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视角

李林荣

①在课堂上常教训学生，立论作文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视角。其实何止纸上谈兵写论文、发议论，需要视角，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也离不开一定的出发点和观察位置。别的不说，就以这几年我外出上班从骑车到挤公共汽车的交通形式变化而论，同一个北京城就因此而在我的感觉里有了很多改观。

②住在北四环外龙王堂时，因为多次经受自北太平庄坐公共汽车回家几乎被别人的前胸、后背和膀子、胳膊肘挤成薄片的苦难，所以下定决心骑车出门。到了东三环麦子店安家之后，我的骑车生涯达到了一个小小的巅峰状态。最辉煌的一次纪录是在2002年冬的一天，从早到晚马不停蹄跑了一大圈，将大半个北京城区尽收眼底。

③直到近一年前突然调到二外，把家搬到远郊通州，在大货柜车和小汽车密集交织的车流和它们吐出的浓烈尾气、卷起的阵阵尘土合力的排斥、包围中，我的亲爱的自行车，实在是有点黔驴技穷，再也无从施展它的身手了。

④于是，我不得不改以坐公共汽车为主要的外出方式。也许正因为换了交通方式，先前骑自行车上下班的那种生活所特有的感触 ， 现在倒越发清晰、明确起来。骑车人的视角，比挤在公共汽车上的人，要开阔得多，也自由得多。跨在小小的自行车上，每一步行程都得自己出力气，这是真实的；每一处眼前的人、物、景观，也都是行迹所至，自然扑近的，这也是真实的；路面上每一个坑坑洼洼的细节，也都是必须看在眼里、放在心上，及时小心予以应对的，这同样是真实的。自行车使我们获得了一种与一个城市近距离接触、甚至水乳相融的真实感和细腻感。

⑤骑在自行车上，大概是一座城市里只比坐着、躺着和随便走着的时候高一点的一种生活姿态。骑在车座上，一个人看不到比自己站着时更远的一片视野。但是感谢会旋转的车蹬和车轮吧，它会把一个人原本很平常、很狭小的这片随意往那儿一站就可以得到的视野无限放大、无限铺展，最终，使一个经常骑自行车的人赢得远胜过一个只满足于步行和原地彷徨的人的丰富见识和宽广心胸。当然，这判断仅限于城市生活，要是有人像徒步探险家那样勇于迈步走出城市，双脚走路也是完全可能走出一片无边的天地的。

⑥这么一想，挤在沙丁鱼罐头甚至压缩饼干桶一样的公共汽车里，就成了一种最没出息、最没诗意的生活状态。靠着这么一种状态，自然也可以在一个城市里四处出没、东游西荡，但对于公共汽车上的常客，就算他有永不消退的热衷于挤车的饱满激情，他所得到的，至多是一些困在车窗框里的一掠而过的风景片段，一连串似是而非、指鹿为马、南辕北辙的车站名称和行车线路，还有那种成分极其复杂、味道永远可疑的公共汽车车厢里专有的气息。

⑦而在自行车车座上和公共汽车车厢里，即便是同一个人，也不知道是入乡随俗呢，还是象由心生呢，反正总是会有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表情。骑自行车的人，有悠然自得的逍遥派，有越蹬越来劲的自我陶醉派，也有自言自语的思索者，还有横冲直撞外带呼啸的野蛮豪放派。愁眉苦脸面露狰狞的骑车人，大概也是有的，但一般总是难得一见。可在公共汽车上，情形就大为不同。失去了审美必要的距离感，又缺乏流通的空气、敞亮的环境，大家一律油汗涔涔，倦容满面，最低限度也总有一种坐着和站着两种乘客间暗自较劲的心理失衡挂在嘴角眉梢，至于丑恶的抢座和该让座不让座，以及因为挤手踏脚怒颜相向、恶语相加等现象，更是令车厢生态进一步逼近了畜道而远离了人道。

⑧我唯一的奢求是，下一回挤在公共汽车的人缝里，自己的嘴脸能够尽可能地慈祥一点。

    在中国美学史上，伴随着审美境界由偏于外在之物发展到心物和谐，然后再发展到偏于个体情感的变化，中国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经历了由集体主体到理性主体，然后由理性主体再到感性主体的迁移过程。

    先秦两汉时期，在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当中，审美的主要艺术情感本体是向集体主体倾斜的，作为集体情感的“志”是艺术表达的重心，比如出现比较早的《尚书•尧典》当中，最早提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另外，《庄子•天下篇》谈到“诗以道志”；《孟子》当中提出“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等等。一直到写成于东汉时期的《毛诗序》，在总结文艺的本质特征时仍然说“诗者志之所之也”。

    而“缘情”说取代“言志”说，这是中国美学在魏晋时代出现的重大转折。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集体主体开始向理性主体迁移，然后由理性主体再向感性主体迁移。从诗歌创作实践来看，建安诗人学习汉乐府民歌，树立了“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规范，他们的作品中关注社会动乱、民生疾苦，政治理想高扬，但是也开始显示出强烈的个性以及对人生的思考，虽然有“诗言志”的成分，但是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集体主体开始向理性主体迁移。在汉末这个空前黑暗混乱的时代，有很多敏感的文人已经开始对家国意识失去了兴趣，而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人自身。从诗歌发展史上来看，汉末出现了完全表达诗人个人情感、重视个体生命意识的诗歌作品，比较典型的如《古诗十九首》，这些作品或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绪，或抒发文人士子的伤时失意，审美艺术情感本体由理性主体再向感性主体迁移。

    在诗歌理论方面，西晋时期陆机的《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口号，表现了中国艺术精神的真正自觉。南朝刘勰所作的《文心雕龙》一方面认为先秦时“诗主言志”，另一方面又专设《情采》一篇，“情”指称文艺作品内容，又在第三十一篇《物色》中以“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来描述艺术的审美创造过程，明显表现出以“情”代“志”的倾向。

    钟嵘《诗品序》中提倡诗歌应有感而发，倾向于物我统一，强调主客观结合。《诗品序》开篇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另外，钟嵘还提出了社会生活对于作者的冲击也是诗歌产生的重要原因。钟嵘认为诗歌更应侧重描述社会人生的种种情态，因此只有人类社会惊心动魄的历史演进、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际、缠绵悱恻的情感纠葛，才能够引发他足够的兴趣和激情。可以说《诗品》中个体独立地位的确立，对诗歌情感独立地位的确立和诗歌本体地位的确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从此，诗歌开始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开始从群体的工具、政教的工具变成了个体生命意识的一部分，开始自觉地把情感表现放到重要的位置，从情感的体验和抒发中去追求美、展示美。也就是说，诗歌开始回归到人自身，回归到个人的心灵和情感。抒情不仅成为诗人们在创作中的自觉追求，也同时成为诗论家们在理论上的自觉认识。钟嵘在理论上完成了诗歌情感主体以“情”代“志”的迁移。

（摘编自张艳存《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情感本体的迁移》，有删改）

观火

梁遇春

    ①火是最可爱的东西。它是单身汉的最好伴侣。寂寞的小房里面，什么东西都是这么寂静的，无生气的，现出呆板板的神气，惟一有活气的东西就是这个无聊赖地走来走去的自己。虽然是个甘于寂寞的人，可是也总觉得有点儿怪难过。这时若使有一炉活火，壁炉也好，站着有如庙里菩萨的铁炉也好，红泥小火炉也好，你就会感到宇宙并不是那么荒凉了。火焰的万千形态正好和你心中古怪的想象携手同舞，倘然你心中是枯干到生不出什么黄金幻梦，那么体态轻盈的火焰可以给你许多暗示，使你自然而然地想入非非。她好像但丁《神曲》里的引路神，拉着你的手，带你去进荒诞的国土。人们只怕不会做梦，光剩下一颗枯焦的心儿，一片片逐渐剥落。倘然还具有梦想的能力，不管做的是狰狞凶狠的噩梦，还是融融春光的甜梦，那么这些梦好比会化雨的云儿，迟早总能滋润你的心田。看书会使你做起梦来，听你的密友细诉衷曲也会使你做梦，晨曦，雨声，月光，舞影，鸟鸣，波纹，桨声，山色，暮霭……都能勾起你的轻梦，但是我觉得火是最易点着轻梦的东西。我只要一走到火旁，立刻感到现实世界的重压一一消失，自己浸在梦的空气之中了。有许多回我拿着一本心爱的书到火旁慢读，不一会儿，把书搁在一边，却不转睛地尽望着火。

    ②那时我觉得心爱的书还不如火这么可喜。它是一部活书。对着它真好像看着一位大作家一字字地写下他的杰作，我们站在一旁跟着读去。火是一部无始无终，百读不厌的书，你哪回看到两个形状相同的火焰呢！拜伦说：”看到海而不发出赞美词的人必定是个傻子。”我是个沧海曾经的人，对于海却总是漠然地，这或者是因为我会晕船的缘故罢！我总不愿自认为傻子。但是我每回看到火，心中常想唱出赞美歌来。若使我们真有个来生，那么我只愿下世能够做一个波斯人，他们是真真的智者，他们晓得拜火。

    ③在《现代丛书》的广告里，我常碰到一个很奇妙的书名——《生命的火焰》。虽然书我从来没有看过，可是我极喜欢这个书名，它是多么含有诗意，真是简洁地说出人生的真相。生命的确是像一朵火焰，来去无踪，无时不是动着，忽然扬焰高飞，忽然销沉将熄，最后烟消火灭，留下一点残灰，这一朵火焰就再也燃不起来了。我们的生活也该像火焰这样无拘无束，顺着自己的意志狂奔，才会有生气，有趣味。我们的精神真该如火焰一般地飘忽莫定，只受里面的热力的指挥，冲倒习俗，成见，道德种种的藩篱，一直恣意干去，任情飞舞，才会迸出火花，幻出五色的美焰。否则阴沉沉地，若存若亡地草草一世，也辜负了创世主叫我们投生的一番好意了。我们生活内一切值得宝贵的东西又都可以用火来打比。热情如沸的恋爱，创造艺术的灵悟，虔诚的信仰，求知的欲望， 都可以拿火来做象征。火是这么可以做人生的象征的，所以许多民间的传说都把人的灵魂当做一团火。爱尔兰人相信一个妇人若使梦见一点火花落在她口里或者怀中，那么她一定会怀孕，因为这是小孩的灵魂。有些诗人心中有满腔的热情，灵魂之火太大了，倒把他自己燃烧成灰烬，短命的济慈就是一个好例子。可惜我们心里的火都太小了，有时甚至于使我们心灵感到寒战，怎么好呢？

    ④我家乡有一句土谚：”火烧屋好看，难为东家。”火烧屋的确是天下一个奇观。无数的火舌越梁穿瓦，沿窗冲天地飞翔，弄得满天通红了，仿佛地球被掷到熔炉里去了，所以没有人看了心中不会起种奇特的感觉，据说尼罗王因为要看大火，故意把一个大城全烧了，他可说是知道享福的人 ， 比我们那班做酒池肉林的暴君高明得多。

    ⑤离开北方已经快两年了，在南边虽然冬天里也生起火来，但是不像北方那样一冬没有熄过地烧着，所以我现在同火也没有像在北方时那么亲热了。回想到从前在北平时一块儿烤火的几位朋友，不免引起惆怅的心情，这篇文字就算做寄给他们的一封信罢！

    春秋时期，我国思想家已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观点。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也倡导以人为本，但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更多强调以个人为本；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不主张以个人为本，而是强调以群体为本，强调群体在价值上高于个人。。

    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看来，个体不能离群索居，一定要在群体之中生存生活，其道德修为也要在社群生活中增进。超出个体的最基本社群单位是家庭，扩大而为家族、社区以及各级行政范畴，如乡、县、府、省，直至国家。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特别重视家庭价值，而家庭是个体向社会发展的第一个社群层级。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个人价值不能高于社群价值，强调个人与群体的交融、个人对群体的义务，强调社群整体利益的重要性。我国古代思想家没有抽象地讨论社群，而是用“家”“国”“社稷”“天下”等概念具体表达社群的意义和价值；“能群”“保家”“报国”等众多提法都明确体现社群安宁、和谐、繁荣的重要性，凸显个人对社群和社会的义务，强调社群和社会对个人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在表现形式上，对社群和社会优先的强调还通过“公—私”的对立而得以体现：个人是私，家庭是公；家庭是私，国家是公；社群的公、国家社稷的公是更大的公，最大的公是天下的公道公平公益，故说“天下为公”。

    总之，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是在一个向社群开放的、连续的同心圆结构中展现的，即个人—家庭—国家—世界—自然，从内向外不断拓展，从而包含多个向度，确认个体对不同层级的社群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提出“以天下为一家”。如果说家庭关系是中国人的基本关系，则我国古人早就把家的概念、家的关系扩大、扩充了。

    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道德的中心原则是个人权利优先，主张人人有权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从事活动，认为以一种共同的善的观念要求所有公民是违背基本个人自由的。而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社会共同的善、社会责任、有助于公益的美德。社群与个人、责任与权利是不同的伦理学概念，反映不同的伦理学立场，适用于不同的价值领域。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坚持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以社群和责任为中心的立场，在赞同自由、人权的同时，毫不含糊地申明不赞成个人优先的立场。

（摘编自陈来《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中西比较看》，有删改）

材料一：

    咬文嚼字有时是一个坏习惯，所以这个成语的含义通常不很好。但是在文学，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文学借文字表现思想情感，文字上面有含糊，就显得思想还没有透彻，情感还没有凝练。咬文嚼字，在表面上象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在实际上就是调整思想和情感。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一个说法而意味仍完全不变。

    一般人根本不了解文字和情感的密切关系，以为更改一两个字不过是要文字顺畅些或是漂亮些。其实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姑举一个人人皆知的实例，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劝他把“推”字改为“敲”字。这段文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于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说得好听一点，都说“推敲”。古今人也都赞赏“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今他推。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就显得寺里有人应门。 他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假如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比较起来，“敲”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平添了搅扰。所以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想到“推”而下“敲”字，或是想到“敲”而下“推”字，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

（朱光潜《咬文嚼字》（节选））

材料二：

    有一天，苏小妹、苏东坡和黄山谷（黄庭坚）三人在一起谈论诗句。苏小妹为了显示她的才华，抢先说：“轻风细柳，淡月梅花。请哥哥在这两句各自的中间加上一个字，作为诗的“腰”，成为五言联句。”苏东坡略加思索，随即说道：“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即前句加了一个“摇”、后句加了一个“映”。苏小妹不屑地说：“还尚好。不过，只能算为下品，这个‘腰’不够美。”那么，怎样的“腰”才算美呢？苏东坡认真思索后，得意地说：“有了，轻风舞细柳，淡月隐梅花。”即分别加了“舞”与“隐”这两个“腰”。苏小妹笑道：“好是好，但仍不属上品。”坐在一旁的黄山谷也认为加这样的“腰”很好，心想，是不是苏小妹在故弄玄虚？于是忍不住问道：“依小妹的高见呢？”苏小妹便得意地念了起来：“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苏东坡、黄三谷拍手称绝。

（清·褚人获《坚瓠集》）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这一点即便不是戏迷的朋友也知道。生旦净末丑，手眼身法步，丝竹管弦鼓，唱念做打舞……中国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流派繁多，魅力独特，千百年来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而戏曲进校园，意义重大。“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千军万马”，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吸收了诗歌、音乐、舞蹈、美术、武术等各种文化艺术之精华，展现着独特的审美风范。教育家蔡元培说过，美育是人类打开心灵窗户不可缺少的工程。戏曲能帮助学生认识美、发现美，见证传统文化艺术的迷人风采。除了美之外，还有真和善。岳飞戏、关公戏、包公戏、杨家将戏……很多经典曲目讲述是非、善恶、忠奸，弘扬家国情怀、优秀品格、善良人性，传递着中华民族的崇高价值追求。所以，戏曲进校园，可以帮助学生陶冶情操、涵养心灵，从唱念做打中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

    此外，对戏曲本身而言，进校园也是圈粉良机。看过去，从城里到乡间，处处搭台唱戏；从引车卖浆者到王公贵族、商贾文人，多是戏曲“粉丝”。比如鲁迅不爱看戏，也难忘幼时看戏的场景。他在《社戏》里深情追忆：“真的，一直到现在……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但看如今，很多剧种失宠，戏迷锐减——其实很多人只是缺少接触、了解的机会，而戏曲进校园让学生与戏曲文化亲密接触，有望让更多年轻观众“路转粉”，促进传统艺术薪火相传。

    不过，戏曲进校园虽易，要达成以上效果却不简单。为什么？因为校门好进，“心门”难开，戏曲进校园的对手主要是学生的“内心戏”。很多同学一听说表演传统戏曲，直接敬而远之。在部分年轻人眼里，戏曲的表演比较“拖沓”，而且唱词晦涩，很多人觉得无法欣赏，所以即便不要钱，也不太愿意去看。

    所谓“强扭的瓜不甜”，想让每个学生每年欣赏一场戏曲，这要求戏曲进校园时要“会玩”。比如在曲目选择上，除了针对不同学龄阶段的特点、由浅而深，还可以提供“菜单”式服务，让学生“点菜”。当然，戏曲进校园也不能只是观看表演，学校可以“定制”戏曲知识普及读本、引导孩子动手制作戏剧道具、试戏服等。此外，艺术表演讲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其实艺术熏陶也是如此。它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一年一两次进校园活动即便声势再浩大，其影响力也毕竟有限。所以，比戏曲进校园更可贵的，是戏曲“在”校园。早在2014年，广州就每年开展粤剧专家授课、成立小小剧社、交流演出等多项活动。以荔湾区三元坊小学为例，如今很多学生不仅对粤剧略知一二，有的还学会了吹拉弹唱，能在舞台上体验跌宕的人生。

    总之，戏曲进校园是弘扬传统文化、实施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对学生来说，审美、情操等都是“熏”出来的，它是慢的艺术，不能急，不能“暴饮暴食”。相信假以时日，“生旦净末丑”能觅得更多知音，戏曲进校园也能带给人们更多惊喜。

（摘编自《每年一场，全国大中小学生可免费看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