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形成了行政城市层级体系,城市的行政地位越高,城市也就愈能得到发展。城市管理亦是如此,如国家重京城,既设有复杂的管理机构,又颁布了大量法律进行管理。而在基层社会组织中,则是以民间法形式实施管理的。大体上包括行会法、慈善组织规则及城市街坊组织规则和习惯法。城市是统治乡村的据点,并无自治地位,而城市在经济上也严重依附乡村,城市统治者兼管乡村和城市,使得城市没有独立的行政地位,城市基层组织与农村的基层组织也大致相同,也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完备的城市管理法。

——摘编自郭雪飞《传统到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理念的演变》

材料二：晚清时期,伴随着开埠通商,中国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传统的城市体制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和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主张开办警政管理城市,还设立了商务局等经济管理机构。清末新政时期,警察机构开始在城市广泛设立。中央成立了商部,制定了商法,近代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管理机构也开始建立,城市管理法律体系初步确立。张之洞、梁启超、张謇等在租界示范效应的影响下,积极推动地方自治。城市自治章程的颁布和实施,打破了原来城乡合治的管理体制。

——摘编自周执前《国家与社会:清代城市管理机构与法律制度变迁研究》

材料一：《周礼》是现存最早系统阐述司关制度的文献。“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市。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同时，西周分封制奠定了中国古代藩属体制的雏形。其后藩属体制历经两汉而确立，盛唐和明朝的弦化，至清朝而达到完备。为了管理不同地区间的交往，中国古代中央王朝在地区水陆关津要地、中原和边疆交往要道、古代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关隘之处，设立过多种类型的税关组织。随着唐宋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业革命以来，中唐以降关津的政治军事色彩日趋淡薄，原先设险守固的禁防，演变成为中央垂直课收商利的税关，财政经济开始居重。“凡天下水陆衢会舟车之所、福辏商旅之所，聚集设关，置尹掌其治禁，以安行旅，以通货贿，以佐国家经费”。

材料二：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宗藩体制逐渐瓦解，口岸和海关的设置、管理均被纳入条约体系之下。一方面沿海、沿边、沿江地区近代海关不断扩展，另一方面固有的国内常关因从中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国内市场统一等需要而日遭诟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外声明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与列强签订关税自主新约，对内统一财政，实行裁厘。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统税，其收入逐渐超过厘金和常关税。在此前提下，1931年，为民族经济服务的中国近代化海关体系终于完全建立起来。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姚永超《论中国海关的起源、布局与体系演变》

材料一

在古代南下移民的长河中，有三次浪潮使南方的发展出现三次飞跃。 第一次发生在西晋永嘉之乱后。 南来的北方侨民， 使江淮一带的农业经济在东晋南朝时期取得长足的进步。唐朝中期的动乱将北方诸道化为千里萧条的灾区， 大批难民蜂拥而至淮汉以南地区， 形成了第二次移民浪潮。 南方经济以此为转折点，已足与北方抗衡。 北宋末年， 宋王室辗转南逃杭州， 大批北方各阶层人士随之南迁，形成第三次移民浪潮，使南方经济再度加速发展。这些移民运动把中原文化传统的精华传向南方，从而使南方逐渐继承了中原文化的正统。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材料二

明清时期， 政府发给路费、 耕牛、 种子等并免征赋税。 甘薯、 玉米等对自然条件要求较低、 南方种植更为便利的作物推广，也加速了长江流域山区的开垦。 大批失去土地的北方贫民涌入长江流域的山区进行垦殖。 随着南方农村经济发展和劳动力供应增加，经济出现了一些新趋势。 永佃制和货币地租也开始推广，江南新兴市镇星罗密布。 然而即便如此， 在明清时代的中国，实在谈不上有所谓“市民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挑战，更缺乏一种综合性的总体变革。

——摘编自齐涛《中国通史教程教学参考：古代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