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玳瑁

鲁 彦

净洁的白毛的中间，夹杂些淡黄的云霞似的柔毛，恰如透明的妇人的玳瑁首饰的那种猫儿，是被称为“玳瑁猫”的。我们家里的猫儿正是那一类，父亲就给了它“玳瑁”这个名字。

它什么时候来到我们家里，我不很清楚，据说大约已有三年光景了。父亲给我的信，从来不曾提过它。在他的理智中，仿佛以为玳瑁毕竟是一匹小小的兽，比不上任何的家事足以通知我似的。

当我去年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看到了父亲和玳瑁的感情了。

每当厨房的碗筷一搬动，父亲在后房餐桌边坐下的时候，玳瑁便在门外“咪咪”地叫起来。这叫声是只有两三声，从不多叫的。它仿佛在问父亲，可不可以进来似的。

于是父亲就说了，完全像对什么人说话一样：

“玳瑁，这里来！”

我初到的几天，家里突然增多了四个人，在玳瑁似乎感觉到热闹与生疏的恐惧，常不肯即刻进来。

“来吧，玳瑁！”父亲望着门外，不见它进来，又说了。

“小孩一样，看见生疏的人，就怕进来了。”父亲笑着对我们说。

但是过了一会，玳瑁在大家的不注意中，已经跃上了父亲的膝上。

“喏，在这里了。”父亲说。

我们弯过头去看，它伏在父亲的膝上，睁着略带惧怯的眼望着我们，仿佛预备逃遁似的。

父亲立刻理会它的感觉，用手抚摸着它的颈背，说：“困吧，玳瑁。”一面他又转过来对我们说，“不要多看它，它像姑娘一样的呢。”

我们吃着饭，玳瑁从不跳到桌上来，只是静静地伏在父亲的膝上。有时鱼腥的气息引诱了它，它偶尔伸出半个头来望了一望，又立刻缩了回去。它的脚不肯触着桌。这是它的规矩，父亲告诉我们说，向来是这样的。

父亲吃完饭，站起来的时候，玳瑁便先走出门外去。它知道父亲要到厨房里去给它预备饭了。那是真的。父亲从来不曾忘记过，他自己一吃完饭，便去添饭给玳瑁的。玳瑁的饭每次都有鱼或鱼汤拌着。父亲自己这几年来对于鱼的滋味据说有点厌，但即使自己不吃，他总是每次上街去，给玳瑁带了一些鱼来，而且给它储存着的。

白天，玳瑁常在储藏东西的楼上，不常到楼下的房子里来。但每当父亲有什么事情将要出去的时候，玳瑁像是在楼上看着的样子，便溜到父亲的身边，绕着父亲的脚转了几下，一直跟父亲到门边。父亲回来的时候，它又像是在什么地方远远望着，静静地倾听着的样子，待父亲一跨进门限，它又在父亲的脚边了。它并不时时刻刻跟着父亲，但父亲的一举一动，父亲的进出，它似乎时刻在那里留心着。

晚上，玳瑁睡在父亲的脚后的被上，陪伴着父亲。

我们回家后，父亲换了一个寝室。他现在睡到弄堂门外一间从来没有人去的房子里了。

玳瑁有两夜没有找到父亲，只在原地方走着，叫着。它第一夜跳到父亲的床上，发现睡着的是我们，便立刻跳了出去。

正是很冷的天气。父亲记念着玳瑁夜里受冷，说它恐怕不会想到他会搬到那样冷落的地方去的。而且晚上弄堂门又关得很早。

但是第三天的夜里，父亲一觉醒来，玳瑁已在床上睡着了，静静地，“咕咕”念着猫经。

半个月后，玳瑁对我也渐渐熟了。它不复躲避我。当它在父亲身边的时候，我伸出手去，轻轻抚摸着它的颈背，它伏着不动。然而它从不自己走近我。我叫它，它仍不来。就是母亲，她是永久和父亲在一起的，它也不肯走近她。父亲呢，只要叫一声“玳瑁”，甚至咳嗽一声，它便不晓得从什么地方溜出来了，而且绕着父亲的脚。

有两次玳瑁到邻居去游走，忘记了吃饭。我们大家叫着“玳瑁玳瑁”，东西寻找着，不见它到来。父亲却猜到它那里去了。他拿着玳瑁的饭碗走出门外，用筷子敲着，只喊了两声“玳瑁”，玳瑁便从很远的邻屋上走来了。

“你的声音像格外不同似的，”母亲对父亲说，“只消叫两声，又不大，它便老远地听见了。”

“是哪，它只听我管的哩。”

对于寂寞地度着残年的老人，玳瑁所给与的是儿子和孙子的安慰，我觉得。

六月四日的早晨，我带着战栗的心重到家里，父亲只躺在床上远远地望了我一下，便疲倦地合上了眼皮。我悲苦地牵着他的手在我的面上抚摸。他的手已经有点生硬，不复像往日柔和地抚摸玳瑁的颈背那么自然。据说在头一天的下午，玳瑁曾经跳上他的身边，悲鸣着，父亲还很自然地抚摸着它，亲密地叫着“玳瑁”。而我呢，已经迟了。

从这一天起，玳瑁便不再走进父亲的以及和父亲相连的我们的房子。我们有好几天没有看见玳瑁的影子。我代替了父亲的工作，给玳瑁在厨房里备好鱼拌的饭，敲着碗，叫着“玳瑁”。玳瑁没有回答，也不出来。母亲说，这几天家里人多，闹得很，它该是躲在楼上怕出来的。于是我把饭碗一直送到楼上。然而玳瑁仍没有影子。过了一天，碗里的饭照样地摆在楼上，只饭粒干瘪了一些。

第五天早晨，母亲才发现给玳瑁在厨房预备着的另一只饭碗里的饭略略少了一些。大约它在没有人的夜里走进了厨房。它应该是非常饥饿了。然而仍像吃不下的样子。

一星期后，家里的戚友渐渐少了。玳瑁仍不大肯露面。无论谁叫它，都不答应，偶然在楼梯上溜过的后影，显得憔悴而且瘦削，连那怀着孕的肚子也好像小了一些似的。

一天一天家里愈加冷静了。满屋里主宰着静默的悲哀。一到晚上，人还没有睡，老鼠便吱吱叫着活动起来，甚至我们房间的楼上也在叫着跑着。玳瑁是最会捕鼠的。当去年我们回家的时候，即使它跟着父亲睡在远一点的地方，我们的房间里从没有听见过老鼠的声音，但现在玳瑁就睡在隔壁的楼上，也不过问了。我们毫不埋怨它。我们知道它所以这样的原因。

现在距我们离家的时候又已一月多了。玳瑁应该很健康吧？我希望能再见到和父亲的灵魂永久同在的玳瑁。

（选自《故乡的梦》，有删节）

聂耽

聂鑫森

    聂耽退休了。

    他的家嵌在古城一条长而窄且弯弯曲曲的巷子里。小庭院是祖产，安静自在，正如鲁迅的诗句所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所以他不去住高楼大厦，那是一个个关鸟的笼子，憋屈！何况小庭院位置好，出巷口便是商铺林立的平政街，出巷尾就是四时景物宜人的雨湖公园，

    聂耽没退休时，在这条巷子里是个没人多看一眼的角色，不就是一个做工的么！何况，他除碰见人微笑着打个招呼外，从不去串门，也决不邀人来家闲坐、喝茶。别人家有婚丧嫁娶之类事，往往由他夫人去办，他很少出头露面。

    但在聂耽临近退休时，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让巷中人不能不对他刮目相看。

全国纺织系统的保全工，经过层层选拔，十个优胜者再参加决赛，聂耽居然夺得冠军！中央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在一个巨型车间里，几十台纺纱机、织布机一齐开动，机声喧闹；被蒙上眼睛的聂耽，坐在车间的上端，他能在嘈杂的机声中，听出哪台机器有毛病，毛病出在什么地方，百分之百准确。

    现场直播的事，是聂夫人失口说出去的。正好是星期天的上午，全巷的男女老少都在看。很多特写镜头，都停留在聂耽的耳朵上，又大又长不说，而且耳郭会敏感地扇动，忽快忽慢，让人啧啧称奇。

    当决赛结束，宣布聂耽第一时，巷子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鞭炮声。巷子出了这样一个人物，太了不起了！

    欢呼之余，大家也有了愧意，几十年来对聂耽了解得太少了。这个功夫聂耽是怎么练出来的？他上班到底有什么异常表现？他喜欢吃什么、穿什么？业余有什么爱好？退休后在家干什么？国人对名人的一切，素来怀有浓厚的兴趣，哪怕每天拉几回尿、打几个喷嚏都津津乐道，所谓“追星族”“铁杆粉丝”是也。

    各种各样的信息，从不同的渠道汇集到一起：

    聂耽吃饭菜和大家基本相同，但尤喜吃素；穿衣服不喜欢什么名牌，合身就好。

    他耳朵虽大，却无先天特异功能，是后天练出来的。练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上班没活干时，工友们都坐在值班室里等候，聂耽却提一把小凳子坐在车间一角，闭着眼静听喧闹的机声，身子可以一两个小时纹丝不动，扇动的只是他的耳郭；其二，是他家的小院里，花树之间立着几个木架子，木架上挂着长短、大小、厚薄不同的铁片、钢条、铜圈，有的还故意凿出裂纹，一一编上号，聂耽闭着眼坐在台阶上，让家人轻重缓急地敲击它们，他边听声音边叫出编号的位置，或者干脆只听风声雨声击打金属的声音，听花开叶落虫鸣的声音。

业余爱好，除听声音之外，便是读各种专业技术书籍和文史方面的闲书。

    聂耽把获奖的十万元，全捐给了市里的“爱心救助工程”。

    可获奖后的聂耽，和从前没有丝毫不同，别人当面和背后的议论、赞扬，他似乎都没听见﹣﹣耳朵直愣愣矗着，一动不动。

    不同的是，休息日，常有青年工人来拜访退休了的聂耽。院门是关的，他们在说什么、做什么，没人知道。有时，聂耽会领着这些人走出巷尾，到雨湖公园游玩，笑语声一路撒落，滴溜溜转。

    与聂耽隔着巷道门对门住的是刘聪。

    刘聪是一家大医院五官科的主治大夫，在治耳鸣、假聋、耳膜破损等方面名声远播。他对聂耽的超常听力很感兴趣，希望从中找出什么奥秘，或许会有助于他对耳疾的治疗。可聂耽不喜与人打交道，令他束手无策。现在他有法子啦，可以悄悄跟在聂耽一群人后面，听他们说话，不会没有斩获。

    他们坐进听风轩，听秋风飒飒。

    聂耽的耳郭忽然动了起来，然后用手一指，说：“那阶边的一颗小石子，压住了一只蝈蝈的腿，它叫得很痛苦。”有人飞快地跑过去查看，果不其然。有人问：“聂师傅，你是怎么听出来的？”聂耽说：“因为听多了，听熟了。”

    年轻人簇拥着聂耽，又说又笑。三三两两的游人跟在后面慢行，老人的拐杖声，女人的高跟鞋声，孩子的喊叫声，此起彼落。

    走在最后的刘聪，忽然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一元钱硬币，让它垂直落下。硬币掉到石板上，清脆地一响。几乎所有人都听见了钱币落地的声音，都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目光搜索着发出声音的方位。

    只有聂耽没听见，依旧向前走。

    刘聪抱歉地对大家笑了笑，弯腰拾起硬币，然后转身走了。他知道，聂耽只听见他想听见的声音，想听见的声音就一定能听见！

（有删改）

卖琴

【加拿大】费力克斯·勒克莱尔

    雨天，男人的短大衣里藏着一把小提琴。他走得很快，帽子遮在眼睛上，一脸疲惫，不时左顾右盼。突然，他拐进一条小小的甬道，推开一扇房门。门上的木牌上写着：制琴坊。

    进入房内，他脱下大衣，把小提琴放在柜台上。他用大拇指把帽边卷起来，等着那位在窗下工作的老人。制琴师站起身，一双眼睛在大大的镜片后面眨动着：“做什么？”

    “我想把我的小提琴卖给您。”

   制琴师将琴拿在手中，翻来覆去看，说：“是我做的，二十年了，制作日期写在这儿呢。”

    那男人说：“我知道。

    “您想卖掉它？”

    “是的，先生。”

    “贵姓啊，您？”

    “于贝尔·托马斯。”

    “我听过您的大名，我那屋里面就有您的唱片，几支协奏曲，就是用这把琴录制的吧？您拉小提琴很久了吗？”

    “16年了。”

    老人又摸了摸琴：“还是留着吧。”

    “不，我再也不想看到它。”

    “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不会把一个老朋友甩掉的，一个16年来相依为命、为您留下许多纪念的朋友。”

    “我需要钱。”音乐家的脸痛苦地抽搐了一下，他摊开手，说道，“我现在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交响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了，电台的工作也已经丢了。”

    他咬咬嘴唇。“公众音乐会也是，两个星期前，爵士交响乐团的指挥辞退了我。我只好去给孩子们上课，可就在教他们演奏上行音阶的时候，我的手僵住了……是风湿病。”

    当他说话时，老人几次犹豫后将左手放在了琴盒上。

    音乐家说完了，低头看他的琴，这才发现老人的手缺了两根手指。整整一分钟，两个人都一动不动。最后于贝尔·托马斯先开口了：“您的手也残了？”

    老人沉默地转回身，向窗边走去，坐在凳子上继续工作，他盯着手中的活计，说道：“这桩意外是在我16岁时发生的。我把它讲给您听，是因为我那屋里面有您的小提琴协奏曲。

    “那时候，我家生活在一个农场里，距城市有七里路，我每天坐着狗拉雪橇去上学。我有了一个爱好：音乐。那时我唯一的、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名音乐家。”

    音乐家始终低着头。老人继续说道：“我挺有天分，耳朵很好，左手灵巧，还有一颗特别敏感的心。我学了一年，对小提琴简直到了痴狂的地步。为了上琴课，我需要在晚饭后出门，上完课后再返回家里。每星期一次。在学琴的路上，我裹着一张毛毯，把小提琴紧紧抱在怀中，像抱着一个孩子……

    “正是那个时期，在一场学校组织的节庆活动中，我第一次当众演奏。”

    小提琴家抬起了头。老人继续说道：“演奏大厅里，有几位牧师、一位主教大人、一位议员、一些记者、全体学生和几个漂亮的女孩。由于一场可怕的暴雪，我是独自一人坐着狗拉雪橇来的。妈妈没能坐在大厅里看我演出，因为路完全没法走。

    “我演奏了《回忆》，我的小提琴声回荡在大厅里，琴音清澈洁净。我还记得演出结束时那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我那不知所措的样子。我的老师站在幕后，他哭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吻了我一下。

    “有一个男人，过来问我的姓名和年龄，然后带着满脸的微笑和鼓励的目光离去了。一位牧师对我晃着脑袋说：‘再接再厉，小家伙……’

    “唉，如果妈妈在那儿该多好！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音乐家凑近来，身子向前倾着，生怕听漏了一句话。老人继续说道：“夜深了，我从学校出来，胳膊下夹着心爱的小提琴，满心都是幻想。我要到学校后面的小牲口棚去，我的狗在那儿等我。

    “我想到大都会、音乐会、个人独奏，想到我的家庭，那光宗耀祖的辉煌时刻指日可待……突然，汪的一声！”

    音乐家蹙蹙眉头，等着下面的话。

    制琴师接着说道，“有些情节我记不太清楚了，只知道我跟一条狗在搏斗，它在狂吠，我也在大喊大叫，在我身后的雪地上拖着一条长长的血痕……那条我们家买了才一个星期的狗，咬断了我的两根手指。”

    一阵沉默后，老人又说：“在我的一生中，我只公开演奏过一次，而不是演奏了16年，更不曾取得显赫的成就，没录制过唱片，没有四处巡演将名声远播到欧洲去。只有过一次当众演出，还是在一个学校的小厅堂里，而且我的母亲也没有来听。”

    于贝尔·托马斯再次低下头去。

    老人悄悄站起身，消失在把店面和他的住处分隔开来的门帘后面。他抱着一个琴盒走回来，小心翼翼地将它打开。那是他的小提琴，被包裹在一块白色的法兰绒布里。他把琴轻轻地放在于贝尔·托马斯身旁，又回到窗下的小凳上。

    音乐家就像一个蒙羞的人急于脱身那样，走向柜台，拿起他的小提琴，塞进短大衣。他轻轻地带上门走了出去，仿佛这是一扇教堂之门。

父亲的演员生涯

梁晓声

    父亲去世已经十二年了。

    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地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谁见了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大概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

    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2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挥去的。

    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

    “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

    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

    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在他七十四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卖菜的……

    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

    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那条旧北京假景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吧。”

    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

    我问：“为什么？”

    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

    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

    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①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依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地，他唯恐使那长袍沾了灰土或弄褶皱了……

    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

    有些群众演员，钱一到手，人也便脚底板抹油，溜了。这些群众演员，在这一点上，倒可谓相当出色地演着我们现实中的一些个“群众”、一些个中国人。

    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

    那两年内，父亲和我一块儿睡在办公室。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听见黑暗之中父亲叹了口气，说：“唉，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哇！他就怕这几天下雨……”  

    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联得太紧密了。

    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

    我嘟哝地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吗？睡吧睡吧！”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父亲教训我道，“全厂两千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不关心？”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

    天亮后，父亲东找西找。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他自言自语：“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要发急吗？”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

    父亲还在朝鲜选景于中国的一个什么影片中担当过群众演员。那位朝鲜导演对父亲表示了很大的谢意，并单独同父亲合影留念。

    那一天父亲特别高兴，对我说：“我们中国的古人，主张干什么事都认真。要当群众演员，咱们就认认真真地当群众演员。咱们这样的中国人，外国人能不看重你吗？”

    父亲参演过的电影，我说得出片名的，仅仅三部。父亲所“演”，不过就是些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角色。走得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就十几秒钟。然而，父亲的确是一位极认真、极投入的群众演员——与父亲“合作”过的导演们都这么说……

    在我写这篇文字之间，又有人打来了电话—— 

    “我们想请你父亲演个群众角色啊！”

    “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对不起……”

    ②对方的失望大大多于对方的歉意。

    父亲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父亲曾是一个认真的群众演员。或者说，父亲是一个“本色”的群众演员。

    就表演艺术而言，我崇敬性格演员；就现实中人而言，恰恰相反，我崇敬每一个“本色”的人，而十分警惕“性格演员”……

（选自《散文选刊》，有删改）

马兰花

李德霞

    大清早，马兰花从蔬菜批发市场接了满满一车菜回来。车子还没扎稳，邻摊卖水果的三孬就凑过来说：“兰花姐，卖咸菜的麻婶出事了。”

    马兰花一惊：“出啥事啦？”

    三孬说：“前天晚上，麻婶收摊回家后，突发脑溢血，幸亏被邻居发现，送到医院里，听说现在还在抢救呢。”

    马兰花想起来了，难怪昨天就没看见麻婶摆摊卖咸菜。三孬又说：“前天上午麻婶接咸菜钱不够，不是借了你六百块钱吗？听说麻婶的女儿从上海赶过来了，你最好还是抽空跟她说说去。”

    整整一个上午，马兰花都提不起精神来，不时地瞅着菜摊旁边的那块空地发呆。以前，麻婶就在那里摆摊卖咸菜，不忙的时候，就和马兰花说说话，聊聊天，有时买菜的人多，马兰花忙不过来，不用招呼，麻婶就会主动过来帮个忙……

    中午，跑出租车的男人进了菜摊。马兰花就把麻婶的事跟她男人说了。男人说：“我开车陪你去趟医院吧。一来看看麻婶，二来把麻婶借钱的事跟她女儿说说，免得日后有麻烦。” 马兰花就从三孬的水果摊上买了一大兜水果，坐着男人的车去了医院。麻婶已转入重症监护室，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门口的长椅上，麻婶的女儿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马兰花安慰了一番，放下水果就出了医院。男人撵上来，不满地对马兰花说：“我碰你好几次，你咋不提麻婶借钱的事？”

    马兰花说：“你也不看看，那是提钱的时候吗？”

    男人急了：“你现在不提，万一麻婶救不过来，你找谁要去？”

    马兰花火了：“你咋尽往坏处想啊？你就肯定麻婶救不过来？你就肯定人家会赖咱那六百块钱？啥人啊！”

    男人铁青了脸，怒气冲冲地上了车。一路上，男人把车开得飞快。第三天，有消息传来，麻婶没能救过来，昨天她女儿火化了麻婶，带着骨灰连夜飞回了上海。男人知道后，特意赶过来，冲着马兰花吼：“钱呢？麻婶的女儿还你了吗？老子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女人！”

    男人离开时，一脚踢翻一只菜篓子，红艳艳的西红柿滚了一地。马兰花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从此，男人耿耿于怀，有事没事就把六百块钱的事挂在嘴边。马兰花只当没听见。一天，正吃着饭，男人又拿六百块钱说事了。男人说：“咱都进城好几年了，住的房子还是租来的，你倒好，拿六百块钱打了水漂儿。”

    马兰花终于憋不住了，眼里含着泪说：“你有完没完？不就六百块钱吗？是个命！就当麻婶是我干妈，我孝敬了干妈，成了吧？”

    男人一撂碗，拂袖而去，把屋门摔得山响。日子水一样流淌。转眼，一个月过去。这天，马兰花卖完菜回到家。一进门，就看见男人系着围裙，做了香喷喷的一桌饭菜，马兰花呆了，诧异地说：“日头从西边出来啦？”

    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嘴快，说：“妈妈，是有位阿姨给你寄来了钱和信，爸爸高兴，说是要犒劳你的。”马兰花看着男人说：“到底咋回事？”

    男人挠挠头，嘿嘿一笑：“是麻婶的女儿从上海寄来的。”

    “信里都说了些啥？”

    男人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汇款单和一封信，说：“你自己看嘛。”

    马兰花接过信，就着灯光看起来。信中写道：“兰花姐，实在是对不起了。母亲去世后，我没来得及整理她的东西，就大包小包地运回上海了。前几天清理母亲的遗物时，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她借你六百块钱的事，还有借钱的日期，根据时间推断，我敢肯定，母亲没有还这笔钱。本来母亲在医院时，你还送了一兜水果过来，可你就是没提母亲借钱的事。还好我曾经和母亲到你家串过门，记着地址。不然麻烦可就大了。汇去一千元，多出来的四百块算是对大姐的一点心意吧。还有一事，我听母亲说过，大姐一家住的那房子还是租来的，母亲走了，房子我用不上，一时半会儿也卖不了，大姐如果不嫌弃，就搬过去住吧，就当帮我看房子了，钥匙我随后寄去。”

    马兰花读着信，读出满眼的泪水……

一根鱼刺

吕啸天

    山狼县县长老季不抽烟，不喜喝酒，独嗜吃鱼。方圆百余里，做鱼宴出名的酒店，他都会赶去品尝，但是，他坚持自掏腰包，熟悉他的人就尊称他为“季一鱼”。

    一个下着毛毛雨的下午，老季到全县最边远的一个乡考察扶贫工作。回城的路上，司机小孟说途经的青河乡新开了一家做鱼宴出名的青河饭店。老季来了兴致，说去尝尝。

    小孟乐颠颠地将车开进了青河乡政府。乡长老禾接到小孟的电话老早就等在那里，碰头后，几个人来到了青河饭店。

    青河饭店的招牌菜是青河鲤鱼宴。青河乡是一个山乡，森林密布，水秀山绿，空气清新。乡里有一个远近闻名的青河水库，水库里放养了不少鱼，其中的鲤鱼以肉鲜味美闻名。青河饭店的鱼宴就是取自于青河水库的青河鲤鱼烹制的。青河饭店老板姓招，捕鱼出身，以渔为业多年，练就了一手烹制鱼宴的绝招。他既是老板，又是店里的大厨，顾客就送了一个“鱼一招”的外号给他。

    几个人落座，老禾来到厨房点了一条8斤重的新捕捞上来的鲤鱼。鱼一招把这条鱼做成了四道菜：鱼头加山橄榄清蒸，鱼肉一部分红烧，一部分和香菇木耳等配料制作成鱼丸，鱼骨架配野菜炖汤。

    鱼鲜厨艺精，菜一道道上来，老季吃得赞不绝口，连称这是几年来吃得最香的一顿鱼宴。最后一道菜是鱼骨架汤。服务员先给老季盛了一碗，再给其他人盛。老季很随意地拿起汤匙盛了一匙送进嘴里，咽下去，再咂咂舌，说：“鲜美无比！难得，难得，这顿口福算我犒劳大家。”

    老季舀第二匙时，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是他老婆打来的，问他何时回去吃饭。简单通话后，老季将手机放回桌上，将汤送进嘴里。

    也许是刚通过电话，思维没那么集中，也许是第一口汤太鲜美了，老季没多想就将汤往肚子里咽。刚咽到喉咙时，老季啊了一声，他的喉咙被一根鱼刺卡住了。

    众人大惊失色，有过被鱼刺卡喉经历的人纷纷献策：喝醋！咽饭团！吃韭菜……各种办法用过，鱼刺仍卡在喉咙里。老季感到不舒服，猛咳了几下，再吐出一些口水，众人直呼：有血！季县长的喉咙出血了！老季被立即送往县医院治疗。临走，小孟气急败坏大骂老禾和鱼一招：真是蠢才！

    县医院对这类小病治疗了无数例，两名经验丰富的医生给老季做了一个简单的手术，很快就将鱼刺取了出来。小孟再送老季回家休息，来到家门口，老季猛然省悟说：“走得太急，还没付饭钱。听老禾说是120元！”老季从钱包里拿出钱对小孟说：“明天，你抽个时间给人家送去。”

    还给他钱？小孟在心里气呼呼地说，没让那个该死的鱼一招付药费就便宜他了。但是，他见老季一脸郑重，不敢多说，转而对老季说：“隔天，顺路去的时候再给他，你看行吗？”

    老季想，也好。

    一个星期后，省财政厅卢副厅长前来山狼县检查年度财政工作。卢副厅长亦喜吃鱼。老季就让小孟开车再次到青河饭店吃鱼宴。

    小孟将车开进了乡政府，但没找到老禾，打他的手机也关机。细问才知道，上次老季被鱼刺扎了喉咙，老禾生怕影响自己仕途，这天正好到县里“打探”消息去了。

    老季哭笑不得。小孟没当回事儿说：“我们自个儿去！”

    来到青河饭店，几个人又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偌大的饭店空无一人，里面值钱的东西能搬走的全搬走了，剩下的破桌椅烂竹筐废纸片弄得一片狼藉。

    小孟拦住一位村民，有些气急败坏地问：“这家饭店是不是搬走了？”

    村民说是搬走了，但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也不知道。那天晚上，鱼一招见弄出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意识到后患无穷，于是连夜搬走了。

    老季摸着被鱼刺卡住过的喉咙，想说什么，但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呆了片刻，他将那120元递给那位村民说：“这是我欠老招的饭钱，请你设法将这些钱交到他的手上。”

    老季又说：“请把他找回来，山狼县要发展，不能少了这种人。”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