜的完整情节。两者之差异可谓大矣，难作相互比照，更不能强分轩轾，以彼律此，谁能说《世说新语》在文体上还不成熟而仍处于孕育状态呢？

    ①中国艺术追求的静寒境界，宁静而渊澄，有一种自然而平淡的美，这与中国人的文化追求有关。世界永远充满着龌龊与清洁的角逐，而清清世界、朗朗乾坤不仅是中国人的社会理想，也是一种审美追求。

    ②静寒境界是片宁静的天地。宁静驱除了尘世的喧嚣，将人们带入悠远清澄的世界中；宁静涤荡了人们的心灵污垢，使心如冰壶，从而归于浩然明澈的宇宙之中。宁静本身就是道，就是宇宙之本，中国艺术追求这种绝对的宁静。比如在中国画中，永恒的宁静是其主要面目。烟林寒树，雪夜归舟，深山萧寺，渔庄清夏等，这些习见的画题，都在幽冷中透出宁静。这里没有鼓荡和聒噪，没有激烈的冲突，即使像范宽《溪山行旅图》中的飞瀑，也在空寂的氛围中失去了如雷的喧嚣。寒江静横，孤舟闲泛，枯树萧森，将人们带入永恒的宁静中。如北宋画家王晋卿的传世名作《渔村小雪图》，画山间晴雪之状，意境清幽，气氛静寂，画中渔村山体均以薄雪轻施，寒林点缀于石间崖隙，江水荡漾，与远山相应，一切都在清晖中浮动，真是宁静幽寒之极。

    ③中国画家酷爱静寒之境，是因为静反映了一种独特的心境。画之静是画家静观默照的结果，也是画家高旷怀抱的写照。画家在静寒之中陶冶心灵，以静寒来表现自己与尘世的距离，同时通过静寒来表达对宇宙的独特理解。

    ④中国艺术的静寒之境，绝不是追求空虚和死寂，而是要在静寒氛围中展现生命的跃迁。以静观动，动静相宜，可以说是中国艺术的通则，它一般是在静寒中表现生趣，静寒为盎然的生机跃动提供了一个背景。文嘉自题《仿倪元镇山水》：“高天爽气澄，落日横烟冷。寂寞草玄亭，孤云乱山影。”在静寂冷寒的天地中，空亭孑立，似是令人窒息的死寂，然而，你看那孤云舒卷，轻烟缥缈，青山浮荡，孤亭影乱，这不又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吗！彻骨的冷寒、逼人的死寂，在这动静转换中全然荡去。

    ⑤静与空是相联系的。静作用于听觉，空作用于视觉，听觉的静能推荡视觉的空，而视觉的空也能加重静的气氛。在中国画中，空绝非别无一物，往往与静相融合，形成宁静空茫的境界。因此，静之寒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空之寒。中国艺术热衷于创造“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境界，拒斥俗世的欲望，不介入社会的复杂文化活动，尽量保持“自然的纯粹性”，即以山水面貌的原样呈现，不去割裂自然的原有联系。空山无人，任物兴现，山水林泉都加入到自然的生命合唱中去。

(节选自朱良志《一丸冷月的韵味》，有删改)

    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上，“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新诗的宿命。语言方面与文言相对的白话，形式方面与格律平仄相对的不拘音韵、长短不一的自由体，对旧有的诗歌规范来讲，无疑都是颠覆性的，是对于诗歌基本范型的重构，是对诗歌本身的重新定义和对诗歌边界的拓展，这是极富想象力，同时也是极具挑战性的。诗歌的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外在的形式方面的，而更重要的是精神、观念方面的。近代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危机其原因是多重、复杂的，但其中非常根本的一点是文化层面。新诗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新诗的“新”自然首先体现在其物质材料、其外在形式上，白话诗、自由诗相对于此前的文言诗、格律诗而言的确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极大地解放了诗歌的“生产力”。胡适在写于1919年的《谈新诗》中，首先强调的是“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的意义，并指出：“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就新诗的语言构成来讲，现代汉语更为贴近现实生活，更具时代性，其变化更多，句式结构也更为复杂，更长于表达复杂精细的情感、思想，就此而言，的确是别开生面，冲破了古典诗歌语言较为单一、封闭、僵化的状况，在最为基础的语言层面为新诗之呈现新的面貌打下了基础。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现代汉语作为诗歌语言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其能力、资质已经得到公认，呈现了与古代汉语大为不同的诗意空间。新诗是与时代同行，不断“与时俱进”的，新的思想观念、美学取向、艺术技法等层出不穷；与传统诗歌相比，在诸多方面均实现了置换与更替，称之为“新诗”名副其实。

    20世纪以来，新文化、新文学、新诗、新中国……短短百年竞有如此多的“新”，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奇观。这一方面说明“新”有其现实基础、外在需求和内在的激情、冲动；另一方面，说明这里的“新”其发育是不充分的，其发展有挫折、有中止，因而才需要另起炉灶、重新出发。“新”的并不就是“好”的，关于“新诗”之“新”的负面影响，已经引起诸多有识之士的反思。

（摘编自王士强《新的，现代的，自由的》）

    ①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与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②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岀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像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③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④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而是虛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⑤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选自2018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

材料一：

在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所到之处，无不构造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某种新的关系。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一种新技术出现，有可能对结构造成影响。然而，当技术作为一种工具为人们所用时，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

人的行动无时不受到“结构”的制约，所谓结构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具有制约性的外部环境，例如应试教育可能形成一种制约人行动的“结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结构与行动相互建构，结构对行动具有制约性和使动性。这种制约性和使动性表现为结构为行动提供操作空间以及边界，并通过价值观念对行动进行引导。

人们试图应用技术变革结构，但结构也可能对行动进行制约和使动，驯服技术并把技术作为结构自身的强化。例如，在应试教育结构下，信息技术的应用未能冲破应试的束缚，反而在某种程度与应试共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新性新技术，在给教育结构带来冲击的同时，也面临着被结构驯服与同化的可能，成为更精致、更高效的应试技术。在这种前提下，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发达，不过是为教育提供了一种更有效、更无孔不入的规训技术。而一旦人工智能沦为应试的精致工具或规训技术，人工智能变革教育的初衷就要落空。这也是人们寄希望于新技术变革教育的愿景一再落空的一个重要原因：新技术未能有效地抵制旧结构的诱惑，反而强化了旧结构。

（摘编自蒙石荣《人工智能+教育：技术变革教育的可能与限度》）

材料二：

说“互联网+”甚至能够直接摧毁传统守旧的教育生态，并非耸人听闻，“互联网+”对教育的各方面影响是深至骨髓的。“互联网+”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

“互联网+”打破了权威对知识的垄断，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人人能够创造知识，人人能够共享知识，人人也都能够获取和使用知识。在开放的大背景下，全球性的知识库正在加速形成，优质教育资源正得到极大程度的充实和丰富，这些资源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使得人们随时、随事、随地都可以获取他们想要的学习资源。知识获取的效率大幅提高，获取成本大幅降低，这也为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传统的教育生态中，教师、教材是知识的权威来源，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教师因其拥有知识量的优势而获得课堂控制权。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教师和学生的界限也不再泾渭分明。比如某中学已经能够做到“班班通、人人通”，学生获取知识已变得非常快捷，显然师生间知识量的天平并不必然偏向教师。此时，教师必须调整自身定位，让自己成为学生学习的伙伴和引导者。

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教育组织和非教育组织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甚至有可能彻底消失。社会教育机构的灵活性正对学校发起强有力的冲击。育人单位和用人单位也不再分工明确，而是逐渐组成教育共同体，共同促进教育协同进步。

从实质上看，“互联网+”对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整合上。一方面，互联网极大地放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作用和价值，从传统的一个优秀老师只能服务几十个学生扩大到能服务几千个甚至数万个学生。另一方面，互联网联通一切的特性让跨区域、跨行业、跨时间的合作研究成为可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低水平的重复，加速了研究水平的提升。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传统的因地域、时间和师资力量导致的教育鸿沟将逐步被缩小甚至被填平。

“互联网+”加速教育的自我进化能力。“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系统的自我进化能力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传统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式落后、教学效率低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这种自我进化能力低下的原因在于教育系统自身的封闭性。“互联网+”敲开了教育原本封闭的大门，也就加速了教育的自我进化。人人都是教育的生产者，人又都是教育的消费者，这种新型的教育生态必然会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

（摘编自赵国庆《“互联网+教育”：机遇、挑战与应对》）

材料三：

传统教学中教师扮演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学生学习的督促者和引导者。“互联网+教育”直接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没有了以往的约束和限制，各要素无须同时出现在同一空间内，教育俨然变成了另一种样子。

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可以通过传授习得，而隐性知识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如学习过程中需要塑造和培养学生的意志、品格，包括诚信、责任心、与人合作交流的能力等。“互联网+教育”形态中一些隐性知识也有所体现，但其真实性仍有待考量。传统教育中，教师的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在潜移默化中均会影响学生的一言一行，教师成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榜样。但在“互联网+教育”中，进行情感教育和人文教育则比较困难。在线学习往往给学生营造出一种完全自学的极端情境，对学生的主动性要求很高，学习过程完全由学生把控。这种情境下教师丧失了基本的指引功能，只是单纯地成为一个解疑的输出者，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数字设备的一分子，这不仅扭曲了教师教书育人的本质，更是与国家的教育目的背道而驰。由此可见，网络世界始终有别于现实生活，学生要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人，仍需要多方面合力共同完成。

（摘编自张惠惠《未来已来：人工智能对教育育人的挑战与应对》）

1.非连续文本阅读

历史的车轮行过辽阔大地，总能在某些特殊拐点留下难以磨灭的辙痕。打开神州地图，我们可以在历史的天空看见无常的风云变幻，又可以在岁月长河磨洗出文明古国的精神图腾。

盘点沿革至今与远古传说关联的地名，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与大禹治水的故事关联的特别多。今河南省开封市下辖的禹王台区，因著名古迹禹王台而得名。禹王台又称古侯台，最初与大禹并无关系，相传春秋时期晋国乐师师旷曾在此吹奏乐曲，称此台为“吹台”。自元朝以来，开封屡遭黄河水患，到明嘉靖二年（1523年），人们于古台之上建禹王庙，为其供奉香火，才有了“禹王台”这个名称。

以知名度而论，杭州绝对算得上“顶流”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杭州地名的由来也与大禹有些渊源。杭州古称临安、钱塘、武林、杭城等，但它在历史上的第一个名字叫余杭。清嘉庆《余杭县志》记载说“余杭”本为禹杭，因大禹在此治水而得名，后转讹为余杭。不过这种说法存在争议，也有学者认为，“余杭”系百越语地名，和大禹是否在此治水无关。

打开河南省地图，在洛阳、焦作、新乡这三座城市下辖的区县里，会发现有不少地名皆因3000多年前的一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武王克商之役而诞生。周武王率大军行至黄河北岸一处渡口时，举行了一次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阅兵仪式——“盟津观兵”。武王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带有军演性质，熟悉地形与路线，预先作好部署，以便日后大军渡河北伐；二是约定诸侯在此会盟，约定日期，今后于此会合誓师打响灭商的最后一战。这个影响历史进程的“盟津”究竟在什么位置呢？今天地图上有两处地名与此皆有渊源，一处是河南洛阳市下辖的孟津区，另一处是焦作市下辖的孟州市，相距大约60千米。 

公元前1046年，周军与诸国部落组成联合军，渡过盟津，东进伐纣。如今河南省西北部焦作市下辖的武陟县之名，与这场大进军有关。此地因是周武王进军克商、提牧野之师、兴兹土之地，遂名“武陟”。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陟”有登高之意，认为可能是武王进军途中在这里登上一座高山而命名。

大军向商王都朝歌不断推进，在决战打响之前，周武王作《牧誓》进行全军总动员，随后于朝歌城外的牧野与殷商展开最后决战。当时都城朝歌由内而外的位置分别以城、郭、郊、牧、野来称呼。“牧野”指的是都城郊外的地方。但牧野之战后，人们但凡见到此地名，联想到的却是这场决定商亡周兴的命运之战，以及发生决战的那一片地区，大体相当于今河南省卫辉市。

灭商后，周武王罢兵西归，我们也跟随武王回师的路线，将目光再转回洛阳地区。与孟津区毗邻、位于洛阳盆地东隅的偃师区，其名同样源于这场战役。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首次载其名之源：“偃师，武王伐纣，回师息戎，遂名偃师焉。”

西周时，统治者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君主主要是王室亲族与开国的功臣谋士。至今，在中原大地上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古国封邑的名字。比如今天河南省省会郑州与其下辖的新郑市的来历，就都与春秋时期的郑国有关。郑国的开国君主郑桓公是周宣王之弟，最初分封在西周王畿之内的“郑”，就以地名称其国。那个“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在位时，郑桓公身为皇叔，在镐京担任司徒。他眼见“王室将卑，戎狄必昌”，只得替自己家族留一条退路。公元前779年，郑桓公把家族、部属、财产搬到“济、洛、河、颖（济水、洛水、黄河、颖水）之间”，建了一个新邦，仍然称之为“郑”，于是就有了“新郑”这个地名。

西周王朝还在汉水以北、淮水上游一带设置了随、蔡、蒋、唐、息等诸多同姓封国，“来头最大”的大概是蔡国了。其开国始祖是周武王的弟弟蔡叔。可惜进入春秋时代以后，蔡国国势不振，

先为楚灭，而后幸运地异地复国。这一来一去，就在今天河南省驻马店市留下了“上蔡”“新蔡”两个县名。

秦统一六国后，改分封设郡县，此后近百年间诞生的一系列地名，绝大多数与秦始皇和汉武帝这两位政治强人有关。今河南省洛阳市下辖的新安县在秦时属战略要地，秦始皇给地名取“安”字，有长治久安之寓意。我们再来看河南省新乡市下辖的获嘉县。仅凭地名，人们恐怕很难想到，它的由来与一场千里之外的叛乱有关。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国宰相吕嘉起兵反汉，后被汉伏波将军路博德诛杀。汉武帝出巡行至汲县新中乡时，正好收到献来的吕嘉首级，武帝大喜，改新中乡为“获嘉县”。

丰富多彩的神州地名里，三国这个时代自然也有巨大贡献，例如今河南省许昌市下辖的魏都区和建安区。前者是1986年2月设立的，命名由来也比较好理解，曹丕称帝后，定都洛阳，又设了4个陪都，曾经曹操王霸之业的“起飞点”许昌就是其中之一。至于建安区，是2016年11月才改的名，意在纪念许昌建安文化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

唐时，武则天称帝后曾驾临嵩山，并亲登太室山封中岳之神，她将少室山下的阳城县改为“登封县”，年号改为“万岁登封”，这个称谓一直沿用到今河南省登封市。河南省灵宝市之名也是唐玄宗因个人崇信道教，喜得“灵符”后御赐。从远古到现代，留在神州版图上一个个别具一格的地名，可以说是几千年风雨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的见证。这些名称从诞生到演变乃至含义发生变化，折射出的也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追求的道德标准与人文精神。

（摘编自国家人文地理《华夏青史的地理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