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已形成比较立体、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这种思想首先体现为“乐”。孔子非常擅长在观察自然现象时对自身社会经验进行审视和升华，自然之道和其处世之道在某个合适的时间节点产生共鸣，从而引发孔子深层的思考，其生态情怀也在类似的体悟中逐渐浓厚。认知自然、体验自然、进而体悟人生哲理，让孔子得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样的结论。

    由“乐”而生“畏”。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孔子看来，四季的轮回、万物的生长都有其运行轨迹和规律，这种力量非人力所能干涉，孔子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也在这种感慨中毕现。荀子则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既然这种“常”的力量如此强大，非人力所能改变，聪明的做法就是顺应这种力量并对之合理利用，即荀子所讲的“制天命而用之”。那么，该如何“制”呢？荀子较为强调见微知著、因循借力、顺时守天、因地制宜。这种总结比起孔子体验式思维多了些理性，已试图对联系自然与人类社会的“道”进行理性阐释和总结。

    在此基础上，“推人及物”的思想就产生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孟子生态道德的基础，“不忍心”推广于自然万物就成了推人及物的生态道德。如果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是简单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推恩思维，是简单的换位思考、推己及人，那么，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则已拓展为推人及物了。荀子也说：“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至。”他认为自然万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共性，有同质性生；同时，根据某种特质，又可在共性的基础上区分差异，剥离出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基础上的同质性是推人及物的逻辑基石。

    在生态实践中，先秦儒者非常强调“时禁”与适度消费。孟子和荀子都注意到“时禁”的良好效益，可保证后续消费的“不可胜食”“不可胜用”。除了“时禁”，先秦儒者也意识到适度消费的重要生态价值。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在以传统工具和方法捕猎物、适度消费和以“先进”工具和方法大量获取猎物、过度消费两者之间，孔子选择了了前者，这和孔子“乐山乐水”的生态情怀是契合的。孟子也注意到，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费和连续性破坏已经严重超出自然的可承受范围，破坏了自然界生息繁衍的内在规律，使其自我修复能力失效，这样的过度消费当然会“无物不消”。

（摘编自赵麦茹《先秦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古人出行带什么样的“包”

倪方六

    在中国古代，衣服大多没有口袋，古人出行时“包”是不可或缺的。

    “包”最早并不叫“包”，而是叫“佩囊”。佩囊是古代使用最早、流行时间最久的包，像钥匙、印章、凭证、手巾一类必须随身带的东西，大都放在这种囊内。因为外出时多将其佩戴于腰间，故谓之“佩囊”。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时人们已有带包的习惯，即所谓“佩囊之俗”。古人的“佩囊之俗”推测起源于士兵配备的箭囊。佩囊实用方便，从先秦用到了明清，虽然名称和款式多有变化，但人们都少不了佩囊。古代的包也有大小之别，汉代学者毛亨称“小曰橐，大曰囊”；制作材料也不一样，有皮包和布包之分。

    汉朝时，佩囊被称为“縢囊”。縢囊是一种小包。汉代也出现了一种叫“绶囊”的方形包，皇帝常常用之赏赐臣僚，有绶囊的人自然是有官爵之人，所以，“包”成了身份象征。绶囊主要用于盛放印信一类的东西。因为“包”已与身份联系了起来，所以在图案、色彩上都有规定和讲究。绶囊最常用的图案是兽头，故称“兽头鞶囊”。兽头中又以虎头使用为多，因此又有“虎头鞶囊”之称。

    与绶囊同样能显示身份的包还有“笏囊”，也称“笏袋”。“笏”即笏板，是官场用的简易手写板。盛放笏板的包便是笏囊。与绶囊多用青色不同，高级笏囊多用紫色，古人称之为“紫荷”。紫荷是唐朝官场上的高级包。

    唐代时，最能显示身份的包是“鱼袋”。绶囊是装印信的，而鱼袋则是盛放符契这类“身份证”的。唐朝时，官员的身份证明制成鲤鱼形，故名“鱼符”。凡五品以上官吏穿章服时必须佩戴鱼符；中央和地方互动，也以鱼符为凭信。凡有鱼符者俱给鱼袋，使用时系佩于腰间，内盛鱼符。鱼符有金、银、铜等质地，以区别地位；鱼袋也通过金、银装饰来分辨高低。

    宋朝使用的“鱼袋”也有金鱼袋、银鱼袋之分，但仅是一个空包，鱼符被废用了，仅在这种包上绣上鱼纹，凡有资格穿紫红、绯红官服的高官均可用这种包。

    除笏囊、鱼袋外，古代官场、文人间还有一种包很流行，这就是用来盛放计算工具、文具一类的“算袋”。其实，“算袋”这种包很早就有，但汉代称“书囊”，也称“书袋”；宋朝称“算袋”为“昭文袋”，也称“照袋”、“招文袋”，民间则称其为“刀笔囊”，一直到明清都在使用。金代也使用算袋，但称为“书袋”。元明清时代，随着新物件的出现和使用，包的款式和功能也越来越丰富。如放钱放物的多用包“褡裢”、放烟丝的“烟袋”、盛放扇子的“扇囊”、盛放挂表的“表帕”、装饰价值更高的“荷包”等。

    其中“褡裢”为双层袋子，中间开口，两头放钱，使用时从中间对折，搭于臂膊上，故又称“搭膊”。因为搭膊多用来装钱，民间干脆呼之为“钱袋子”。因为“袋”与“代”谐音，常用之赠人，以讨“代代有钱”的口彩。

（节选自《北京晚报》，有删改）

从陶渊明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鲁枢元

    “樊笼”是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处境，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支撑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却把人束缚在文明的种种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国际歌》曾唱遍全世界，“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难，“新世界”要完全冲破牢笼却难办得多，哪怕仅仅是冲破思想的牢笼。

    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樊笼”（“樊”字从木）还是由“木头”制作的；那么，到了工业时代，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木笼”变成了“铁笼”，“这个铁笼是机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它“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最终要无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实有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数，能把牢笼打理得如同五星级宾馆，使囚犯忘记自己还是囚犯，使囚犯们积极踊跃地甘当囚犯。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与“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论若是以地球生态的尺度来衡量，是不足以证实的。我们的地球生态不但现在不比过去好，未来更让人担忧。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一心“向前进”，没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诗人陶渊明则不同。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段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

    现代人一心期盼乘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如此的“飞速发展”，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我们急促前进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近看到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一线希望在于新时代的灾难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说过的“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上”。

    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世族作为地方精英的身份也在发生转变。在传统时代，他们主要被称为与科举功名相关联的“士绅”，主要活动是筹建善堂善会、义田义庄、会馆公所、书院义塾、编修方志等。到了清末新政以后，文化世族又参与地方自治、地方商会、新式学堂教育等活动，科举的废除，实业救国的倡导，使得传统以科举功名确定的士绅身份，逐渐蜕变为以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为评价标准的绅商，他们在社会活动中有很大的话语权。

    清末废除科举，不仅动摇了传统社会结构的根基，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的人才标准与教育方向，儒学首次遭遇全面危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成为时代的号角。在这一历史的转折过程中，文化世族改变了自己的教育方向，不少科举世家转变为新式教育制度下的院士、教授、工程师世家，如苏州著名的大阜潘氏就是如此。此外，随着清末以来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与改革，家庭内部平等与重视个体的观念也逐渐成为世人的追求，由此也带来传统家庭教育中“严父慈母”身份与形象的一些变化，这在川沙黄氏家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逐渐取代苏州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与国际化程度都是传统城市苏州所无法比拟的。一些头脑较为灵活的世族子弟也与时俱进，进入国际化的上海大都市。在这里，这些世家子弟不仅获得了谋生的机会，而且同时在上海调适自身，逐渐适应上海生活，从苏州吴湖帆在上海的生活与交游就可以看出苏州人对上海的倾慕。当然，苏州人始终没有抛弃故里的家族血缘网络与文化传统，他们往返于苏州和上海之间，并在新的都市空间建立起地缘性的同乡组织，以增强其在大都市的生存竞争能力。

    传统时代的文化世族，除了应举考试而必须掌握儒家经学之外，大多在文史艺术等领域各有专长，许多家族如吴江叶氏的诗学、沈氏的戏剧等，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者，往往形成某种学术流派。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特别是清末新政以后，立足传统而融汇西学的“新学”，开始成为许多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学者所积极追求的方向，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这一求新求变思潮发展的升级版。

    在这种广泛的文化求新的思潮中，文化世族在继承家学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积极吸纳新观念，从而开创出新的局面。这样，文化世族也在迅速转型蜕变，大多发展为新式的专业科技世家，也有少数人子承父业，世代书香，但就家族群体而言，传统的文化世族逐渐消逝。这种消逝主要表现在外在的家族组织衰落和内在的家族精神衰退，即世族的社会担当意识逐渐淡化乃至消失。

    （摘编自徐茂明《文化世族在社会变迁中转型》）

材料一：

    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摘编自《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

材料二：

    （材料来源：《2017年上海女性生活发展状况调查：二胎生育意愿不高  经济压力成首要原因》）

材料三：

    很多人都出生于独生子女家庭，一时间难以接受二胎，而且如果生二胎还要处理好两个孩子的关系，并且也要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中国现在抚养孩子所需的费用并不是个小数目，因此很多夫妻就打消了生二胎的念头。数据表明，很多夫妻都没有生二胎的意愿，由于城乡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大部分想要生二胎的都是农村家庭，总体看来，中国的出生人口呈下降趋势，而原因无非下面两点：

①抚养孩子需要承受更大压力，并且要有足够的经济能力。

    二胎政策的放开满足了家庭想要多添一个生命的愿望，但是大部分家庭因为现实原因而无法实现。一个孩子的教育和生活方面开支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尤其是现在教育费用越来越高，孩子们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②人们思想观念开放，传宗接代的旧思想已被摒弃。

    现在重男轻女的观念越来越淡化，很多人都喜欢小女孩，而且也越来越漠视传宗接代这样的旧思想，生二胎就显得没有那么必要。与其生个二胎还不如集中精力去抚养一个孩子，营造一种自由温馨的环境，勉强生个二胎也只会给家庭带来更多的问题，有很多家庭生了二胎之后家庭关系变得很不和睦，尤其是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

    （摘编自“北京时间"2018年6月11日）

    材料四：

    韩国政府面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性住房，为怀孕女性提供一定的产前诊查费用，子女不满6岁时，女性可以有1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每月可领取40万—50万韩元的底薪，并保留职位等。

    瑞典政府认为，生宝宝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儿，父亲也必须承担责任，并立法对男性休产假做出规定。为了鼓励父亲多休产假，瑞典的社会保障部门还设立了奖金，在休够法定的60天产假后，父母每多休30天产假，就可多领取3000克朗奖金，如果父亲和母亲在休产假上做到“完全平等”，即每人休假240天，这对父母可领取135000克朗的最高奖金。

    在法国，孕妇一共有16周产假，至少有2周可以在生育前使用，剩下的14周生育前后都可使用，休产假的政府员工拿100%工资，私企员工视公司情况而定，上限是每月3129欧元。父亲可以有11天的陪产假，休假期间工资照拿。如果一对夫妇为各自的雇主工作超过一年，那么他们都有权请假在家带小孩，直到小孩3岁。

（摘编自《各国推出多项政策鼓励生育：外国为何愿生二胎》）

为什么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其原因司马迁早有指出，《史记》将孟子与荀子合传，是有其充分考虑的。孟子生当战国前期，社会政治状况毕竟要好一些，使人感觉尚有药可救。而荀子生当战国末年，所感受到的社会环境的险恶，以及来自儒家统系的责任感和心理压力，在孟子之上。孟子讲仁义，把仁义概念建立在对人的心理分析之上。为了强调仁义，所以深自树立，高自标榜，以求激励人心，要求人在后天行事中保持其本心。荀子讲仁礼，当时的情况已是人人争于利欲，君子与小人同恶，固不宣倡言心性之善，于是只有深明其悉，以求人能反躬自救，要求人在后天生活实践中厉行改造。儒家的发展，有一个由“仁”向“义”“礼”，直至向“法”过渡的流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性善论与“义”相联系，性恶论与“礼”相联系，它们的核心仍然是“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