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康熙帝指出，“乱则声讨，治则抚绥（安抚）”“仰凭天道，俯惬人情，以万不得已而用兵”“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如台湾一平……地方益广，岁赋可增，民生得宁，边疆永安”“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发，率政流移。夫兴俭化民，民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

 ———摘编自《清圣祖实录》《明清史料汇编》等

材料二：1875年，光绪即位，慈禧太后等两宫皇太后颁布懿旨“博采说言，用资治理”。李鸿章提出七大建议：开煤、铁矿，架电线，修铁路，各海口设洋学格致书院，由郭嵩焘出使各国主管洋务，建立海军，停西征、暂时掏弃新疆以加强海防。而左宗棠则上书指出：“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必须重视‘塞防’”。于是，这场事关“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的争论由此发端。

材料一 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传教士、留学生及思想比较开明的清廷官员和洋务人士这些媒介进行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播西医过程中是前驱，担当了先锋角色。传教士的到来促进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他们把西方先进的医学知识和经验带到了古老的中国，创办了中国首批西医院和西医学校，翻译了大量医学书籍报刊，培养了大批西医人才，造福了近代中国社会。

——摘自秦永杰、王云贵《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医学的贡献》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设施匮乏，传染疫病流行，民众健康水平较低，改变落后的卫生状况，保护更新劳动力，为经济建设做准备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由于国际国内环境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卫生建设作为社会建设的一部分也被上升到保家卫国的政治高度。1952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成立“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主管机构设置上予以配合。在较低水平的城乡卫生环境条件下，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能够移风易俗，宣传全新的卫生观念，振奋国民精神，对提升国民体质和实现国家改造具有强大的动员作用。

——摘编自李洁《新时代下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与促进全民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