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耒，字次耕，吴江人。生而奇慧，读书十行并下，自经史、音韵、算数及宗乘之学，无不通贯。康熙时，以布衣试鸿博，授检讨，纂修《明史》。上书总裁，言要义八端：宜搜采博而考证精，职任分而义例一；秉笔直而持论平，岁月宽而卷帙简。总裁善其说，令撰《食货志》兼他纪传，自洪武以下五朝稿皆所订定。寻充日讲起居注官 ， 修《实录》、《圣训》。尝应诏陈言，谓：“建言古无专责，梅福以南昌尉言外戚，柳伉以太常博士言程元振，陈东以太学生攻六贼，杨继盛以部曹劾严嵩。本朝旧制，京官并许条陈。自康熙十年宪臣奏请停止，凡非言官而言事为越职。夫人主明目达聪，宜导之使言。今乃禁之，岂盛世事？臣请弛其禁，俾大小臣工各得献替，庶罔上行私之徒，有所忌而不敢肆。于此辈甚不便，于国家甚便也。其在外监司守令，遇地方大利弊，许其条奏。水旱灾荒，州县官得上闻。如此，则民间疾苦无不周知矣。”更请许台谏官得风闻言事，有能奋击奸回者，不次超擢 ， 以作敢言之气。二十三年，分校礼闱 ， 称得士，名益甚。既以布衣进，齿最少，又傲睨不能容人，因此忌者颇众。议起，坐浮躁降调，遂归。

    耒有至性，初被征，辞以母老，不获命，乃行。既除官，三牒吏部以独子请终养，卒格于议不果归。逮居丧，哀毁骨立。少受学同郡徐枋、顾炎武。枋殁，周恤其孤孙，而刻炎武所著书，师门之谊甚笃焉。四十二年，圣祖南巡，复原官。大学士陈廷敬欲荐起之，力辞而止。平生嗜山水，登高赋咏，名流折服。有《遂初堂集》。又因炎武《音学五书》为《类音》八卷。炎武复古，耒则务穷后世之变云。当时词科以史才称者，汪琬、吴任臣及耒为最著。

（选自《清史稿·列传二百七十一》，有删改）

材料一：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 ， 不获世之滋垢，皤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节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材料二：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

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

上十二月羽猎，雄从。游观侈靡，穷妙极丽。虽颇割其三垂以赡齐民，然至羽猎、田车、戎马、器械、储偫、禁御所营，尚泰奢丽夸诩，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又恐后世复修前好，不折中以泉台，故聊因《校猎赋》以风。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

（节选自《汉书•列传•卷八十七上下•扬雄》，有删改）

材料一

杨文安公椿墓志铭

〔南宋〕陈良祐

杨氏占籍蜀之郫县，七世祖始家于眉。公讳椿，字符老。幼凝重如成人，七岁能属文。甫冠，贡京师。绍兴二十六年入对，明年，除权兵部侍郎兼国子祭酒。迁给侍中兼直学士院。上念故将循王张俊之功，御笔除其三子职名。公封还曰：“爵秩天下公器，陛下纵私之，奈清议何？”蜀大旱，无敢以闻。公侍经筵，乞下四川总领司检察赈济，督发常平钱米，安集流移，蜀以不饥。又论朝廷法令多所更张曰：“有事则有法，有法则有弊。法一定而不易，弊百出而无穷。为其法之弊也，从其弊而救之，可也；患其弊之生也，并与其法而改之，则不可。而议者不原弊端之所起，亟进其说，取而纷更之。如是而不止，然又未必可行。从而复之，则不如勿改。”

公性端恳，仪状甚伟，平居接物，粹然尽人之情。至遇事有守，确乎其不可夺。奉太夫人孝敬尤笃，求所以悦亲者无所不用其至。公既贵，以人物为己任，君相知其诚实，每访蜀士，必惟其言是听。以故英才汇进，一时所举，布列台阁。晚岁奉祠，萧然一室，左右图史，幅巾藜杖，与乡人相往来赋诗饮酒道旧为乐见者忘其爵齿之尊。

(节选自《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卷三十三)

材料二

绍兴二十有六年夏四月戊子，秘书少监杨椿入对，言：“湖北一路经寇盗最多之处，陛下特降诏令，蠲科徭，省力役。而累年以来，田畴不加辟，户口不加多，视他路最为凋弊。所以然者，本路诸县才见有请佃之人，未得食新，例皆抑令输税。既而差夫配马、无名之征，取之纷然。民不聊生，流移转徙，臣窃痛之。欲乞诏湖北一路，凡字民之官，以招诱户口、开垦田畴立为课最。”上曰：“已令劝诱四川农民至湖外耕凿，官给牛具，赏罚自不可废。”

(节选自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