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北京市西城区四十三中2020-2021学年高一上学期语文期中试卷
材料一:
“流寓”一词最早的文本记载大概是《后汉书·廉范传》:“范父丧遭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在这一语境中,“流寓”可解释为流离寓居。《辞源》将“流寓”解释为“寄居他乡”。《汉语大辞典》则解释为:“‘流寓’亦作‘流庽’:流落他乡居住。”
“流寓”一词释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流”字。如果理解为“流动”,那么这个概念的范围就非常宽泛,所有的迁徙流动到异乡都可视为“流寓”。如果理解为“流落”、“流放”的话,“流寓”一词的含义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流落”一词有“漂泊外地,穷困失意”含义,“流放”则是古代的一种刑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流寓”是指“不得已”离开本土客居他乡。比如进京考取进士,一举得中在京城或其他地方为官,这就不属于“流寓”;而在京屡考不中,旅居多年如杜甫就叫“流寓”,或遭贬谪或受排挤自请外放到非故乡的地方为官,如苏轼到海南上任就叫“流寓”。
古人为何要流寓他乡?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社会原因,二是个体原因。其中社会原因又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经济因素等多个方面。从流寓文人的角度看,大多数文人因政治斗争遭排挤打击,流落他乡,如唐顺宗年间因“二王八司马事件”,两大文豪刘禹锡与柳宗元分别被贬到郎州、永州,而苏轼更是因为政治上的打击,一路从江南贬到海南岛。古今中外,为改变命运、博取功名,负书担橐,远离家乡外出游学、游宦之士,如苏秦、张仪等,其流寓主要为个体原因。
此外,不同时代、不同原因的流寓者之流寓地是不同的。社会历史的变迁,文明程度的发展,决定了流寓地的不同。因战乱灾荒而发生的流寓,流寓者往往迁徙到较为安宁、富庶的地方,如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因犯罪而被流放和被统治者贬谪,其流寓地往往是远离京城与繁华的僻远荒凉地方,如先秦巴蜀,汉唐湖广,宋明清之岭南、东北和西北等。
(取材于李永杰《“流寓”概念探源》)
材料二:
作为边远之地的岭南地区,其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恶劣的生存环境——令人闻之畏惧的“瘴气”和湿热多雨的气候,一直为中原地区民众所鄙弃。但是,终究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使许多文士不得已寓居岭南。
古代流寓文士的生存状态极为艰难,诸如流寓之路艰辛无比、语言文化多有隔绝、物质生活极为匮乏、气候环境极为不适等。然而,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生存状态下,多数岭南流寓文士并没有长时间地消极度日。迥异的自然环境和民俗风情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的同时,也拓宽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视野。他们借吟诗作文排遣胸中抑郁之情,顺带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
韩愈贬谪连州阳山令时,在诗文中呈现的连州是一个远极遐荒之穷地,交通极为不便,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险恶,这是连州给作者的最初印象。同为寓居连州,然而在刘禹锡的眼中,连州却是“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墟也”。他在《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中写道:“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刘禹锡不仅对连州秀丽的山水极为推崇,而且深入民间了解连州的民俗风情、少数民族生活。在谪居连州的岁月里,他以平和的心态、从容的诗笔,还原了岭南的青山秀水,描绘了民情民俗画卷,并讴歌了少数民族的勤劳勇敢。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一贬再贬至“荒服”的极致——海南岛,这在宋代是仅次于杀头的重罪。初到海南的苏轼也曾悲观地说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与王敏仲书》)然而,天性乐观旷达的他并没有彻底沉沦于流寓之苦,而是用自己炽热的内心去感知海南寥廓天地下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纵情于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写下了很多优美的“和陶诗”。诗文不仅明显流露出对此种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更体现了他虽身处天涯海角,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旷达境界。
流寓生活往往充满着艰辛,但是达观的处世精神总是让诗人于艰险中发现天地之美,描述天地之美,即便是“九死一生”的蛮荒岭南,他们依然“诗意地栖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材料三:
流寓文士来到岭南之后,一方面用诗文排遣心中之情,另一方面则深入民间为民谋利,在蛮荒岭南积极实践自己未尽的政治抱负,给岭南大地带来深远的影响。
明代弘治年间连州知州曹镐撰《旧志序》,认为连州风气之变,“乃自韩昌黎、刘梦得两公始”。刘禹锡在连州至少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编医书,惠及百姓。刘禹锡对医学颇有研究,他结合自己40多年积累的验方,编成了《传信方》医书,让连州人受益。二是重教兴学。在刘禹锡的带动下,连州文风迭起,吸引了荆楚吴越的儒生纷纷来连州求学。在唐代,广东共有48名进士,连州就有12名;到了北宋时期,广东共有进士127名,连州就有43名,时称“连州科第甲通省”。三是关心少数民族。刘禹锡在连州期间写下了《莫徭歌》《蛮子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三首诗,对徭族人的外貌服饰和狩猎活动以及他们的勤劳神勇大加称赞。
柳宗元流寓柳州可谓他本人之不幸,但又是柳州人民之大幸。唐元和十年,柳宗元第三次被贬到柳州为刺史,其内心非常痛苦,但他依然积极为政,兴办儒学,推行教化,开挖水井,养民安民;反对横征暴敛,力主轻徭薄赋,对柳州地区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来,柳州人以修建柳侯祠的方式来表达对柳宗元的纪念。至今,文慧桥、文慧路等路桥名称依然体现着人们对他的缅怀。
“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以八月之治而令江山易其姓,韩愈在潮州人心目中不仅是文化先驱,更成为神明一般的存在。到潮州后,韩愈驱除鳄鱼,奖劝农桑,兴办教育,大修水利,延选人才,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从而使当时的蛮荒之地潮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面对边远落后的蛮荒之地,来自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流寓文士们自觉承担起传播先进文化、先进生产方式的责任,他们不愧为岭南大地的文化拓荒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材料一:
据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图书出版发行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实现从“书荒”到“书海”的巨大跨越,出版物销售总额近四千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发行大国。
出版社 |
年出版图书种类 |
年总印数 |
国有图书发行网点 |
|
1978年 |
105 |
14987 |
37亿 |
8600多 |
2017年 |
580多 |
近50万 |
92.4亿 |
22.5万 |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5日)
材料二: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版低谷期。改革开放是一个历史性节点,出版社数量迅速增长,出书规模成倍扩大,发行渠道单一、流通体制落后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出版社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由此进入发展高峰期。出版业的春天也让当时的人们告别了阅读饥渴。在这个阶段,国人刚刚从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渴望能够放眼看世界,各出版社开始大量重印中外文学名著,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等大师的作品进入国人的阅读视野,中华大地上掀起了强烈的阅读热潮。
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业迎来市场经济大潮,读者开始有了自己的阅读需求,并懂得了选择。在市场竞争中,出版社积极把握读者喜好,及时发现具有畅销潜质的图书。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优质的内容加上有效的营销宣传,不仅让该书热卖,也在当时社会上掀起一阵“文化大散文”的热潮。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出版业迎来了一个繁荣和阅读分化与过剩的时代。图书品种越来越多,但单品种效益越来越低,加之读者对图书轻松与速食化的偏好,使得图书的上架周期越来越短,出版业竞争日趋加剧。这对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现象级的畅销书频出;另一方面,经典的常销作品难以脱颖而出。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产品的普及,我国国民数字阅读率逐步上升,很多经典和畅销书被制作成电子书,网络文学也得到迅速发展。相比于纸质书,数字阅读产品廉价、便捷,对纸质书的销量形成冲击。尽管数字阅读接触率不断提升,但对于经典文学、专业知识等内容的“深阅读”,大部分读者仍首选纸质阅读形式。此外,纸质书也具有数字阅读所不具备的收藏价值,数字阅读对纸质书的冲击并非颠覆性的,而是要求行业参与者去探寻两者结合的新商业模式。面对读者群的细分、阅读需求的多元化、产品形态的日渐融合,出版业必须一直处于自我更新的状态,而且近几年的“变”不仅体现在出版物的内容质量上,更多地体现在形态、渠道与技术方面。
(摘编自《出版商务周刊》2018年11月19日)
材料三:
改革开放初期,利用一切机会向国外出版同仁学习,成为我国出版业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主流。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版权贸易逐步开展起来,据统计,1992——2001年,我国引进图书版权3.8万种左右,占当时新书出版总品种的5.3%;输出图书品种5000余种,占新书总品种的0.7%。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我国政治、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出版业也逐渐迈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16年间,出版“走出去”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一系列重点工程项目陆续实施,版权贸易逆差不断缩小,出版物实物出口总量和金额稳步增长,数字出版产品海外销售势头强劲,印刷加工服务出口顺差优势明显,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布局得以优化,打造出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内容品牌。
十九大以来,出版业将“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等作为新时期“走出去”工作的重点之一,进一步推进版权输出和资本输出等既有模式,不断创新深化国际合作,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充分发挥出版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文化纽带作用。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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