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启蒙”一直是思想文化史领域的重大研究课题。有学者认为，西方的启蒙，是一种“内源”式、接续式的“早熟”的启蒙。在14至16世纪，西方人依靠自身的社会变革力量酝酿起早期启蒙，并层层推进演绎出18世纪启蒙。而近代中国的启蒙则是“外源”式、突变性的“晚熟”启蒙。借助于“西学东渐”的刺激与发酵，中国文化传统的逻辑发展进程才发生历史的大转折，最终在“民族复兴”的理论大框架中，标立起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观、价值观和伦理观，逐渐折射和透显出“西方式”启蒙的反传统含义。

——据孟广林《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的思想启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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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张元济（1867—1959），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总理衙门章京等职，支持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张遭“革职永不叙用”，后经李鸿章介绍，入南洋公学（近代著名官办高等学堂，今上海交大前身）任译书院主事兼总校，开始编译出版教材和参考书籍，实现了人生第一次跨越。在这期间，张元济主持出版的最有影响的书籍是严复翻译的《原富》（即英国亚当·斯密著《国富论》）。

1902年张辞去南洋公学职务，到商务印书馆筹建编译所。至此，张元济实现了人生第二次大跨越。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颁行，教育改革思潮再次兴起，编写得体、符合教育科学规律的教材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张把握住了历史机遇，1903年推出中国第一套现代教科书——“最新教科书”，1912年又推出“共和国教科书”，为变革中的国家确立了全新的文化标准。

——据张人凤《戊戌到辛亥期间的张元济》等

材料一：17-18世纪的世界正处在急剧的变革之中，东西方几乎同时产生了反映此种变革的启蒙思想。在西方，伏尔泰是他们的代表，中国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黄宗羲。欧洲的启蒙运动成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促使人类历史向近代化迈进；而明清之际中国的启蒙思想只存留在思想家的著作之中，并没有推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摘编自《17-18世纪东西方启蒙思想比较》

材料二：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倡言学习西方，主张转变思想，更新观念，实现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并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但五四以前的历史表明，中国走西方国家老路的尝试没有成功，此后，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前赴后继，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探索。

——摘编自《中国历史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