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福建西部连城县的四堡，与传统书业有关。明清时期，四堡曾与北京、汉口、浒湾齐名，并列为我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目前是全国唯一保存比较完整的雕版印刷遗址。

四堡居民，多为躲避战乱的客家移民。客家人始终保持耕读并重的人文传统，一大批落第秀才为生业计，也加入了印刷业，为雕版在四堡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四堡周围山岭高耸，森林茂密，取之不尽的小叶樟、山梨、梓木、竹子等自然资源，为雕版印刷提供了充足的生产原料。当然，印书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也对四堡印刷业的繁荣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刺激与催生作用。

四堡雕版印刷业“起源于宋，发展于明，鼎盛于清”。在清中叶的鼎盛期，四堡成为我国南方刻坊中心。据有关资料统计，四堡仅马、邹两姓就曾有72010的人口、1200多人从事刻书印刷，印书坊至少100家。四堡雕版所印书籍远销13个省份150个县市，《汀州府志》记载，四堡出版的书籍垄断江南、行销全国、远播海外。

到了清朝末年，四堡雕版印刷业先后遭遇了战火的侵扰和两次新技术的冲击，逐渐衰微。以横扫儒教、推翻满清为使命的太平天国运动，将战火烧到了偏远的四堡，毁于兵燹的书籍、版刻不计其数。清咸丰年间，上海开始出现了石印，石印采用活字印刷技术，和雕版相比，在成本和技术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尽管如此，四堡人并未感到多大危机，印刷业在原有轨道上照常运转。清朝末年，国外铅印新工艺传入中国，很快垄断市场，四堡雕版印刷业无法与之抗衡，遂一落千丈，一蹶不振。印书坊大多停业倒闭，只有残存的几家苦苦支撑，惨淡经营至民国三十一年，终于落下最后的帷幕。

四堡雕版的兴衰，促人思考和警醒。首先，新技术的引进及内容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永恒主题。四堡先人大胆引进、采用最新雕版印刷技术，大获成功。然而，清朝末期的四堡雕版印刷业故步自封，对新出现的具有潜在威胁的石印、铅印等创新技术无动于衷；科举废除后，印书内容依然是以儒学经典为主，未能及时转向，遂使失败成为必然。其次，适度的产业聚集，有助于区城经济的发展。当四堡雕版印刷业如日中天之时，外地书商往来云集，江西浒湾的书商在四堡采购转运，客最茎芸翁孥箸萎印刷业的繁荣，四堡人对他们反而刁难排挤，结果浒湾书商购走四堡刻版，回到故乡经营自己的印书坊，成为四堡强劲的竞争对手。再次，加强版权意识，有利于出版业走向规范有序之路。为避免恶性竞争，四堡马氏与邹氏宗族内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族人利益的措施。每年春节，马、邹两族各书坊都张贴公布来年新刻书籍的封面，表示“版板所有”。但真正现代意义的版权意识和出版秩序并没有也不可能。

    ①《中国民俗文化》是高中语文的一门选修课程。民俗文化，似乎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它就在人们的生活中形成，并代代传承，是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个人从一出生，就在一个特定的民俗文化环境中生活。语文是反映生活的，当然也包括民俗文化；我们学习语文，同时也能学习民俗文化。学习这门课程，就要从民俗文化的角度，解读所选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语言文字，力求对中华民族的一些重要民俗事象和民俗文化，有更加亲切的感受，更加深入的理解，同时提高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

    ②民俗文化的基本内容可归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种。物质文化指衣食住行、生产、交易、财产等可以用实物表示其文化内容的部分；非物质文化指歌谣谚语、神话传说、地方戏剧、民间信仰、岁时年节、社交礼仪、家族结构、亲属称谓、婚丧礼俗等不能用实物表示的文化内容。可见，民俗文化囊括了民间广泛流传的各种风俗习惯，中国民俗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课程从学习语文出发，从浩如烟海的民俗文化现象中，选择了七个专题进行探究，它们分别是年节风俗、衣食住行、百工百业、红白喜事、社交礼仪、信仰禁忌和神话歌谣。

    ③作为高中语文的选修课，当然首先要为语文的教学目标服务，着眼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学习中国民俗文化课程，不应该只是一种知识的记忆，而要在读写听说的语文实践中去直观地感受体悟。课本是按照这样几个板块来设置的：导言、课文、梳理探究、相关链接。每一单元都有一个简短的导言，让我们对专题中涉及的民俗现象有一个初步了解；接着便是对与民俗相关的作品阅读，这既是为了直观而生动有趣地引出本专题的民俗现象，更是为了提高语文素养；“梳理探究”引导同学们参与探究讨论一些民俗活动；“相关链接”则提供了更多的民俗资料。在学习中要注意几部分内容的密切配合，当然重点还是作品阅读和梳理探究。需要提醒的是，每单元的“梳理探究”设计了二至三项活动，不必全部完成，可以独立或分小组有选择地进行。

    ④同学们，我们期待着本书能给你带来新奇和惊喜，更希望它像一把钥匙，能打开一扇大门，使你由此步入民俗文化的殿堂，体验其中最为鲜活生动的内容，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民族文化的启迪，提高语文素养。当今世界文化日益呈现“和而不同”的趋势，我们在接受这种文化交融的同时，也应当保持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根。因为我们坚信，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本课程的学习，若能激发你探究民俗文化的兴趣，同时具有更高的语文能力，我们将会感到无比欣慰。

（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民俗文化》）

    ①文化自信不仅在于自己的决心有多大，声音有多高，历史有多久，还在于人家是否信服，有没有“他信”。在当今时代，面对大发展大变革的世界格局，面对各种思想文化更加频繁的交流、交融、交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②近些年来，西方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全球性危机的罪魁祸首。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的利益为认识、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认为自然的价值在于其对人类的有用性，而没有给予自然足够的人文关怀。生态思想家帕斯莫尔认为，基督教鼓励人们把自己当作自然的绝对主人，对人来说所有的存在物都是为他安排的。这正是当今西方文化的死穴。人类文明今天已走到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克服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当务之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一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什么是“独特思维方法”？就是以“中”为度、以“和”为贵。《中庸》有云：“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和”二字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

    ③在如何摆正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中华文化积累了丰富的中道智慧，是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一剂良方。中华文化一方面注重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与作用，强调“惟人，万物之灵”；另一方面注重天地本身的价值，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人必须遵从自然规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成为数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根源正在于“顶天立地”、中正通达，正在于我们将“与天地参”而不是将征服自然、改造天地、满足欲望作为人类的使命，正在于我们摆正了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

    ④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我们都把“和”视作天下之大道，希望万国安宁、和谐共处。当今中国倡导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以“和”为贵的最好例子。俄罗斯《导报》这样评价：“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与其说是路，更像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范畴——‘道’。”何为“道”？英国思想家罗素曾说：“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他所说的“生活方式”，其实质正是中国人所说的“道”，生生不已、和而不同的“道”。“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大合唱，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

（摘编自叶小文《“文化自信”与“文化他信”》）

道家以站在世俗之外的心态冷眼旁观，滋生出独特的处世智慧，既有指导实际生活的经验性方法、技巧，也有待人接物的理论性原则、价值，更有超越实际生活、追寻心灵自由的超越性境界。

与其他诸子哲学相比，道家最显著的特点是守柔尚雌。老子在其书中以“母”“婴儿”，“水”等外表柔弱之物为道的喻体以表示其对柔弱的崇尚。不仅仅是老子，庄子在其书中以颜回之卫、叶公子高使齐、颜阖傅卫灵公太子等故事说明，面对强者的压力，弱者的生存之道是以柔弱的姿态应对：支离疏“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却因其无用之德得以在混乱的世间生存，看似柔弱的残疾人在强者环伺的世界反而能自我保存。

无论对自己的思虑还是欲望，道家都主张不可恣意，而要有所节制。这包括通过对外在知识追求的限制、管理权力的内收、名利欲望的节度等方法的修炼，以达到在应接他者时自己内心的安宁与祥和。老子指出“圣人为腹不为目”，即是说饮食上保证自己吃饱喝足即可，不需要满汉全席、奢侈浪费。庄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里庄子并不是反对人们对知识的追求，而是反对仅仅追求知识、不知追求生命自身。自我节制的结果是对他者的宽容。《老子》讲“和光同尘”，《庄子》讲“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即是说在人世中，需要一种宏阔的心态对待另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他者。但这并不是说道家主张无原则的原谅，老庄对道、德有自己的坚守。

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是说万物保持阴阳平衡才能存在。人禀受天地之气而来，在世间也需要保持和谐状态。首先是自我身心的和谐。庄子在《人间世》中提到“心莫若和”的说法，意指以虚无之心、平和之境应接事务。其次，自我他者要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道家认为真实呈现的人性是自足的、不喜干涉的，每个人遵循自洽自适的性情，以无为的方式生活在世间，在位者和百姓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百姓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则会形成一个符合人类理想的和谐社会。这种社会对自然环境也是顺应的。庄子曾经指出对于牛马，应该任其逍遥于草地，而不是“络马首穿牛鼻”。再次，道家处世之道要求不能局限于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在著名的“楚王遗弓”的故事中，老子藏弓于天下的视野比孔子藏弓于人的视角宏阔得多。道家追寻的最高道德不是儒家信仰的仁德，而是一种不为外在名利引诱也不为内在思虑控制的自我性情的自然发显，是一种空灵虚静之“虚”德，而不是有着仁义等实质内涵的“实”德，是为“游心乎德之和”“道通为一”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境界。

（摘编自杨杰《道家处世之道》）

材料一：

有文化历史学者说：“文化虽然永远在不断变动之中，但是事实上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一旦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在指导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注重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民法典在价值理念、一般条款、具体制度、倡导性规定等方面，均体现了对中华法系“有典有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

当代立法者深入挖掘中华法系的价值内涵，在民法典中传承和发展了中华法系“善”的基本价值理念，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民法典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载体。民法典第1条规定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整部法典的价值统领。民法典第6条规定的公平原则，第7条规定的诚信原则，第8条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都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民法典设定的诸多有关“善意”的规定，都是以传统法中“善”的价值理念来填充现代的一般“善意”条款（包括善意相对人、善意第三人、善意受让人、善意取得、善意占有等）。民法典第10条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将习惯作为法律的辅助性渊源，可以把符合善良风俗的习惯纳入民法体系之中。民法典物权编专设第十一章“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了与土地所有权并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可以在中国传统法的“一田二主”“业主与典权并立”中找到依据和制度原型，超越了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民法通常采用的德国物权法理论。民法典第五编以“婚姻家庭”命名，重视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第1043条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这原自中国传统法以“户婚”为枢纽的制度理念，有别于大陆法系民法只规定婚姻、亲子关系、监护权。“优良家风”“家庭美德”“家庭文明”虽然是提倡性规定，但超越了个人主义民法而体现了传统法精神，把个人、家庭、社会连接为一体。

我国民法典有1260个条文，与2281条的法国民法典、2385条的德国民法典相比，是一部精简的民法典，体现了中华法系“有典有则”的结构设计。民法典作为民事基本法主要规定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并不追求为所有民事法律行为提供具体规则。民法典是民事法律体系的核心，在其基本原则、体系框架的统摄之下，还会有民事特别法、民事司法解释、民事指导性案例等，提供具体的民事法律规则。“典”与“则”共构形成一个既具有统一性、稳定性，又具有灵活性、适应性的民法体系，诠释了法典和谐、良善的秩序理想。

（摘编自张生《民法典：传统“典则”理念与体系的传承发展》）

材料二：

民法典是我国民事法律制度走向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迈上新台阶的重要标志。我国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2001年4次启动制定和编纂民法典相关工作，但由于条件所限没有完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编纂民法典这一重大立法任务，经过5年多的努力，民法典终于颁布实施，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民法典颁布实施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它适应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走深走实的客观需要，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强决心，是新时代厉行法治的权威宣言。民法典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妥善处理民法典个性与共性、继承与创新、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之间的关系，加强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对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为适应民事立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民法典在编纂时保持一定前瞻性和开放性。比如，为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将绿色原则确立为民法基本原则；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对知识产权作出概括性规定，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作出可依照其他立法进行保护的援引性规定；增加“居住权”这一新型用益物权；人格权单独成编；强化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增加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完善网络侵权责任制度等。这些制度创新无疑将进一步增强我国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

民法典对公权力行使进行了更加严密的规范。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开展工作时，不能侵犯人民群众享有的合法民事权利。这些规范对促进公权力依法履行职能、保护民事权利不受侵犯，对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民法典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保护法，必将更好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增进人民福祉。

（摘编自冯军《民法典为法治建设注入新动力》）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土，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人们的往来也必然疏少，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

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效力。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的“微观社会学”研究基础上提炼出的一个理想型概念。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费孝通构建的乡土中国理论，实际就是为了回答“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什么”这一问题，而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因此，乡土中国即指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乡土性的，确切地说，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乡土性的。

从历史变迁的经验事实看，从20世纪40年代到今天，中国乡村社会已经经历了四次重大的历史变迁，即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如今，乡村社会的“乡土本色”逐渐淡去，后乡土性色彩越来越明显。

“后乡土中国”是对“乡土中国”理论的发展，是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概括和解释。用后乡土性来概括和解释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是要说明在现代化的大趋势下，中国乡村社会具有着自己的一些特质。正是这些特质，使得乡村变迁与社会现代化并行相随，而非被现代化所取代。

变迁之后的乡土性特征，突出地表现在村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之上，那就是在改革开放后，乡村人口大量向外流动，如今的村落已演变为“流动的村庄”和“空巢社会”。由此看来，如今的乡村社会，虽然村落共同体依然存在和延续，但共同体内的主体构成以及主体的社会行动都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迁。

后乡土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变迁就是农户生计模式的转型，尽管在乡村发展进程中，农业经济与粮食生产也在不断增长和发展，但是对于多数农户而言，农业却已经不再是主要的生计模式。多数农户的生计模式属于农业+副业的兼业模式，而且越来越多农户的主要经济收入与生活来源是依靠外出打工或工商经营，从农业收入在农户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来看，较多农户的主业其实已从农业转型为非农业。

乡土文化在与现代性文化的交汇融合中走向分化和多元化。文化是人们在生活中形成的知识、规范和价值系统，随着现代性文化不断向乡土社会的渗透，村民生活方式从单一的村落生活迈向乡——城两栖生活，社会经济的转型驱动着乡土文化的变迁。

（摘编自陆益龙《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