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历史机遇，河北易县找准发展定位，深入实施“生态立县、旅游兴县”战略，把旅游业作为引领县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来抓，在全省率先提出“全域旅游”的发展思路，积极探索“旅游+扶贫”、“旅游+美丽乡村”、“旅游+优势产业”等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被列入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为充分发挥旅游产业的带动作用，易县积极推广“旅游+扶贫”模式，把特色扶贫产业发展成特色旅游项目，形成了“旅游经营、旅游务工、旅游产品、旅游分红”四种旅游扶贫业态：通过建立旅游扶贫试点村，贫困群众可以自己汗办采摘园、农家乐，可以在“家门口”的园区、商户里打工，可以制作、销售农家特色旅游产品，还可以加入旅游扶贫合作社，以资金、人力、土地入股的形式，参与旅游产业获取分红。

——（摘编自《中国财经时报》，2016年11月14日）

材料二：

2002年，江西赣州市规划开发脐橙基地，鼓励引导农户发展种植脐橙。几年后，单家独户零散经营的局限性显露：资金少、无技术、无销路、风险大赣州市高度重视，市里积极引导果农建立16家脐橙合作社，全面推广应用生物防治、测 土配方施肥等新技术，实施农资供应、技术培训、管理技术、开拓市场、果品销售“五统一”，同时引进脐橙加工企业，兴建大型保鲜库和分级包装车间，帮助果农包装销售，仅此一项每公斤可增收0.8元由“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增强了果农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赣州市积极发挥产业发展对脱贫增收的带动作用，2015年，全市脐橙种植面积157万亩，脐橙产量128万吨，初步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市场营销体系，实现脐橙产业总产值105亿元，70万果农增收致富，解决了100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如今，漫山遍野的脐橙已成为赣州百姓脱贫致富的“摇钱树”。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6年11月15日）

材料三：

    贫困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而且表现在精神、能力等层面，背后的致贫原因更是纷繁复杂。从这个角度看，脱贫攻坚是一项系统工程，仅仅从经济维度出发进行政策设计，可能会“治标不治本”，难以确保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因此，应从单一经济维度的扶贫政策转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维度有效衔接的系统扶贫政策。一方面，要对贫困地区的社会发展、文化习俗、生态环境等给予高度关注，有序推进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同步改善；另一方面，应将营养健康、教育、医疗、就业等贫困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有机有序串联起来，更加注重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让贫困地区实现彻底脱贫。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6年11月14日）

材料四：

    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落实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一些地方形式主义比较严重。驻村干部“走读式”“挂名式”帮扶，聪明才智没放在踏实帮贫困群众勤劳致富上，却花在怎么通过“巧算”收入账把贫困群众“算脱贫”。作为精准扶贫的责任主体，地方政府不认真想办法、出实招帮贫困群众增收脱贫，却为完成任务搞“数字脱贫”。一些扶贫主体功利主义严重。比如，在贫困地区投资兴业的一些企业，以扶贫为名要优惠要政策扶持，实际上却“扶富不扶贫”，还往脸上贴“扶贫济困模范”“社会责任楷模”的标签。抢摘贫困帽凸显政绩的冲动在一些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西部某深度贫困县，目前贫困发生率依然高达30%，却提出今年要“摘帽”。

——（摘编自“新闻网”，2016年11月12日）

材料一：

    街头随机问一句，王者荣耀什么，想必多半人都知道这是一款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即MOBA）。游戏中，五路、三路或一路英雄在地图上施展技能、提升等级、互相厮杀，并以率先摧毁敌方基地的水晶塔为最终目标。时常看到在餐厅、电影院门前，三五个年轻人聚在一起低着头拨弄着手机，那十有八九是一起“开黑”（组队开始游戏）了，并且不时能听到“我一个技能一千血”之类的游戏台词。

    根据2017年4月腾讯互动娱乐年度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王者荣耀》累计注册用户超过2亿，成为全球用户数最多的MOBA手游。根据腾讯方面的数据，其日活跃用户达5000万。

    厦门海沧延奎小学六年级班主任谢美兰在班上做过一个小调查，发现全班41名同学里，有一半孩了在玩这款游戏。一些家长质疑说，大量中小学生沉迷于这款游戏，甚至有媒体报道称，该款游戏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

腾讯方面对“过半用户是中小学生”的质疑予以了否认。市场研究机构极光大数据发布的《王者荣耀研究报告》显示，14岁以下用户占3.57%；15岁～19岁的占22.2%。

    对于记者采访时提出的该游戏18岁以下用户数据信息，腾讯方面未予回复，并表示从未发布过此类官方数据。

（摘自《新华社：“王者荣耀”还是“王者农药”；他康游戏不止于防沉迷》）

材料二：

    “荆轲就是女的！”

    谈及历史人物荆轲，在天津市蓟州区上小学三年级的王龙（化名）言之凿凿，言语间都快跟记者急眼了；王龙对荆轲的了解，基于手机游戏《王者荣耀》。《王者荣耀》作为即时对战类游戏，其中的游戏角色多为历史人物，如荆轲、诸葛亮、武则天等。在使用这些历史人物的同时，这款游戏还给这些历史人物设定了一些新的职位与身份。

    在这款游戏中，英雄分为坦克、战士、法师、刺客、射手、辅助六类。不同的历史人物有不同的分类，游戏中可以查看各种英雄角色的介绍。比如，游戏中有名为“李白”的英雄角色，这个角色是这样定义的：李白，青莲剑仙，定位：刺客/战士，擅长：突进/收割。不仅仅是李白，许多历史人物都被重新赋予了新的定位，还有如诸葛亮、扃鹊变成了法师，虞姬、李元芳变成了射手。

《王者荣耀》中的英雄角色还有各种造型，如刘备的造型是使用枪支的“黑帮”教父，刘禅变成驾驶机器人的形象，黄忠扛起了大炮，高渐离拿起了吉他，马可·波罗使用的则是双枪。其中最离谱的，则是将荆轲的角色设定为女性。这也是小学生王龙坚持认为“荆轲就是女的”的原因。

（来源《法制网》）

材料三：

    一款游戏成为全民性、现象级，足见其魅力；又被称为“毒约”“农药”，可见其后果。最近，当《王者荣耀》在一波波圈粉，又一波波被质疑时，该如何解“游戏之毒”令人深思。

    作为游戏，《王者荣耀》是成功的，而面向社会，它却不断在释放负能量。从数据看，累计注册用户超2亿，日活跃用户超8000余万，每7个中国人就有1人在玩，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20%。在此可观的用户基础上，悲剧不断上演；13岁学生因玩游戏被父亲教训后跳楼，11岁女孩为买装备盗刷10余万元，17岁少年狂打40小时后诱发脑梗险些丧命……到底是游戏娱乐了大众，还是“陷害”了人生，恐怕在赚钱与伤人并生时，更值得警惕。

    多数游戏是无罪的，依托市场营利也无可厚非，但不设限并产生了极端后果，就不能听之任之。这种负面影响如果以各种方式施加于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就该尽早遏制。以《王者荣耀》为例，对孩子的不良影响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游戏内容架空和虚构历史，扭曲价值观和历史观；二是过度沉溺让孩子在精神与身体上被过度消耗。因此，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游戏需求，又要对孩子进行积极引导，研发并推出一款游戏只是起点，各个主体尽责有为则没有终点。

（摘自人民网：《王者荣耀》，是娱乐人生还是“陷害”人生）

材料四：

    7月3日、4日，人民网针对腾讯旗下“王者荣耀”连续刊发2篇评论，指出“王者荣耀”的危害性并呼吁政府和游戏制作方加强监管。与此同时，7月4日，“王者荣耀”游戏制作人在腾讯公司官方微信公号刊出的访谈中表示，其实，游戏和其他娱乐方式一样，也能够成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会被社会诟病的洪水猛兽，精神鸦片。

    7月4日，腾讯公司管方微信公号消息指出，腾讯将推出史上最严防沉迷措施，以《王者荣耀》为试点，率先实施健康游戏“三扳斧”。首先上线的是限制12周岁以下玩家每天只玩一小时，后续还将实现晚上9点后禁止登录：绑定硬件设备一键禁玩：强化实名认证体系——这“三板斧”将逐步、持续推进。

（摘自搜狐网）

材料一：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的信息传播形式和接受方式，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短视频，这个甚至在5年前还有些小众的信息传播形态，如今已经成为一种网络传播主流。“短视频”之所以被如此命名，主要是因为此类视频的时长较短，一般是介于15秒到5分钟，这中间有15秒、30秒、1分钟、3分钟、5分钟等几个经典的时长，这几个时长也常常是各大短视频平台对用户所上传视频的时长限制。短视频的传播渠道，主要有通过短视频类、社交类、媒体类APP客户端观看，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分享和微信公众号发布观看，通过微博发布观看等。

    不得不说，相对于长视频的影视作品，这种轻型体量的本身，就彰显了短视频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实现易于传播、适于传播的目标，最大可能的使受众在碎片化时间里看完视频内容。同时，如抖音短视频APP，会通过大数据算法，实现用户观看的“千人千面”，也即根据每一位用户的观看喜好，为他们精准推送个性化内容。这更增强了用户的短视频观看黏度，提升了短视频传播效果，使我们观看短视频产生较强依赖。

摘编自刘俊《“新媒体化生存”的需求》，2019年3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2016-2020年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走势预测

2016-2020年中国短视频市场规模走势预测

（资料来源于《2019年中国短视频市场规模、用户规模及呈现三大发展趋势分析预测》）

材料三：

    当前，短视频消费市场保持快速增长，以互动、竖屏、10-30秒长度为特征的小视频发展势头猛烈，算法和社交关系在短视频分发中占据重要地位。可见，短视频正以主体多元化、内容碎片化、受众年轻化、平台社交化为特点进行着高效传播。瞬间窥探他人生活、短时获得突发爆点，让众多短视频平台成为吸睛高手，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神器。然而，若无创新和内涵续航，这一切终将成为空中楼阁。

    不久前，短视频作品《啥是佩奇》突然刷屏，引起了众多分发和关注，短片由一段“寻找佩奇”的故事引发了关于亲情与陪伴的全民思考。优质短视频作品的出现让所有以流量为上的内容集体“翻车”，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瞬时快感终究不敌有内涵有深度的艺术欣赏。《啥是佩奇》用优质内容戳中了人们内心的软肋，它的成功充分证明了在这个浅表性阅读的时代，具有艺术美感、内容穿透力和人文内涵的走心作品是多少受众发自心底的呼唤。

    以短见长、以小博大是短视频可以期许的未来，然而流量不是恒久的能量，让短视频以一公分的宽度挖掘一公里的深度，除了赋于艺术魅力、人文内涵之外，还要激发短视频作品释放出更强大的社会价值。在流量竞争中短视频内容生产已悄然从头部向多元化延伸，新闻类、探索综艺类及剧情类都找到了各自的切入角度。在选题和内容创新上隐藏着短视频从浅表到深度的发展机会。传统短视频更多是浅表性阅读，带来的问题是看过之后缺乏思考，却可以将很复杂的内容浅显化表达出来，省时高效地传递给观众。

（摘编自《如何从最大变量成长为最大增量》，2019年3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土，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人们的往来也必然疏少，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

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效力。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的“微观社会学”研究基础上提炼出的一个理想型概念。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费孝通构建的乡土中国理论，实际就是为了回答“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什么”这一问题，而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因此，乡土中国即指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乡土性的，确切地说，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乡土性的。

从历史变迁的经验事实看，从20世纪40年代到今天，中国乡村社会已经经历了四次重大的历史变迁，即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如今，乡村社会的“乡土本色”逐渐淡去，后乡土性色彩越来越明显。

“后乡土中国”是对“乡土中国”理论的发展，是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概括和解释。用后乡土性来概括和解释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是要说明在现代化的大趋势下，中国乡村社会具有着自己的一些特质。正是这些特质，使得乡村变迁与社会现代化并行相随，而非被现代化所取代。

变迁之后的乡土性特征，突出地表现在村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之上，那就是在改革开放后，乡村人口大量向外流动，如今的村落已演变为“流动的村庄”和“空巢社会”。由此看来，如今的乡村社会，虽然村落共同体依然存在和延续，但共同体内的主体构成以及主体的社会行动都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迁。

后乡土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变迁就是农户生计模式的转型，尽管在乡村发展进程中，农业经济与粮食生产也在不断增长和发展，但是对于多数农户而言，农业却已经不再是主要的生计模式。多数农户的生计模式属于农业+副业的兼业模式，而且越来越多农户的主要经济收入与生活来源是依靠外出打工或工商经营，从农业收入在农户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来看，较多农户的主业其实已从农业转型为非农业。

乡土文化在与现代性文化的交汇融合中走向分化和多元化。文化是人们在生活中形成的知识、规范和价值系统，随着现代性文化不断向乡土社会的渗透，村民生活方式从单一的村落生活迈向乡——城两栖生活，社会经济的转型驱动着乡土文化的变迁。

（摘编自陆益龙《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

文学话语是一种创造性的语言，它通过独特而有创造性的表述，塑造形象，表达情感，反映社会生活。文学话语的存在是不可取代的，它一旦缺失，人们会明显感到可供使用的语汇不足，社会也将出现大面积的失语现象。相对于人们所欲表达的日新月异的内容，周围既有的日常语汇所组成的叙述和抒情，显得疏远而又陈旧，与人们的真实遭际有点格格不入，事实上就带来了表述上的失语。文学话语能汇聚这些失语的经历，使之脱离不可表述的黑暗，浮现到语言的层面上，得到语言上的定型。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话语有能力开拓新的语言资源，修补既有表述留下的空缺，常常成为社会无意识的代言。许多时候，这种代言可能以一呼百应的形式号令天下，也可能以振聋发聩的形式惊世骇俗。

通常情况下，一个新的语言潮汐铺天盖地地涌过日常用语，需要明显的时间跨度作为积累。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这样的积累在文学之中常常会在一夜之间即告完成。文学可能将这个缓慢的演变凝缩起来，这种凝缩致使新旧话语系统之间的冲突提炼得格外强烈。人们经常看到，一个语言浪潮可能突如其来地袭击了文学，在文学内部造成一场席卷一切的运动。在很短的时期内，一批迥异于传统的实验作品竞相登场，种种夸张其辞的辩护与反唇相讥的驳诘簇拥于周围。尽管这种文学运动的革命对象仅仅是语言，但是在许多时候，语言的革命往往成为一种新价值体系即将登陆的先兆。

文学中所出现的语言潮汐当然要追溯到作家。作家是这样一批人：他们潜心于语言的海洋，时刻监测着语言的动向，进而制造出各种语言事变。作家往往比常人更为迅速地洞察通行于日常用语之中各种词汇的活力衰退，洞察某些语言正在作为一种无形的束缚框住现实，闷住现实向外蔓延的可能。他们迫不及待地通过文学提出一套对抗性的文学话语。对于那些情愿充当先驱者的先锋作家来说，他们狂热地通过语言变换来搜索精神的种种可能。日常用语之中种种固定的表述如同流水线上的预制零件，先锋作家不能忍受将精神视为这些零件的固定装配，他们破坏性地瓦解陈旧的语言结构，在一片瓦砾之中构思新的精神诗篇。这导致了先锋作家对于语言传统的叛逆。这种叛逆并不是违反交通规则、砸烂商店的橱窗或者扰乱咖啡馆秩序，而是拥有一个精神形式——他们企图借助语言革命打开精神空间，发现未来的主题。

当两者抗衡的时候，文学话语时常与日常用语分道扬镳。人们或许会追问：作家的语言天赋是否足以维持文学话语的反抗功能？个人的语言驾驭才能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文学话语的传统立场——美学立场。美学立场常常抛开现成的理性框架，抛开固有的常识范式，重新启用感官洞悉现实。文学话语亦即文学对于感性洞见的表白，美学立场成为了文学话语和日常用语相持的尺度。许多词汇、语句或者表述方式可能依然毫无障碍地运转于日常用语之中，但它们的日常用法将在美学的尺度之下遭到文学话语的放逐，通过重新表述而产生新的语言效果。

日常的现实磨钝了人们的感觉，人们按照习惯或者常识看待身边的世界，强大的惯性致使人们的目光陷于熟视无睹的境地，人们的所有感觉都因为不断重复而自动化、机械化了。文学话语的重要职责即是通过语言重新制造陌生的效果，阻止人们的感觉继续在日常用语之中沉睡，让人们在惊讶之中重新使用眼睛，重新见识一个崭新的世界。列夫·托尔斯泰的陌生化手法在于，他不用事物的名称来指称事物，而是像描述第一次看到该事物那样去加以描述，就像是初次发生的事情。同时，他在描述事物时所使用的名称，不是该事物中已通用的那部分的名称，而是像称呼其他事物中相应部分那样来称呼。当然，并不是文学话语的每一句话都有陌生之效，但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出现时，这部作品自身的内在结构必将或显或隐地体现出陌生化的倾向。

从母语上看，文学话语与日常用语是同源的。一方面，文学话语不可能完全自铸词汇，另立语法，这使文学话语与日常用语永远纠缠不清；另一方面，文学话语又时时制造一种美学分裂，它企图挣脱日常用语，从而葆有一个日常用语所无法企及的语言空间。显而易见，文学话语的反抗是永无止境的。一切都如同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

（摘编自南帆《文学的维度》）

数字经济的场景性、实践性、综合性等特征突出，数字经济做强做优需要产教深化融合。

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了产教融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提出“支持高校、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等加强协同，建设综合测试验证环境，加强产业共性解决方案供给……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在此背景下，深化教育改革，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以系统思维深化产教融合，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机深度融合，对于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产教融合能够打破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藩篱，有效集聚各方创新要素，增强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之间的联系与协调，提高企业人才需求与高校人才供给的匹配度。在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并且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需进一步推进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加强对数字化产业的支持作用。

在数字经济时代，产教融合的参与主体愈加多元化、复杂化，高校与企业、政府、科研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同创新，形成开放的复杂生态系统。合作主体从松散的合作形式向开放合作发展，最终形成有机融合的共同体，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升系统的协调性和有序度。而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促进了知识和信息互联互通，促使各主体之间协同发展，共赢共生，使得产教融合具有更加显著的连接性、系统性等。因此，数字经济时代需要坚持系统思维，深化产教融合，完善顶层设计，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和教育链有机深度融合。

深化产教融合既要着眼于系统整体，又要重视系统组成部分，并把整体和部分辩证统一起来，厘清产教融合这一复杂系统中的决策主体和实践主体，建立校企长效合作机制。

第一，产教融合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可以采用总设计和总指挥两条指挥线的社会系统工程管理体系。首先要设立负责产教融合设计的实体机构，研究产教融合的总体目标、总体方案和实施总体方案的方案。总设计部由高校、企业、政府以及行业专家组成，以科学研究为基础，运用综合集成的方法将专家体系、产学研、数据、信息与知识体系以及计算机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具有综合优势、整体优势、智能和智慧优势的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与融合体系。当前，已有部分高校开始尝试联合组建实体化机构，破解长期掣肘产教融合的关键问题，比如组建数字中心、产业学院、技术研发中心以及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次，确立产教融合实施的总指挥，负责产教融合的具体实施。总指挥根据实体机构设计确定的总体方案组织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等资源推进产教融合的具体实践。由此形成产教融合系统中的两条线：一条是设计部负责的设计师指挥线，另一条是总指挥负责的总指挥指挥线。这两条线相互协调，共同促进产教融合。

第二，完善产教深度融合的合作机制，以数字化赋能产教融合，激发产教融合复杂系统的整体性。要将产教融合的总体方案和总体实施方案落实到各实践主体，需要完善合作机制，增强各实践主体的协调性。一方面要建立数字化人才联合培养机制，支持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建设，促进不同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充分利用龙头企业的先进技术和数字资源优势，搭建数字化产教融合创新平台，有效发挥科技进步的支撑作用，在产教融合的复杂生态系统中建立起系统和有效的产学互动。另一方面要整合产业中各层次的企业管理者、创业者以及政府官员等人才资源，多方共同参与数字课程的开发、教材的设计、实践基地的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加强教学资源数字化、课程及师责数字化、教学方式数字化以及教学管理数字化，联合培养真正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具备国际视野和新思维、具有良好的商业道德素养、较强的数据决策与创新能力的数字化人才。

第三，将产教融合作为“大思政课”的重要载体，构建课程思政、学术思政以及实践思政等多渠道融合的有人体系。以协同育人机制提升人才发展效益，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高素质数字化人才。产教融合是促进思政课与现实紧密结合、与实践充分互动以及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最佳路径。要在课程与实践教学中挖掘科学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元素，植入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学生对数字经济的认识；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创新创业竞赛，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提高团队合作能力；积极开辟校企联合思政教育第二课堂，以创新创业为先导，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科学精神、合作精神以及奋斗精神，从而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数字化人才。

（摘编自刘洁、寇明婷《深化产教融合，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