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作家大都在他们的青年时期，达到了自己的写作高峰。建国以后，前辈作家大都在盛年，或前点或后点都应是写作的丰收时期。他们的创作活动，若从经历的种种政治运动的精神看，可以说是从善如流。不过冷静下来想，觉得他它们后期的努力，极少超过前期的成就。

    老舍先生有个例外的壮举，那是话剧剧本《茶馆》。

    《茶馆》是他个人漫长创作生涯中的高峰，也是五六十年代剧作界的高峰，是前辈作家中少见的后期超过前期的高峰，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诸多艺术家通力合作，导演表演都上了高峰。这高峰那高峰，成了北京人艺的保留节目，老人艺的风格发挥极致的王牌剧目。因此，《茶馆》的出现，有一些个叫人思索的方面。

    比方说，这高峰那高峰的作品，却是全世界只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独家演出。据说，也有别的剧院剧团想演来着，都没有演成。那么这是“阳春白雪”了？可是北京人艺屡演不衰，不见得曲高和寡。

    随着“文化大革命”到来，这个戏当然是毒草。为资本家树碑立传也不够了，是为封资修唱挽歌，向新社会反攻倒算。既是挽歌，结尾中撒纸钱又唱又跳的一场，就成了“要害”，蝎子尾巴，黄蜂尾上针。主演王掌柜的于是之心中不安，“交代”问题道：《茶馆》原来没有这场戏，有回老舍向演员们征求意见，是于是之他提出来结尾秃了点儿，演到这里没事儿不好演了。老舍这才想出撒纸钱来的，不能全赖在人家身上。

    不久，老舍走进太平湖水中。传说打捞的人说，在湖底立着。《茶馆》也没有了“票房价值”，也立在太平湖中了。

    其实，《茶馆》第一次上演，正赶上大跃进，报上几乎没有捧场的文章。

    据说当年，有一天，北京人艺的几位艺术家，在老舍那里看见一个本子。老舍把一些还没有完成的东西与艺术家们商量。记得其中有一场戏极好，希望老舍写成一本剧本。这就是后来《茶馆》的第一幕。可是当年就传出来一句话，确实有这么一句话，老舍听了意见，说：“那就配合不上了。”

    五十年代的剧作，老舍在配合，配合婚姻法，配合选举代表，他是要宣传从“莫谈国事”到“参政议政”的。若照艺术家们的说法写下去，配合什么呢？

    现在看来，他那不少“配合上”的戏，都不能上演了，上演也没有观众了。偏偏这个“配合不上”的，还在舞台上放光彩。“那就配合不上了”这句话提出的问题，是最有琢磨头的事。

红狐狸

刘平

    都说山里有一只红狐狸，真的。有人这样描述：那家伙浑身的毛火红火红的，在老鹰崖上一闪就不见了，速度很快，像一道红色的闪电。又有人这样描述：它浑身的毛红得那个纯啊，没半点杂色。在深溪沟也出现过，还是一闪就不见了。

    说起红狐狸，人们眼里都露出贪婪。那皮毛，值一大堆大洋！

    只有杠子爷说：“山里哪有啥红狐狸？球！想钱想疯了！”

    杠子爷守着这片山。松林坡两间木板屋，就是他的家。

    木板上挂着的一支猎枪，早就锈迹斑斑了。

    上午的天气很好，阳光渗过林子的枝丫流下来！在地上撒了一片光怪陆离的光斑。屋前一小块平地，一把木椅，杠子爷坐在椅子上，脚旁的地上放着一大缸子苦丁茶。几只松鼠在林子里窜来窜去，一只麻灰色的兔子，在一棵松树下啃青草。

    一只羊，几只鸡，两只鹅，还有一条大黄狗。这就是杠子爷的日子。

    不时有人带着猎枪、套子到杠子爷的木板屋来，都只关心一个问题：看见过红狐狸没有？ 杠子爷感到很恼火，说：“球的个红狐狸啊？这山里有啥我会不知道？”但没有人相信杠子爷的话，都说山里肯定有一只漂亮的红狐狸。

    来得最多的是松果，很多年前松果跟杠子爷学过狩猎，那时杠子爷是这片山里最优秀的猎人。可松果刚学会下套布陷阱就不学了，到山下镇上开了一家野味餐馆，去年，又开了一家皮货店。以前，松果可从不来看杠子爷，认为杠子爷只知打猎，没有本事。松果说到红狐狸眼睛就发绿，他要杠子爷和他一起收拾那狗东西，杠子爷经验丰富，那狗东西斗不过杠子爷。松果说：“师傅，只要逮住那狗东西，您这辈子的日子就舒舒服服的了。”

    杠子爷狠狠剐他一眼，说：“哪有啥红狐狸？我看你是疯了！”

    松果就不再求杠子爷，他不相信自己不能逮住那狗东西。

    “师傅！”杠子爷正撒玉米喂鸡，松果突然来了。杠子爷明白，今天松果又是为红狐狸来的。

    “你赚钱就没个够？”杠子爷说。

    “师傅！看您说的，钱哪有够呢？”松果说，往林子深处去了。

    很多年前松果很瘦；现在，松果很胖。

    杠子爷知道，松果又是去下套布陷阱。

    三个月前，杠子爷下山去过一趟镇上。镇上很热闹，松果的野味餐馆啥都有，狍子肉、麂子肉、野猪肉、野鸡肉，要啥有啥。他的皮货店也是生意兴隆，那些男人女人，往他的皮货店里丢下一把一把的大洋，然后把狼皮、狐狸皮、羊皮、野兔皮穿在身上。

    杠子子爷不喜欢那个大洋叮叮当当响的小镇。

    杠子爷心里很担心，某一天，松果的皮货店里真的会出现一件火红火红的漂亮皮货。

    午饭，杠子爷馏了两块玉米饼子，就一碗青菜汤吃了。他知道松果已经下山了，就带着大黄狗往林子深处去了。

    松果这些半吊子猎人的套路逃不过杠子爷的眼睛，从松林坡到老鹰崖，杠子爷找到了松果和另外的人布下的六个套子、三个陷阱。有两个套子，套住了一只野兔、一只山鸡。

    杠子爷把那些套子和陷阱只稍微摆弄一下，就成了。

    杠子爷还要去一个地方：深溪沟。他知道松果一定会在那个地方下套子。

    ―片翠绿中，突然闪出一团火红，还有“呜呜”的叫声，很痛苦的样子。杠子爷看见了那只令很多人垂涎三尺的红狐狸，它的前左腿被套子的钢钳夹住了！

    天快黑的时候，杠子爷抱着红狐狸回到了木板屋。烛光下，杠子爷发现，红狐狸腿上只是皮外伤，上了药，包扎好。红狐狸恋恋地看了杠子爷一眼，走了。

    第二天上午，松果进山收货。他提着一只野兔一只野鸡从杠子爷屋前过的时候，说：“差点就逮住那狗东西了！”

    杠子爷说：“啥？”

    松果说：“红狐狸！”又说：“在深溪沟，都夹住了，又跑了。狗东西！”

    杠子爷啐一口痰，说：“我看你真是疯了！”

    半吊子猎人松果，没有看出来杠子爷在套子和陷阱上做的手脚。他还是一趟趟进山寻找红狐狸，直到有一天被一头狼吓破胆，才再也不敢进山了。

    只是，关于红狐狸的传说仍然在继续：浑身的毛火红火红的，一闪就不见了！……

    这年春天，杠子爷无疾而终。他死的时候，一只狐狸守在他床前。那狐狸很漂亮，浑身的毛火红火红的，没有半点杂色。

（有删改）

穿白衬衫的老黄

陈年喜

    我现在打工的地方，当地人采买生活日用品时使用的背篓非常有特点，竹篾编织，圆筒形，很高，上至肩头下到屁股，方便行走也方便就着地坎歇息，不占双手还能负重。市场上，乡下来赶集的人们都背着背篓。背篓里装着辣椒、白菜、竹笋、李子、葡萄、黄瓜……早市时县城的巷头巷尾，是一片背篓的世界。

    出蓝天菜市场东门往左拐不远，是白马市场，在拐弯的地方，我邂逅了老黄，准确地说是先邂逅了他的一篓黄瓜。这是一篓带着顶花、来自乡下的黄瓜，浑身沾满了乡间的露水。采花的土黄蜂大概离开花蕊不久，嫩黄的花粉溢出了蕊心。

    这是真正的黄瓜，老品种，在很多地方已经失种。一半绿一半黄，黄绿纠缠在一起，咬一口，脆，脆里有一股香。大多黄瓜本来无味，因为这一股香，这黄瓜味道复杂无尽，它不像新式品种，粗而短，无刺，简单。

    黄瓜的主人穿一件白衬衫，干净、齐整，和市场的纷杂，和他的一篓黄瓜显得很不搭调。“给我来五斤。”我的北方普通话让他一愣：“你一个人吃？”我说是。“黄瓜不过当天，过了就蔫了，二斤够你一天了。”他用老式盘子秤称了二斤给我。那天，知道了他姓黄，家住在有些路程的乡下。

    三天一集，老黄几乎一集不落，卖些别的，多数还是卖黄瓜。我们渐渐熟悉起来。他不是本地人，是南方人，因为做生意亏得血本无归，老家回不去了，经人介绍，在这边乡下买了农村的老房子，落了户。没了本钱，种些菜卖。人活着，得吃饭。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有一回喝酒，三杯下肚，他突然唱起了《牡丹亭》。不知道他突然想起了什么，那婉约的唱腔吓我一跳。人声鼎沸的饭店大厅，他一件白衬衫，与时令已然不相宜，只有头上渐白的头发与早到的秋天有些相配。

    有一段时间，老黄不卖黄瓜菜果了，他到城里做装修。似乎做得还不错，手下有了十多个工人，单子接得很大，业务扩大到水暖、基建，买了辆二手皮卡车。

    生活是一个围城，每个人的围城都墙高院深。关于老黄的私人生活，没有人知道一二。有一天，他跟人打架了，因为一个不相干的女人。临河路大排档是小城最红火的大排档，夜夜人群不息。邻桌是一群鲜衣怒马的青年。不知为什么，他们争吵起来，一位壮汉抽了一位女子一个耳光，又一个耳光，女子连连赔罪，嘴角流着血。老黄实在看不下去，把女子拉到自己身后。双方一场混战，对方人多，老黄头上挨了一酒瓶，鲜血满面。那群人扬长而去，老黄从地上爬起来，洗净了脸，把女子送回了住处。我说你这是何苦，他说我受不了人被欺负。

    过了一段时间，老黄又摆起了菜摊，位置还在原来的地方。他离开了近一年，那个位置还在，仿佛知道他还会回来一样。他说家里的土地已经荒掉，现在卖的菜都来自批发市场。他每次都会带一些黄瓜给我，不过是新品种，根根绿得吓人，有一尺多长。

    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要走了。”我问去哪里，他答说不知道。在下着小雨的街上，我们紧紧抱了一下，互相拍了拍背。他那件白衬衫已经有些旧了，质地依旧精良。衬衫套在夹克里，我突然看见衣领间有一行字，绢秀的黄丝绣成。

    后来听人说，老黄被欠了很多钱，也欠了别人很多钱，为了还债，他卖了乡下的房子，卖了皮卡。

    我每天上下班，还是打蓝天市场和白马市场连接的拐角处经过。不自觉地总要看一眼那个摊位，摊位早已换上了别人，摊煎饼的小夫妻忙乎得热气腾腾。我有时想起那些黄绿相间的黄瓜，有时想起杳无音信的老黄，有时把他们一同想起，或者遗忘。

    那件雪白的衬衫是一个永远无解的谜。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无眠的晚上，我有时也会突然唱起来，不过不是昆曲，是秦腔。怕打扰隔壁的人，我用被子把头包起来，歌词和我的声音，一起落在枕巾的纹路里。

    （选自《新华日报》2018.6.16第24版）

奖状

杜秋平

    到西部贫困的山区后，我的脾气变得越发的坏了。其实早先我已经意识到这里条件的恶劣了，但未曾想到竟是如此之差。要不是来西部支教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来说有许多优惠政策，我想我是不会来的。

    总算熬过了多半年的时间，再没多久就可以回去了，离开这里的艰难与困苦。寒风吹着四面透风的破旧教室，我的心冰凉冰凉的；但是看到学生们天真的小脸、单薄的衣衫、带着冻疮的手指，我的心突然有些愧疚。我是有些对不起他们的，他们是多么希望我能多呆些时间，甚至希望我能长久地留下来。可我呢，却一直想着回到大城市去。我鼻子酸酸的。我想起夏日里学生们给我带来家里舍不得吃的瓜果，他们真诚地捧到我的面前微笑着说，老师，你吃你吃嘛。我想起冬日里他们还用带着冻疮的小手捧起我的大手给我往手上哈暖气，把温暖一直送到我的心里。

    可我终究没有太高的觉悟，我还是盼着回去。我强打着精神，继续一日日给孩子们上课，心里却在盘算着回去的日程。

    学生们都很听话，特别是那些家庭特别贫困的学生，事实上这里多半是贫困的学生。学生们成绩还不错，他们也很上进，每每考试，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获得奖状。是的，奖状，他们拿回家后会得到父母的夸奖，把奖状小心翼翼地、庄重地贴在墙上，这就是全家的荣誉啊。虽然学校连奖品都买不起，但小小的、单薄的一张奖状就足以让他们感觉无上的光荣。小强子得到过奖状，他高兴地跳过；小霞也得到过，她高兴得连流出的鼻涕也忘了擦。小娜得到的最多，她有一双天真而智慧的眼睛：不怎么爱说话，笑得也很少，但领到奖状的那刻她总是微笑着的，冲着我微笑。

    我组织完考试，决定过几天就离开。学生们提前知道我要离开的消息，都显得闷闷不乐，他们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我，轻轻牵着我的衣角嘟囔着小嘴舍不得离开我。上完最后一节课，我认真注视着每个学生，希望能记住他们每张可爱的面孔。可是我却发现小娜没有来。我一下子心里怪怪的，紧接着是焦虑和担忧，莫不是山路艰难出什么事了？今天连学校的领导都在教室里，村民也拥挤在窗子外面。他们都不希望我离开，但今天他们又是诚心来为我送行的。我的脸开始有些涨红，应该是羞愧。你看，连小娜都不愿意来给我送行了。

    我正疑惑间，校长已经走到我的面前，他手里捧着一张很大的鲜红的奖状：“杜老师，你看，你要走。我们也没什么好送的，这张奖状是我们送给您的。感谢您给我们山区做出的贡献！”老校长面带皱纹的脸上写满真诚。

    我深深向他们鞠了一躬，眼里止不住落下泪来。我手捧奖状，看着上面“支教模范”的字样，又一阵愧疚之情涌上来。我突然想到了什么，我于是问校长，小娜为啥没来啊？校长居然说小娜可能以后不来上学了。是她父母不想让她再念下去了。

    我的心被重重地一击——这么刻苦、学习又很好的学生怎么能不上学呢！

    我必须在我离开前去趟小娜家，劝说他的父母，再穷也得让孩子上学呀。我望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决意要去看看小娜。

    走了个把小时的山路才赶到小娜家。真难以想象，她每天那么早就可以赶到学校。我擦擦脸上的汗，刚要敲门，里面的吵闹声早已传出来，小娜哭喊的声音也传出来。父母一定在打她。

    我急忙推开门，她母亲正一手拿着木棒，一手拉着小娜。我急忙跑过去夺过木棒，把小娜揽在怀里。“别打了，小娜学习很用功，为什么不让她上学，还要打她！”我气愤地瞪着她母亲。

    “是杜老师啊，你不知道，她这娃以前学习还用功，可这回一定是在学校没好好学习。你看，你看，”小娜母亲用手指指墙壁——那上面满是鲜红的奖状，“以前回回都得奖状，可这次呢，居然没得奖状！我们大人辛苦供孩子上学容易吗！”

    我的心一颤，一股更大的痛苦涌上来，我似乎感觉天昏地暗。事实上这次是怪我啊。我只顾早点回家，居然，居然忘记了评三好生，忘记了给孩子们发奖状。小娜是应该得奖状的！

    我流着眼泪对她们说：“都怪我，是我的错……”

    第二天，我把买好的火车票退了，我决定在这里多呆一年。

钢的琴

申平

    扶贫工作组进驻红土沟的第二天，作为组长的我，就发现村里在精准扶贫方面存在重大纰漏。村里一户最困难的人家，竟然长期没被列为扶贫对象。

    这户人家的男人叫吴更里，是个长相敦厚的中年人。我们到他家走访，发现他不像其他贫困户那样要么哭穷装可怜，要么牢骚满腹怨气冲天。他不卑不亢，神情淡定，热情实在。当我们得知他有老母，有病妻，还有一双上学的儿女都要他靠种地打短工养活，而村里却从来没有救助过他时，我立即对他充满同情，拍胸脯表示一定要帮助他解决困难。

    但是他却连连摆手说：“算了算了，我们有吃有穿，有手有脚，不想给政府添麻烦！”

    这使我对他更加同情，甚至有点喜欢，暗下决心一定要帮他解决问题。

    第二天，我就主持召开了村委会和扶贫工作组联席会议。在组织学习了上级有关扶贫工作的文件后，我话锋一转，把吴更里的问题当做炸弹抛了出来。在我的想象里，村干部们肯定会被炸晕的。但他们听完，竟然不约而同嘿嘿地笑了起来。村支书徐友谊说：“哎哟，看来老问题又摆上台面了。”

    徐友谊等人的态度令我十分不满，我厉声说：“怎么，难道因为是老问题就不解决了吗？请问老问题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不作为造成的？”

    见我生气，徐友谊赶紧说：“李组长，我们不是那个意思。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你不知道，吴更里家里，可是有一架价值几十万的钢琴啊！”

    “什么？钢琴！”他的话倒把我搞懵了。

    “是啊，他家的确困难，村里其实每次都想往上报他。可是一报吧，群众就拼死反对，到处告状。说家里有那么贵重的钢琴，还算什么贫困户！”

    哦，原来如此。可我们去的时候，怎么没有注意他家有钢琴呢？

    散会以后，我带人再次到吴更里家调查。咦！眼前这几间村里最寒酸的土瓦屋，还有屋里灰头土脸的几个人，无论怎么也不能和高雅的钢琴联系起来。

    看见我们又来，吴更里好像早有预料似的，只是冲我们笑一笑。

    我就问他：“吴更里，听说你家有一台很贵的钢琴是吗？”

    吴更里点了一下头，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是呀，是有啊！”

    当吴更里带我们来到一间平日里一直上着锁的房间时，尽管我们有精神准备，还是被屋里那架精美的钢琴震撼了。这间房里什么杂物都没放，就在屋中央摆了那架钢琴。它一尘不染，气势非凡地雄踞在那里，霎时使这间土屋熠熠生辉。我们小心翼翼走过去，轻轻抚摸，通过视觉和触觉进一步感受它的高贵。我对照上面的字母，用手机迅速上网查了一下，立刻明白这是一台立式施坦威牌钢琴，是钢琴中的精品，价值真的有几十万。

    我们都把疑问的目光定格在吴更里的脸上，等待着他的回答。

    吴更里走过去，手拿一块抹布轻轻擦拭我们刚才摸过的地方，话语也同样轻轻地说：“这钢琴是我爸爸当年买的，是给我买的。那时候他在城里当包工头，赚了钱，就去买了一台最贵的钢琴运回来，他说他要把我培养成郎朗一样的人。可是，唉……”他停住不说了，似乎陷入回忆之中。

    “那后来怎么样呢？”

    “后来我爸打算专门请一个钢琴老师，先到乡下来教我。等条件成熟了，就把全家搬进城去，让我受最好的教育。可是那年，他承包的工程拿不到钱，还死了人，他赔光了一切，欠了一屁股的债，最后……他跳了楼。那年我才8岁。”

    屋里的空气立刻有点压抑，我感觉那架钢琴也似乎变得沉重起来。

    “那你一直留着钢琴，是为了纪念你父亲，对吗？”我是个急性子的人，忍不住说出了最后结果。

    谁知吴更里看了我一眼，说：“你只说对了一半。这钢琴，我是留给我儿子的，可是他偏偏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就想，将来我还会有孙子呀，孙子也会有儿子呀。我就不信，我家里就出不了一个钢琴家。”

    吴更里语气坚定，目光灼灼。

    “出钢琴家，那当然好。可你得面对现实呀。假如你先把钢琴卖了，你家现在的一切都会改变……”

    “不，我不想那样过日子。李组长你说，人活着，除了钱，总得还要为点啥吧！”

    吴更里口气坚决，咬钢嚼铁。我不由再次打量眼前的这个农民，感觉他的质地真的比钢铁还硬。

    这天夜里，我竟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去参加一个钢琴演奏音乐会。在金碧辉煌的舞台上，有一个人坐在一架巨大的钢琴前，身体摇摆，十指飞舞，天籁般的乐曲汪洋恣意，跳跃流淌……大厅里掌声雷动。当那人站起身来谢幕时，我不由狂喊：吴更里！吴更里……

（选自2018年4月《小说选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