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

       大学时的诗词习作已被老师顾随惊叹“青年有清才若此”，到得中年，更获得文史大家缪钺“实大声宏，厚积薄发，迥异于前代诸女诗人者矣”的揄扬；至于学术成就，顾随在她23岁时已经断定“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鼓励自立门派，而她将西方理论引入古典诗词研究的大胆尝试，引得缪钺主动来信盛赞“继《人间词话》后，对中国词学之又一次值得重视的开拓”。她，就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叶嘉莹。

       倡导以吟诵为主、对儿童进行古诗教学成为这位自感“老之已至”的学者的重点工作，她为儿童编写古诗读本，亲自读诵吟唱，乃至上电视亲身示范，“只希望在传承的长流中，尽到我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

       叶嘉莹认为，古诗词教育能使孩子们与古典文化相通：“关键在于选入教材的是不是精华之作，老师能不能把其中的精华讲解清楚。选的是糟粕的话也没什么用。选的是精华，老师能把精华讲出来，才算达到目的。”“好的老师应该把诗词里的生命教出来，让诗词有一种兴发感动。”叶嘉莹说。

诗教是古代的教育传统，而这个时代的诗教，对她而言，就是让诗从抽象变为具体，使今人也能体会当时诗人的感情、心智、意念、理想等，使诗词活起来。

       她曾在加拿大为幼儿园的孩子们讲古诗词，一出手就用杜甫的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学界往往以为杜诗沉郁顿挫、意蕴丰富，非经人世者难解其中况味，乃至历代对其的阐释、集注都有上百种。但叶嘉莹认为，不能看低小孩的智能而让他们读浅近的诗歌，“要选择真正好的作品，只要老师讲的明白，他们一样会理解，一样能背下来。让小孩子学骆宾王的《鹅》并不合适，这不能算一首好诗，只是骆宾王小时候的习作，对孩子们学诗、作诗没有意义。”

       叶嘉莹先用了杜甫的画像让孩子们认识这名诗人，再用地图让孩子了解杜甫颠沛流离的生活境况，最后回到诗歌本身，向孩子们讲解这首诗是杜甫出外散步，看见春天的美景而作。叶嘉莹讲完一句，就画一幅图以加深孩子们理解，全诗讲完后，再带领他们背诵、吟唱，孩子们由此对古诗饶有兴味，学得非常快。

       当时她给孩子们留了两句诗 “门前小松鼠，来往不惊人”当作业。有一个小朋友续出了“松鼠爱松果，小松家白云”这样饶有意趣的句子。

“诗不是抽象的东西，”叶嘉莹说，“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诗是感情的活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小孩子学诗，就是让他们对天地草木鸟兽、对人生的聚散离合都有关怀的爱心。”

       但现在的一些做人方式令她不能理解。生于“燕京之旧家”，叶嘉莹“提倡弱德之美，要求自己在艰难困苦中亦能持守；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也就是待己严待人宽；日三省吾身……这样的性格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使然，在这种文化里强调人的弱德，而非当一个强取豪夺、不择手段的强者。”

       现在的“读经”让她有点看不懂。她看到报纸上说，一些读经班单让小孩背书，老师不讲解内容，唱歌一样带着孩子们背，孩子连字都认不全，只能跟着老师唱。“误人子弟。”叶嘉莹评价，“读书当从识字始，字都不认、道理都不懂，背来有什么用？”

       叶嘉莹认为，应该以“兴道讽诵”的方式，老师先让孩子认字，告诉他诗里写了什么，让他明白诗人的感动何在。而“道”，则在于以讲解来引领．“教小孩是要一步一步来，现在的情况是老师都不懂，学生乱背，错字别字都不通，背得再多有什么用？”叶嘉莹反问。

      在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作为一名学者，叶嘉莹以辩证眼光观之。近体诗与现代诗，在她看来“各有所得，各有所失”，都有上品与劣作。但与古典诗歌强调内心的兴发感动不同，现代诗更侧重于机智、技巧、安排、造作，看得出制造痕迹，它的根基与美感更来自西方，“接受外国传统、受到外国诗歌影响。”

    “胡适的白话诗如果用白话说出来，就没有诗的意思了，所以只能变个花样、加入技巧，制造一些艰难。而古诗用古诗的方法说有意味，用白话说，同样也有意味。”叶嘉莹说。在她看来，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去用它寻找光明”）是很灵巧的句子，但如果用于儿童教育，“小孩不见得有什么体会”。

【相关链接】

①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生于北京书香世家。从1945年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担任中学教师开始，叶嘉莹至今未中断过她的古诗词教学。11950年代起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任教，1960年代开始担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1969年定居加拿大，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也是加拿大皇家学会唯一华裔院士。1979年开始每年利用假期回国讲授古诗词。

②作为一个承习“新知识，旧道德”家教的女子，叶嘉莹站在通往诗词王国的道路上，诲人不倦，度人无数。叶嘉莹历经丧乱，晚年丧女，诗词给她力量，叶嘉莹借诗度过忧患，获得疗愈。

一代宗师黄昆

    我1981年到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一直到2000年离开，中间差不多有15年是与黄昆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几乎天天见面。可以说，我有幸是这个世界上受黄先生的教导最多的一个学生。

    黄昆评价自己的研究有两个高峰，其中作出最主要学术贡献的第一个高峰，是在英国留学的6年中完成的。

    1945年10月，黄昆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师从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后来荣获诺贝尔奖的莫特（N。F。Mott）教授，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定为固体物理学。几个月后，初出茅庐的黄昆完成了题为《稀固溶体的X光漫散射》论文，大胆提出了关于杂质和缺陷X光的散射理论模型。20年后，德国科学家在实验室中证实了黄昆的理论预言，国际学术界随即称之为X光“黄散射”。

    在完成博士论文后，黄昆受到爱丁堡大学玻恩教授（M。Born）的赏识，被邀合著《晶格动力学》一书。这本专著至今仍是固体物理学领域的权威著作，从1975年至2001年3月，该书的英文版被引用5254次，俄文版被引用376次，平均每年200多次。

    除了撰写《晶格动力学》，这段时间黄昆还连续完成了两项开拓性的学术贡献。一项是提出著名的“黄方程”和“声子极化激元”概念，另一项是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里斯（A.Rhys，中文名李爱扶）共同提出的“黄﹣里斯理论”。他与妻子在1950年合写的这篇论文，至今仍是在这个领域工作的科学家们必引的经典文献。我前不久检索发现，从1975年以来，这篇文章被他人在SCI刊物引用734次，其中1994年以后被引用240次，平均每年20多次。

    1951年底，黄昆回国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授，没有继续他的基础研究，而是一心扑在教学上。从那时起，在近30年的时间，黄昆只发表了一篇原创性的论文，他把它献给了导师玻恩。

    1977年秋天，是黄昆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他在中科院半导体所重新开始了科研工作。三年后，他迎来了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高峰﹣﹣﹣进一步完善了“黄﹣里斯理论”。

    黄先生和我在1984年以后都开始研究半导体量子阱超晶格物理。为了建立超晶格光学振动的理论，我们整整讨论了两年，不断地争论。1988年，我们发表了后来被国际物理学界称为“黄﹣朱模型”的理论，多本国外的研究生教材详细介绍了这个理论。

    应该说，黄昆选择在他科学研究的黄金时间（当时30岁出头）回国，对他后来在学术上更上一个台阶影响很大。他在英国做博士后的一些同事，有几位当时的研究并不如他，但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我曾经问过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觉得自己选择回来这条路没有走错，他说回国后全力以赴从事教学工作，在北京大学建立了我国自己的普通物理、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三门课程的教学体系，培养了大批的人，这个远远比个人取得学术上的成就更有意义。

    我后来发现他在1947年留英期间写给杨振宁的一封书信里就流露出这个思想。在信中，他提到了导师莫特对他产生的影响，他说：“像他这样的少数几个人就支住了整个英国的科学研究，假如你要坚定地走科学研究这条路，还有什么比建立一个中国物理研究中心更让人兴奋呢？……它的重要性应该比得一个诺贝尔奖还高。

    在生活上，黄昆是一个极其低调的人。虽然他早就在国际物理学界“大名鼎鼎”，却一直“怕见记者”；他的夫人李爱扶则学会了“黄昆是黄昆，我是我，他的问题请不要来问我”这一招来对付媒体。

    2001年，国家授予黄昆最高科学技术奖。我记得在中国科学院提名黄昆的时候，他就写信反对。后来经组织上做工作，他采取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态度，甚至连组织材料和答辩都一概不参加。他觉得这个奖励太大了，承受不起。……

（原载《南方周末》第1118期，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朱邦芬院士口述，有删节）

相关链接：①他自称境界不高，才能有限，可他却达到了中国科学界的顶级水平。他的理论哺育了世界上几代人的成长，他的著作被学者们像圣经一样摆在书桌上。他相信一种平和自足的人生。黄昆，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提出的《黄方程》、《黄散射》、《晶格动力学理论》是该科学领域的权威理论。（2002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②渡重洋，迎朝晖，心系祖国，傲视功名富贵如草芥；攀高峰，历磨难，志兴华夏，欣闻徒子徒孙尽栋梁。（北大物理系师生送给黄昆院士的对联）③1947年4月1日，黄昆在给杨振宁的信中写道：“当我有时告诉人我一两年后回国，他们常有疑讶的表现……我们衷心还是觉得，中国有我们和没我们，makes a difference（有些区别）。”

爱国科学家邓叔群

    经过清华学堂八年苦读，邓叔群于1923年经考试公费留学美国。同时去的同学大多选择学习外交、银行、军事、法律等专业，只有他不听别人劝告，为了解救贫困的中国农民，一心入读康奈尔大学的农林专业。留学期间，目睹同胞受到种族歧视，这激发了他为国争光的民族自尊心，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最精湛的科学知识。他不仅主科成绩都是A，而且荣获了全美最高科学荣誉学会颁发的两枚金钥匙证章。正当他博士论文接近完成时，国内岭南大学急需一位植物病理学教授，导师惠凑推荐了他，但建议他完成论文后再回去。邓叔群却认为，学到先进知识报效祖国，正是自己求学的真正目的，于是当即回国。

    在回国后的十年中，为搜集我国第一手真菌资料，他手提竹篮，攀山入林，一样一样地采集，逐一鉴定，定名分类。他先后研究鉴定的真菌种类达一两千种，分隶于数百个属，其中首次发现的新属5个，新种121个，为世界真菌资源宝库增添了新标本。在世界真菌学史上为我国的真菌科学谱写了重要的第一章，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有自己的真菌科学。在世界著名真菌分类学家考尔夫教授总结的康奈尔大学120年来作出突出贡献的41位真菌学家中，他是唯一的东方人。

    抗战开始不久，为了使自己的研究与国计民生关系更为直接，邓叔群转向了林业研究。他带领助手深入云南、西康、四川一带，勘察森林资源状况。他们冒风雨，顶烈日，忍饥寒，摸清了该地区森林资源的组成、分布、蓄积量及病虫害等情况，绘制了中国的早期林型图，并提出了合理经营、开发和管理原始森林的研究报告，为大后方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其中森林的材积估算、轮伐期、更新方法、造林方针等，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后来，邓叔群拒绝就任农林部副部长，而在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的支持下，举家奔赴甘肃，开始黄河上游水土保持的研究。经过几年艰苦奋斗，成功创办了洮河林场及三个分场，建立了一整套保证森林更新、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制度，创建了以科学的方法经营和管理森林的新模式。邓叔群认为，水利和林、牧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要根治黄河水患，就必须三者并重。为保持黄河上游水土、减轻下游灾害，他提出了森林生态平衡理论。

    1948年，邓叔群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随后，中央研究院要求全体高级研究人员迁往台湾或去美国。他不仅自己明确表示决不离开，还动员其他同事共同抵制。他对家人说：“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要为民族富强奋斗终生。我绝不跟腐败的国民党去台湾，也不去美国。”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对共产党抱有希望和向往，愿与民族同甘苦，共命运。后来，他早年的学生沈其益受东北解放区领导委托，特地到上海动员他去东北筹建农学院，他欣然接受邀请，并在半年时间内，带病编写出一整套林科大学的教材纲要。作为沈阳农学院创建总指挥，他辛勤工作，调度有方，快速、高效地完成了建校任务。

    邓叔群生活俭朴，不图物质享受。新中国成立后，他把抗日战争前在南京购建的花园洋房捐献给国家，还三次主动提出减薪。抗美援朝时，他将自己的积蓄捐作军用。1960年，他受林业部委托，举办森林病理学培训班，为各省培训出数十名专业技术骨干。培训结束后，他谢绝巨额酬金，只留一张结业合影作纪念。邓叔群一生的选择，都从人民和祖国的需要出发，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科学报国的理想。

（摘编自《中国真菌学先驱﹣﹣邓叔群院士》）

一代儒宗马一浮

郭继民

    学者刘梦溪曾以“高人逸士”评价马一浮。马一浮幼年时的“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的诗句似乎预示了其高人的走向。

    马一浮幼年时即智慧过人。初始随母亲学文，母丧后他的父亲请名仕郑举人来教。后举人辞馆，理由是这孩子才智超老师。父亲从此不再延师，听任自学。马一浮一生阅书无数，且过目不忘，被喻为中国20世纪的“读书种子”。李叔同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的多。”

    青年马一浮在赴美期间，广泛涉猎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哲学、社会学等著作。后转赴日本学习日文和德文，并携德文版《资本论》回国。据资料显示，马一浮是将《资本论》原版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中国当时的世界地位及西方人对中国的歧视促其写下了“沦海飘零国恨多”“国命真如秋后草”的诗句并最终东归。回国后，马一浮依旧热衷西学，翻译了《堂吉诃德》《政治罪恶论》等著作。自1906年起，他正式转向国学，并在广化寺潜心读书。三年内，他读完了36400余册的“四库全书”，并做了大量笔记，为其日后的国学研究夯实了基础。

    马一浮的诗歌造诣极高，从11岁的神童诗到临终的绝笔诗，皆融入其性情与学问。他11岁即能依题限韵作出好诗。临终作《拟告别亲友》诗虽短短四十言，但集儒、释、道为一体，诗歌情感真挚，非有真性情者不能作出。熊十力早年曾评价说：“马一浮的学问，能百家之奥。其特别之表现在诗，后人能读者几乎等于零。”

    马一浮的书法亦精纯，他擅长草书，精于篆隶，风格凝练，法度谨严。书法家沙孟海曾说：“展玩马先生遗墨，可以全面了解他对历史碑帖服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卓越，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除精通书法外，马一浮亦精于篆刻艺术，通于画理。沙孟海评价其印风：“朴茂高雅，纯用汉法……古意新姿，韵味无穷。”至于绘事，马一浮虽少践行，但也提出了卓然洞见。他认为，绘事需要有两种准备：一是对艺术史的考察，二是对艺术理论的理解。作为“游于艺”的绘事最终应“归于仁”，以达到“以胸中至美至善之理想，改正现实之丑恶。”

    1907年他曾表达了这样的心愿：“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记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自此之后，他以传承儒学、“续接圣贤血脉”为己任，不为时局、世俗所动，终成一代醇儒。梁漱溟评价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蔡元培曾请马一浮去北京大学任教，因不同意北大反孔、废经的教学理念，马一浮婉拒之。抗战期间，他为了保留一点儒家的种子，以传统儒家礼教的模式创办了一所书院——复性书院。他提倡精英教育，纯然以求学问道、传承圣贤血脉为目的，并不考虑学生是否能因此“谋职”或就业。此主张与熊十力产生了分歧。马一浮研儒，不在于义理，而在于复“性”。马一浮尝言，“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可谓其志坚性醇的体现。

    马一浮认为，儒学的真谛在于“指归”自己，他真切指出：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真儒者在于切身践行居敬存诚、涵养察识的功夫，而不在于言说。如果学人不能实下工夫、自治病痛、向上提持、自显性德的生命进路，那么多学何益，多说何益？

    他的学术要旨就是“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他认为，“六艺皆史”的主张“流毒天下，误尽苍生”，“学者须知，六艺本是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的。”若把六经堪称史学甚至是考据学，那么心性之学就将蜕变，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马一浮所说的“统摄”，指融会贯通之义，它不仅仅是发生于六艺之间，即所谓《易》统《礼》《乐》，《春秋》统《诗》、《书》等，而且六艺还可以统摄西学。“西方哲学所说的真、善、美，皆包含在六艺之中。《诗》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春秋》是至真……若是西方有圣人出，行出来也是这个六艺之道，但是名言不同而已”。虽然其观点值得商榷，然而，他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马一浮终生追求并践行《易经》中“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境界，纵观其洁净精微的人生历程，他已进入化境之中，正可谓：“性醇智商，道深行逸。默然不说，其声如雷。斯人已逝，精义常存。一代宗师，千古国粹。”

（选自《社会科学报》，有删减）

九旬叶嘉莹：一辈子和诗词谈恋爱

    叶嘉莹，1924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家族，叶嘉莹的父母对她采取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虽然准许她去学校读书，但生活上对她约束极严。她被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甚少与外界接触。父亲教叶嘉莹认字读书，开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论语》。对于圣贤之书，叶嘉莹强调必须真正用心去读，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去。圣贤之书让她相信，宇宙之间自有一种属“灵”的东西存在着，当人生困厄降临时，便多了应对的力量。读初中二年级时，北京被日本人占领，叶嘉莹整年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一种混合面。酸酸臭臭的，很干很粗糙的渣滓，老舍《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但是叶嘉莹没有怨言，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

    1941年，叶嘉莹才17岁，父亲远在后方失去音讯，母亲忧思成疾去世，身为家中长女，她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幸而当时有伯父伯母的关照，她的学业并没有中断，还如愿考上了辅仁大学。精于古典文学的伯父十分欣赏她的天分，并引导她走上诗词创作、研究的道路。

    另一个对她产生一辈子影响的人，是她在辅仁大学的恩师顾随先生。读书时，她对顾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错过，记下了厚厚的8本听课笔记。叶嘉莹还保存着老师当年写给她的信。老师希望叶嘉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发，能自建树”。信是用漂亮的繁体行草书写，叶嘉莹保存至今。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让念书，也就念了。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一位老师欣赏我，把他弟弟介绍给我，后来也就结了婚。

    叶嘉莹的丈夫是国民党海军教官，婚后不久，她就跟着丈夫去了南方，1948年又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1949年年末，他们的大女儿才4个月，台湾的白色恐怖弥漫开来，丈夫因被怀疑是“匪谍”抓了起来。3年后丈夫出狱，却性情大变，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妻子成了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本来，生活的重担已把叶嘉莹压得透不过气，丈夫又加重了她的身心负担。她经常噩梦连连，近乎窒息，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

    后来，王安石的一首诗，给了叶嘉莹一抹精神的灵光。诗是这样写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世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对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也要宽容忍让。而这一忍，就是一辈子。这位情感丰富的女诗人，尽管深谙诗词中的儿女情长，自己却从未真正恋爱过。她的小女儿说，我母亲一辈子都在和诗词谈恋爱。 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温哥华定居下来。在拿到学校的终身聘书后，叶嘉莹以为自此就能安稳度日了，不料却再生变故。1976年，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双双亡故。她强忍着悲痛为女儿女婿料理完后事，自己关在家里，拒绝接触外面的一切。在这期间，她写下了10首哭女诗。

    诗词不仅帮助叶嘉莹排解悲痛，更给予她走出这种生死劫难的力量。1977年，她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大陆。在火车上看到有年轻人捧读《唐诗三百首》，她觉得，尽管这个民族历经劫难，但诗歌的灵魂未死。叶嘉莹重新燃起了内心的激情，决心回国。

    从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自费回国，在各地高校讲授诗词。当时“文革”刚结束，传统文化断层严重，学生们内心对于学习古典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很多教授还在用陈旧的阶级分析法解释诗歌，而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兴发感动”，并旁征博引，令学生们激动万分。叶嘉莹用讲学把生命填得满满的，她记着老师顾随先生说过的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也有学生问过叶嘉莹：“叶先生您讲的诗词很好听，我也很爱听，可这对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她这样回答：“你听了我的课，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也不会加工资。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对叶嘉莹来说，“报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讲课时，她一定尽己所能，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对她来说，这不仅是对不对得起学生，更是对不对得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她看来，“人生总有一天会像燃烧的火柴一样化为灰烬，如果将这有限的生命之火点燃其它木柴而使之继续燃烧，这火种就会长久地流传下去，所以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大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叶嘉莹说人生最大的困难，是找到意义和价值。这难题，她早已解开。

【相关链接】①叶嘉莹接受采访时说：“古典诗词里蕴含的，是我国文化的精华，是当年古人的修养、学问和品格。现在的青年一般都不喜欢读古典诗词，因为它的语言是古典的，里面又有很多典故，有很多历史背景，他们自己看是很难看到里面的好处的，难免对它们冷淡隔膜，这是很大的损失。所以我要把这些好处讲出来，希望能够传达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理解，只要有人愿意听，只要我的能力还可以讲，我都愿意一直讲下去。”②叶嘉莹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站在通往诗词王国的道路上，诲人不倦度人无数。诗词给叶嘉莹力量，作为一个承习新知识、旧道德家教的女子，叶嘉莹借它度过忧患，获得疗愈。在诗词这样一种古老而含蓄的文学形式中，叶嘉莹有所躲藏又有所释放。

梁思礼与梁启超

解璋玺

    梁思礼生于1924年8月24日。这一年，或可称为梁启超的“灾年”。他的第一任夫人李蕙仙因病离世，而丧事初了，爱子又远行留学。因而老年得子，算是给他一点难得的慰藉，于伤痛之中还能体会到人生未尽之乐。

    梁启超固深爱着他的九个儿女，但爱小儿子梁思礼尤甚。这种人之常情是不难为人所理解的。他称小儿子“老baby（老白鼻），在写给儿女的信中常常提到这个聪明可爱、讨人喜欢的小儿子，以至于姐姐、哥哥们责怪“爹爹信中只说老白鼻不说别的弟妹，太偏心”，结果，梁启超特意在信中写了一大段文字，专讲达达、六六、司马懿(七女)的近况。不过，梁启超并不回避他是“专一喜欢老白鼻”的。他注意到老白鼻一点一滴的进步和变化，不到两岁，就已经“一天到黑‘手不释卷’”了，而且能唱“葡萄美酒”。梁启超在饮冰室读书、写作时，是不允许孩子们来打扰的，但老白鼻是个例外，每天“总来搅局几次”，梁启超不仅不恼，甚至“盼望老白鼻快来”，因为老白鼻的到来，恰恰是他“最好的休息机会”。过生日了，大孩子都不在身边，他就叫老白鼻代表姊姊、哥哥们拜寿。老白鼻也乐得如此，居然“一连磕了几十个响头，声明这是替亲家的，替二哥、三哥乃至六姊的”，而作为父亲，他在信中告诉大孩子们，“我都生受你们了”。这种父子之间其乐融融的场面，不仅儿子是天真烂漫的，父亲又何尝不是和蔼可亲，一团孩子气呢。

    梁启超病逝时梁思礼只有四岁半。母亲与姊姊、哥哥们合力供他读完了小学、中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母亲筹措了四百美金，送他到美国求学。其实，梁启超早在1925年为几个孩子预筹学费时曾说过：“至于老白鼻那份，我打算不管了。到他出洋留学的时候，有姊姊哥哥，还怕供给他不起吗?”然而，中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姊姊、哥哥们陆续流落大后方，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顾及远在天津的这个小弟弟?

    梁思礼到美国后，考入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由于家道中落，要靠家庭资助完成学业已不可能，他只能靠自己打工赚钱，交学费和维持生活。 “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苦斗精神，在国外打工读书，在饭馆里洗碗碟，在游泳池当救生员，他什么都能干”，苦读了八年。在1945年从普渡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梁家子弟没有不是心怀报国热忱的，虽然著名的无线电公司RAC向他发出了邀请，并许诺优厚的待遇，但父亲的话言犹在耳：“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于是，他毅然谢绝了美国公司的邀请，和姊姊梁思懿同船回到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

    几十年来，呕心沥血，筚路蓝缕，屡败屡战，排除万难，终于将远程运载火箭研制成功。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的航天大国，梁思礼作为开拓者中的一人，功不可没。

    1987年，他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并担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3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梁氏一门三院士①中的一位。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注】①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有九个子女，除梁思礼外，还有两位院士：梁思成，建筑学家；梁思永，考古学家，均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外，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梁思庄，图书馆学家；梁思达，经济学家；梁思懿，社会活动家；梁思宁，曾参加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