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与汉代

    ①文学与时代紧密相连，汉赋也是如此。除文学内部发展因素外，汉代社会对汉赋的生产、消费等有重要的影响。

    ②汉赋生产与两汉社会的兴衰基本同步。汉初基本上是汉代社会的休养生息阶段，汉赋生产也处于初期阶段。现存的赋作，最有代表性的是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这些作品体制上继承楚辞传统，抒情言志，篇幅短小，而且内容上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汉赋生产的繁荣期是武帝以后到东汉中期。大一统的天下，文人心向中央，盛世激发了作家的情怀，于是，规模宏大、歌颂为主的大赋兴盛。这是时代的产物。典型代表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羽猎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这些大赋采用对话体，以状物为主，风格上呈现出“全”而“大”的特点。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两汉整个思想界成为经学的天下，大赋所体现的正统思想以及形式上的“劝百讽一”，就是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

    ③东汉和帝以后社会走下坡路，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党锢之祸使文人与社会逐渐疏远，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地震、蝗灾、水灾、瘟疫等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文人士大夫内心世界发生了重要变化，深感人生迷茫。此期经学衰落，道家思想又占据了重要位置。社会的剧变带来汉赋的新变，文人鸿篇巨制形式的大赋作品逐渐减少，代之而起的是以抒情为主的小赋。这种赋继承屈原、贾谊的传统，代表人物和作品如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等，他们突破汉大赋的创作模式，由外部世界的描绘转向内心世界的抒写，由体物转入写志，个人的思想、感情成为作品的主要内容，这是东汉后期社会带来的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④由以上可以看出，汉代社会影响着汉赋生产。首先影响辞赋生产者，如辞赋作家的地位、遭遇、追求、情怀等。汉代经学盛行，辞赋家的地位低下，被视为倡优一类人物，亦可见地位之低下。就作家的追求、情怀而言，当社会处于鼎盛时期，辞赋家就有很强的自豪感，主动与时代靠拢；当衰世时，辞赋家更多关心的是自我内心。其次，时代影响辞赋作品，包括思想、体制、风格、内容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时代与文学是互动关系。时代一方面影响汉赋生产，同时汉赋也反映时代的风貌，为时代服务。“天子之事”中，那种磅礴的气势，宏大的景象，强壮的声威，无不体现着大汉帝国的时代精神。东汉后期赵壹等人的辞赋揭露社会黑暗，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⑤时代不仅影响汉赋生产，而且影响汉赋消费。汉赋由于辞藻华丽，典型的汉赋大多是宫廷作品，或歌颂，或讽谏，所以基本在宫廷和知识阶层传播。当然，抒情性的辞赋也有一定的消费群体，大部分还是在文人范围之内。

（摘编自《光明日报》作者：张新科）

    “抢救第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长期需要坚持的方针。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不少国人眼中，非遗抢救没有必要，他们主张“淘汰论”，任其自生自灭；也有人认为民间传统艺术必须改造，主张要与强势文化接轨，要融进西洋文化。如此改造性破坏，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伤害早已有之且令人触目惊心。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倘若失去了独有的特性与特色，就会丧失自身的文化传统，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将无独立的地位。

    作为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传承中生存与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抢救与保护是通过抢救扶持稀有的人间国宝﹣﹣代表性传承人，使濒危项目能以鲜活的形态生存于民间。所以，抢救性保护的本质要义，在于维护濒危项目内在生命，增强其活态传承发展的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依靠人为载体，口传心授、言传身教，世代相承，延续发展。我们实施的抢救性保护是要使其生命力延续下去，而不是使其成为标本珍藏在博物馆。有专家呼吁，每一分钟都有一个民间艺人去世，每一分钟都有一个民间艺术品种在消亡。事实也是如此，目前一些非遗项目依然面临着后继乏人，甚至后继无人的问题，在地方戏曲及说唱艺术中尤为突出。愿意投身戏曲、曲艺事业的年轻人太少，民间文艺团体难以靠演出维持运转，大批剧团面临生存的危机。传统艺术若缺乏创新意识，不能融进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内容，缺少具有经典品格和现代意识的传统优秀剧目，是很难赢得现代观众尤其是青年人喜爱的，应该说这也是传统戏曲、曲艺发展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的表现。

    濒危语言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亟待优先抢救与保护的。因为在语言丢失的同时，原来以这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也必然随之丧失，语言的生死存亡关乎使用该语言的民族文化的传续和发展。今天，一些民族的语言已经或正在消失，一旦一种民族语言消失，这种民族文化特别是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会消亡，最后势必严重损害全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倘若语言的传承断档，离开了口头语言的诵唱，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江格尔》《玛纳斯》等就会失传、消亡。濒危语言的非物质文化特性，要求我们除了要及时对其语音、词汇、语法结构、语用等方面进行抢救性记录、整理、保存外，不但特别要关注濒危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非物质文化所蕴涵的意义、功能系统﹣﹣这些系统是外在社会结构、权力争斗、阶层属性不断扭结、互动的结果；还要弄清族群固有的历史渊源、信仰凝结以及思维模式等深层次的内核。更为重要的是，应切实加强在现实生活与教育实践中对濒危语言的传承，提高各民族大众对本民族母语价值的认识，增强对母语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应从青少年抓起，学习和掌握本民族语言，使少数民族濒危语言得以群体性的传承。语言之本茁壮，文化之花方能灿烂。

（选自李荣启《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有删改。）

    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王道”，一是“民本”。孟子崇尚“王道”政治，以“王道”为最高政治理想，而贬黜“霸道”。他分别以尧舜禹、“春秋五霸”为“王道”和“霸道”的代表。孟子所说的“王”，就是“以德行仁”，让人“中心悦而诚服”；他所说的“霸”是“以力服人”，结果是“非心服”。孟子要求行“仁政”，讲“民本”，其落脚点都在 “王道”上。他向往尧舜禹先王之治，实质上是希望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合一，即以尧舜禹等圣王实践过的理想政治的“类型”，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通过对圣王历史与业绩的诠释，批判他所处的纷乱的战国时代，目的是引导历史的走向。

    孟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以“民本”为基础，这与两千多年来中国以“君本”为基础的政治传统是形同水火的。如朱元璋读《孟子》至“草芥”“寇雠”之语而大怒，于洪武三年（1370）废黜孟子祠，并于洪武-十七年命大学士刘三吾删节《孟子》，就是明显的水火不相容的例子。两千多年来，《孟子》成了为苦难民众伸张正义的书，它召唤着历代读书人的良心，如“诗圣”杜甫的“致君尧舜上”，为民呐喊，忧国忧时。

    要讲“仁政”，就要以民为本，这就是传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从这一理念出发，孟子阐述了自己的“仁政”学说。这一学说，简单说来，包含礼贤下士和保民爱民这两方面的内容。孟子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就是说，君主若能行仁政，那他的臣民就会拥护君王，会为长官丢拼命。孟子一直以为，国君和社稷都是可以变换的，就是改朝换代，而民众是不变的，民心向背与政权的稳定与否直接相关，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是，孟子以民为本的“王道”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孟子其人其书对专制政治的冲击力之大，后世的不少帝王望孟生畏，《孟子》成“经”之难可见一斑。

    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这一思想，是对春秋以来“以民为本”人文主义思潮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思想界是破天荒的，对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如果说孟子言心言性是侧重于哲学思想的话，那么他谈君谈民就是偏重于政治思想了，二者密切相关。因为孟子的理想是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的合一，也就是“王道”。

    孟子“仁政”说的哲学基础是“性善论”。“性善论”，简言之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以为，仁爱基于善性，这个善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其目的是要为他的“仁政”说找依据。他说“道性善”，即善性人皆有之，应当不断加以扩充，达之于天下，那么“仁政”说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这样一来，“仁政”学说就有了一种天然的合理性、普遍的可行性。他“称尧舜”，是称道尧舜的德治天下，不失为仁义之道。德治天下是人们的理想政治，孟子的机智之处就在于把自己的“仁政”说，托之于人们理想中的圣王，这样说服力、可信度都会增强。然而，孟子虽然为“仁政”说找到了“性善论”这个内在依据，不过在当时崇尚“霸道”的形势下，这种“性善论”“仁政”说是很难有市场的。难怪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就说孟子的“仁政”说“迂远而阔于事情”了。

（摘编自郑杰文等主编《经学十二讲》）

    词在发展的初期，普遍被视为“小道”。不过，起源于民间的文体，到了文人手中，往往被赋予更深的意义，因而几乎在词得到北宋文人比较普遍喜爱的同时，词坛就出现了尊体①之说。这一学说大致是在相反相成的两个层面展开的。

    北宋前期，《花间》、南唐词风盛行，学之者多追求风格细腻柔婉，至柳永则趋于平俗浮靡，于是有苏轼对传统词风的改革。苏轼改革词风的方式是“以诗为词”，主要表现为对题材内容的拓展，对格调意蕴的重视等。这在主要以倚红偎翠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中，显得非常另类，所以当时经常得到讽刺性的评价。

    值得提出的是，苏轼的这一类创作有着非常鲜明的自觉意识。这表现在，首先，他要突破传统，自成一家。其次，他在文学创作上一贯具有争胜心态。对词坛上某些冲破《花间》、南唐词风的努力，他应该是曾经注意的。以我们对苏轼个性的了解，他肯定要在这方面继续力争超越前人。所以，苏轼实际上是在几个方面争胜，既有和传统词风的争，也有和体现士大夫意识的新兴词风的争，前者是破，后者则是进一步立。

    就在苏轼提出词“自是一家”不久，李清照又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说法，同样进行了“尊体”的探讨。不过，和苏轼不同，李清照主要是从词的体性入手的。在其著名的《词论》中，这位女词人对北宋词坛作了全面梳理，在对所谓“俗词”大加声讨的同时，主要批评了忽视词的音乐性的做法。因为词自产生以来，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文学，到了李清照的时代，仍然主要是音乐文学。偏离了这一传统，或者使得这一传统变味，显然不能为词坛的多数人接受。

    尽管苏轼和李清照的词论彼此带有一定的否定性，但不可否认，二者都有尊体的动机。前者是从意义的层面上，要把词向传统诗文的表达功能靠拢，从而否定“小道”之说；后者则从词的本来意义上，强调艺术的精工，从而保证这一文体的特殊性。看似相反，实则相成。

    苏轼和李清照的尊体论，实际上从两个方面划出了中国词史的轨迹，因而在后世不断得到回应。

【注】①尊体：指词这种体裁被词作家所推崇，不再被视为“小道”。

诗歌是生活的审美超越

    新世纪开始以来的诗歌界一直是比较沉寂的。然而，“裸体诗朗诵”等事件的发生打破了诗歌界持续已久的沉寂状态，引发了人们对现代诗命运的又一次思考：诗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古人云：“诗言志。”就是说，诗歌是表达人们的内心情感的。诗歌中蕴含的内心情感绝不是诗人的任意发挥，而是从现实生活中得来的。尽管人们可能因为生活境遇的不同而对诗歌的本质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只要是真正的诗人，他就无法拒绝现实生活在诗歌情绪生成中的决定意义。

    虽然现实生活是诗歌情绪产生的基础，但这并不是说只要生活着就会有新的诗歌情绪产生。诗人的生活范围不应当只局限在个人的小圈子里，而应该面向广阔的社会生活，与普通大众生活在一起，进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去。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生活与艺术是统一的，诗歌的情绪蕴藏在深厚的生活土壤中。诗人应当经常地问自己：“我被生活感动过吗？”如果生活感动了诗人，这表明诗人是在以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生活着，是在真正体验着普通大众的人生。只有生活在感动的世界里，诗人所获得的诗歌情绪才是真诚的，包含了人类普遍的精神追求，而不至于纯粹是一种封闭孤独的自我情绪的宣泄。

    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情绪和感受并不能全部进入到诗歌的创作中。因为，文学的创作过程是一种审美选择的过程，是一种情绪升华的过程。诗歌的创作需要饱满的情感。没有丰富的情感就不会产生优美的诗篇。然而，进入诗歌中的情感必须是以真善美为核心的，诗人要在真善美的表达中“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给人以美好的感受”。郭沫若、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之所以能够感动读者，就是因为他们作品中的情绪和感受是经过了诗人的审美超越的。这样说，并不是意味着个人的生存感受就没有价值。相反，那些在与普通大众相互交融的生活中产生的情绪体验往往是最接近真善美的，是最具有人文情怀和精神深度的。

    诗歌创作中的审美超越不仅是一个情感的把握过程，而且是一个语言的挑选过程。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白话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工具，口语化成为现代汉诗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然而，现代汉诗的口语化并不是意味着语言的粗俗化。日常口语可以成为诗歌的语言，但是它必须是经过诗人的审美加工。现代汉诗的口语化不仅是诗歌语言的艺术化，而且也是诗人以诗意化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生活情感的审美化。卞之琳的《断章》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但是诗人却通过日常生活的语言和意象的排列与组合，表达了常人司空见惯却又难以言说的人生体验和情绪。

材料一：

民族性和地域性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基本特征，丧失了民族地域文化特色，失去了历史传统文化内涵，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在现代化多元思潮理念以及西方舞蹈文化艺术思想的多方面影响下，具有明显大众娱乐性和新潮时尚性的舞蹈类型逐渐占据舞蹈艺术市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发展空间急速缩小，产生了诸多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舞蹈文化相互融合的现象，其中虽不乏精品，但大多数不免哗众取宠，市场化和商业化倾向严重，背离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初衷。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逐渐失去自身民族地域文化特色，失去发展延续之本。究其原因，还是缺乏坚定的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难以坚守民族文化本位。

继往开来，在坚守民族和民间文化本色的基础上求发展。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要坚持民族文化特色。首先要保持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和表演形式的传统历史特征。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所具有的载歌载舞特性和以舞传情特征，以及舞蹈表演和创作背后所依附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理念，使得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兼具深厚的历史文化性和情感艺术性。其次要突出体现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中少数民族文化特色。民族民间舞蹈往往独具民族风俗习惯特点和宗教色彩，少数民族独特的传统民族乐器、舞蹈动作设计、舞蹈创作理念、自然地理气候环境等因素造就了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的风格迥异、特色鲜明。最后要坚持表现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民间文化性，即大众性和群众性。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本身就是各族人民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所创作出来的，并在人民群众间广泛流传，因此，具有坚实的群众根基、鲜明的生活特性和乡土特色。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也应当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创作出富有生活气息的舞蹈作品。

继承传统、保持本色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发展的根基和本源，而推陈出新、博采众长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在当代社会繁荣延续的动力和保障。文化自信视域下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发展，不仅需要坚持民族文化本位，还要在此基础上兼收并蓄，不断创新。

推陈出新，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当代发展必须不断突破，与时俱进。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要突破封闭式的传承发展模式。传统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往往具有鲜明的自娱性，在传播上也多为民间大众的口口相传，传播范围较小，传播效率较低，信息闭塞，创新性不强，增加了传播、传承的难度。当下，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要积极利用网络平台进行舞蹈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不断更新舞蹈内容和表演形式，迅速提高创新能力和影响力。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要努力实现原生态与现代化相结合的多元化发展。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应该在传统创作理念基础上，充分借鉴融合新兴元素，在探索中超越，在融合中出彩。比如，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舞蹈从强调人物塑造的群体性到重视审视个体价值；从朴素简单的表演平台到绚丽多彩的现代舞台效果……总之，在保持民族区域特色的基础上紧跟时代步伐，是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发展的核心理念。

(摘编自刘忠《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在文化自信下的当代发展》)

材料二：

2024年央视春晚将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多民族文化荟萃的新疆喀什设立为分会场，不仅以特色鲜明的乐舞形式烘托出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而且以生动新颖的文化表达“龙行磊磊，欣欣家国”的主题，展现了新时代新疆各族人民心手相牵、团结奋进、共创美好未来的思想内涵，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和意义重大。

当音乐响起，开场舞蹈《欢乐大地》一层层“麦浪”在高低起伏的舞动中拉开了晚会的序幕。演员们在包裹的九层圆中挥舞双臂由密集变疏松，九个圆圈隐喻“九九归一”“天长地久”“吉祥”“繁荣”“圆满”之意，编导运用“圆”的构思以动态变换叠加的形式，构成一个大的“同心圆”将各民族凝聚在一起，这是一个同心共铸的“圆”，体现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女子群舞《摘葡萄》是经典的维吾尔族传统民间舞蹈作品，在舞蹈情绪表达过程中“点”到“线”的形式贯通整个作品，透过演员表情和动作，表达她们摘葡萄的内心世界，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葡萄园中，感受摘葡萄时的场景，体会摘葡萄时愉悦的心情。

哈萨克族舞蹈《黑走马》中原生性元素的运用是本场晚会较具代表性的一个点，折腕、柔手、硬肩是哈萨克族舞蹈“点”元素的代表，肩、手、脚的纯朴动态深深打动每位观众的心，极具艺术魅力。

总体来说，在晚会的舞蹈作品《欢乐大地》《黑走马》《摘葡萄》《阳光下的麦盖提》《我的爱献给祖国母亲》舞蹈结构的设计过程中，编创者从单一民族元素入手穿插融入多个民族元素进行舞蹈表演，通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回族、汉族、蒙古族等民族舞蹈文化的融合，以单个民族“点”的延伸和融合呈现出中华民族的“面”的文化特征，并在红色氛围的衬托下，进一步体现出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团结在一起的生活图景和精神意象。

(摘编自《舞之新韵情至共圆——评2024新疆春晚<美在新疆>的舞蹈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