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文中的“扁舟”意象

    “扁舟”是中国古典诗文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承载着中国古代文人淡泊世事、悠然自得的情感，形成了独特的扁舟情结。最早的“扁舟”，并非失意文人所特有，也不具备悲凉或者超脱的韵味。《史记》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这里的“扁舟”有隐遁之味，丝毫没有落魄江湖、身处世外的冷寂色彩。

    “扁舟”在古代文人眼里，不仅仅是一只小船，它随着无数文人跌宕坎坷命运的无限延伸，演化为一种绝处逢生的处世观。在儒家提倡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准则支配下，古代文人或积极入世，或隐身出世。对于潦倒困厄的人来说，“扁舟”是他们寻求再生的一支苇草。

    “漂泊”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宿命，也是“扁舟”意象的基本蕴含。古代知识分子或为生计、或为科举、或被放逐，他们背井离乡，天涯漂泊，充满无尽的羁旅乡愁。“扁舟”既是游子漂泊的凭靠，也是其羁旅之愁的寄托。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有“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的诗句，其中“扁舟”承载着游子无尽的漂泊之苦和思乡之情。杜甫诗中的“扁舟”意象出现得最频繁，表现漂泊思乡的意绪也最强烈。他诗中的“扁舟”意象，承载着诗人生活的苦难和不幸，是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理想、历尽艰辛的典型写照。

    “扁舟”意象的另一典型蕴含是“自由”。庄子说“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现实有太多压抑和束缚，他们渴望在“扁舟”中获得精神的自由。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借“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一境象，表达了他面对被贬谪的处境，渴望摆脱精神苦闷，追求自由生活的强烈愿望。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以温和沉浸的心态，表达了与苏轼同样的心境：“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一条小船附着于万顷碧波之上，在碧波中自由自在地轻漾，充溢着一种皈依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意识”和自由精神。

    隐居是古代知识分子仕途失意的无奈选择及功成身退的理想归宿，是他们最后的精神家园。“扁舟”意象中既蕴含着他们人生的理想与期冀，也蕴含着他们失意的痛苦和灵魂的呼唤。范蠡是古代文人功成身退的典范，但更多人却是因仕途坎坷和无奈而萌生隐居念头，使“扁舟”成为他们仕途失意而隐居的一个意象。苏轼被贬黄州，写下“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的诗句，流露出过隐居生活的念头。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表明了他在现实压抑下，欲放浪江湖，过隐逸生活的强烈愿望。

    在常见的“扁舟”意象中，无论是矢志漂泊，还是追求自由，抑或是失意隐居，无不是中国古代文人心路历程的写照，虽蕴含仕途坎坷失意的无奈与消极，但为后世树立了忧国爱民、愤世嫉俗、自由洒脱的光辉典范。

（有删改）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传统的节日仪式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节日的文化内涵渐渐不被人重视。今天，在物质生活已经比较富足的情况下，人们更加注重在感情上相互倾诉、回应彼此的心理和精神需求，追求节日所带来的愉悦感。一些喜欢过西方节日的人，往往只是想在欢快、温馨的气氛中表达自己美好的情感。这就启示我们，要充分挖掘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中的“情感”元素，让人们在节日的氛围里心存敬畏、体验传统、享受亲情、告慰祖先，在感受舒心与祥和的同时，寄托对来年的美好希望与祝福。

    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思想、智慧存在于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中，传统节日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代表。因此，要重视对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的挖掘、整理，让传统节日逐渐融进现代社会的审美需求，赋予传统节日更多的现代性，使之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标准。否则，节日就成为没有意义的空洞符号，不可能行之久远、世代相传。

    中国传统节日有着丰富的文化符号、载体及仪式。文化符号与载体是节日内涵的重要内容，让文化变得生动可感，尽可能给予人们视觉、听觉、触觉的多元享受。如春节流行的对联、年画、龙灯、窗花、舞龙等，端午节的包粽子、赛龙船，元宵节的逛灯会、猜灯谜，重阳节的爬山、赏菊、登高望远等，都是传统节日符号、载体的体现。这些节日符号与载体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不仅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而且展示过程也轻松活泼、贴近自然，使人们在其中体会亲情，感受欢娱，传递温暖。

    中国是礼仪之邦，仪式表达着中国人对事物重要性、价值性的认同，没有仪式感的节日难以让人们对节日产生心理上的认同和依从，而仪式本身又是让人参与进来的重要方式。在这样一套看似繁琐的仪式里，人们的情感得到表达和宣泄，节日的文化内涵和意义也得到彰显和传承。

（摘自范如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有删改）

    基层避责是指基层政府各管理主体采取诸多策略规避由其职位带来的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以避免自身利益受到损失。这一概念界定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虽然避责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行政行为，但基于社会影响的直接性角度，本文只关注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避责。本文所指的基层政府包括市、县、区和乡、镇两级政府，并涵盖了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即在职能分工、权责配置中存在较大差异的“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第二，避责行为主要规避的是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在层级管理体制下，上级通过激励、约束机制对基层行政过程进行控制，虽然各机构和行政人员均有建立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书面权责说明，但由于既有规定过于宽泛模糊，并且基层行政主体需承办大量的临时性任务和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故避责行为所规避的不仅是书面上的直接责任，还包括法定职责外的其他潜在责任。第三，在成本——收益权衡的基础上，避责行为的目的在于减少利益损失。由于行政过程中体现出的不同利益诉求、行为偏好和价值观念，解释避责现象自然无法忽视基层政府内部成员的混合动机及其构成逻辑。

    作为基层在权责分立结构下应对风险的行为选择，避责极具复杂性和多样性。基层工作人员通过对风险和收益的整合分析，在不同情况下条件式地选择不同避责行为，并且会根据策略的实际效果进行动态组合。各种避责行为是并行不悖的，多种行为可同时存在，并进行区别性搭配和组合。根据近年来对基层政府的田野调查和跟踪观察，在对第一手访谈资料和现实情况开展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决策树和类型学的分类方法，从两个维度出发对现阶段基层政府中普遍存在的避责行为进行分析（见下图）。

基层避责的具体策略分类

    一是时间序列维度。基层行政人员在采取避责行为时呈现出序贯决策的形式，这种基于时间序列的动态选择可主要划分为事前主动选择和事后被动应对。前者是在事前未酿成不良后果的情况下，基层人员通过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减少风险．主动采取措施规避惩罚，以常态化策略应对可能出现的压力和追责。后者是当行政过程出现不良后果时，基层人员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消解恶劣影响带来的严重损失，这属于一种非常规的策略选择。

    二是传导方向维度。在按照时间序列进行划分的前提下。基层避责在传导方向上也出现了纵向避责和横向避责的差异。纵向避责是以层级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可细分为自上而下的避责策略和自下而上的避责策略。横向避责是以平行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可细分为政府组织内部同级之间、政府与外部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

    综合时间序列和传导方向两个维度，汇聚行为先后次序、不同主体的行为选择，由此产生了不同情况下的基层避责策略。

（摘编自倪星、王锐《权责分立与基层避责：一种理论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材料一

    知识类综艺一直都是电视台的杀手锏，隔三岔五来一次，总不会错。

    因为，人本身对知识就有着天然的渴望，通过从小到大的学习，每个人都储备了一定的知识。而知识类综艺就是拿出某一方面知识去考验答题者，但答题者并非万能，当出现观众知道答案而答题者答不上来的情况，观众的虚荣心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若出现一类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的答题者，观众又会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崇敬之心，心生“怎么可能。的五体投地之感。

    在各类综艺霸屏的现在，知识类综艺总还是能占据一席之地。无论社会怎样变迁，对于知识的渴求依然旺盛，我们抛开那些比赛类综艺，其他的类似介绍某一工种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介绍美食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等同样引起很多人极大的兴趣，这些综艺或者纪录片都蕴含极大的知识量，在看节目中学习，不也是老百姓一个小小的消遣吗？

    （摘编自《从<中国诗词大会>的走红聊聊国内知识类综艺节目》）

    材料二

    近年来，针对电视娱乐节目过多、跟风现象严重、内容质量不高等问题，相关部门下发了多项被业内称之为“限娱令”的相关政策。每有相关政策出台，伴随而来的是一大批节目面临调整。有一些节目制作者因政策转向，选择了向文化类节目转型，以保守者式进行所谓“安全”的制作。

    记者注意到，目前很多文化类节目收视并不理想，不少卫视刚刚摆脱唯收视率的极端，又陷入了无收视率的尴尬。如果说，曾经业内担心的是真人秀的泛滥因而质疑文化类节目到底“有没有”，那么当文化类节目兴起，同样需要提出到底“好不好”的疑问。毋庸置疑，文化类节目要努力提高节目质量，力求实现收视和口碑双丰收的效果。

    央视科教频道副总监阚兆江曾表示：“文化类节目的挖掘目前还远远不够。”在他看来，一些文化类节目之所以受到质疑，一个重要原因是电视人思考不足，缺少应有的探索和努力，使得文化的呈现方式出了问题，把握文化含量、层次时忽略了大众传播的因素，忽略了节目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于高收视背后的文化影响力。

    （摘编自《别让“限”成综艺回归文化的动因》）

    材料三

    2017年文化类综艺节目核心选题比例

    （摘编自人民网）

    材料四

    《国家宝藏》能够成为“网红”，就是国为它从大众比较喜闻乐见的“八卦”的视角解读国宝，而日本富士电视台的《我们一起学艺术》、英国数字频道CBBC的《terrible Fitzroy》能够在本土火热，也是因为他们将高冷的文化用喜剧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以色列Aroma的益智答题类文化节目《Who song》，通过让观众提问的方式来增强观众的参与，节目里选手需要作答的问题全部来自环形大屏上的场外观众。而德国的《Cilice Travel Show》则通过复原某一时代内容的特定背景，营造沉浸式的观看体验，让观众跟随选手在不同时代穿梭。

    《朗读者》在播出期间设立了朗读亭，借此扩大自身的影响范围；《见字如画》将节目切割成短视频，并推出“与你见字如面”的社交应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而《国家宝藏》则将B站作为自己的“热度发酵地”，以此打破“次元壁”，引发全民热议。

（摘编自《从<中国诗词大会>到<一本好书>，文化类综艺的爆款方法论》）

    材料一

    “您好，请问您想办理什么事项？”一句贴心的问候后，社区工作人员会为你解答和办理具体事项。这是桥西区大境门街道西岔社区为辖区居民推出的便民代办服务，大大的方便了附近居民的生活。

    “社区居民事务代办是项新生事物，社区事务代办是社区面向居民展现社区服务居民的一种体现，它考验和提升的是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西岔社区党支部书记韩小乐这样说。

    帮老年人代缴水电气费、替残疾人办残疾证、义务修家电。桥西区西岔社区自成立社区代办站以来，替居民办小事、管“闲”事，至今，已为900多位居民代办事务。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走进社区服务站办理各类事项，社区服务代办站受到了广大居民的认可。

    （张家口新闻网《“代办站”服务居民最后一公里》）

    材料二

    “‘行百里者半九十’。要让贫困户精准脱贫，关键要解决好精准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让贫困群众自己能造血，自己能长肉。”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南安市省新镇省身村党委书记吴金笔感慨地说。

    随着精准脱贫的深入推进，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正在稳步提高。

    “就扶贫对象来说，容易帮扶的基本都帮扶完了。尚未脱贫的，有的是因为残疾、重病导致劳动能力欠佳，有的是因为生活环境确实恶劣，脱贫缺乏条件，但也有极个别贫困户就想躺在扶贫款上睡大觉。”吴金笔代表说。

    吴金笔代表建议，在推进精准脱贫攻坚中，必须更精准地施行扶贫政策，努力提升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的自我造血能力。对于缺乏脱贫动力的扶贫对象，要注重“扶志与扶智”，逐步减少直接补贴，引导他们勤劳致富。

    全国人大代表、闽南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陆銮眉认为，今明两年，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将更加艰巨。不过，越是如此，越要克服“虚假式”脱贫、“算账式”脱贫、“指标式”脱贫等问题，注重提高脱贫质量，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宁德开展脱贫攻坚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精准。脱贫攻坚重在精准、贵在精准，成败也在精准。”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宁德市委书记郭锡文说，多年来，宁德历届党委、政府把脱贫攻坚作为重要工作，久久为功，如今取得明显成效。

    记者了解到，在建档立卡中，宁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并根据不同贫困户的现实处境精准施策：缺资金的，就通过小额贷款解决资金困难；缺项目的，就帮助引入符合家庭实际的项目；农产品卖不出去的，就联系当地企事业单位采购等等。通过精准帮扶，帮助贫困户解决了大量实际困难，有效提升了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也进一步激发了贫困户改变生活现状的热情。

    （《经济日报》林灿《打通最后一公里》）

    材料三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最后一公里”成为一个高频词。比如，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在“部长通道”回答提问时说，要让抗癌药进医院，把为群众“最后一公里”的服务做好；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部长通道”回答提问时说，顶层设计要见成效，就要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此外，农村医疗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打通心血管疾病防控体系建设的“最后一公里”、解决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等等，都引起了代表委员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

    “最后一公里”原指完成长途跋涉的最后一段里程，如今常用来指代完成一件事情的最后而且是最关键的步骤，关系到政策措施有没有落到实处，各项工作能不能起到实效。行百里者半九十，强调的也正是“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没有打通“最后一公里”，导致政策不落地，服务不到位，直接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2019年3月14日文汇时评《不让“最后一公里”梗阻百姓的获得感》）

    材料一

    第三届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日前在布鲁塞尔落下帷幕。本届大会首次设立中国馆，以视频、海报等多种形式介绍中国在生物航空燃料、生物柴油、氢能等清洁能源领域的最 新科研和应用成果。与会人员普遍认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已经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为推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由比利时法兰德斯技术研究院牵头创办。比利时研完院负责 人德克•弗朗萨尔说，许多科技创新成果已为特定领域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但这种解决方案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则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 制定者、企业家和科技人才搭建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让科技创新成果在实现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本届大会的一大亮点是中国的深度参与，”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组委会政策部主任菲尔勒•方德沃得表示，“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中国走在了世界前列，为其他国家作出了很好表率。在能源和科技创新领域，中国也是世界领先。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的成功举办，中国不可或缺。”

    中国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赶超西方，主要在于中国政府重视可持续发展，大力建设生态文明。“海洋可再生能源是新能源的未来发展方向，目前还处于产业培育期，需要战略性先期投入。中国政府从长远出发，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局着想，坚定不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摘编自人民日报《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大会：中国成功经验值得推广》）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于2016年正式启动，该议程呼吁各国采取行动，为实现全球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努力。作为该议程的签署国，中国于2017年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初步总结了中国在国家层面的做法和经验。

    在科技领域，中国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形成社会共识。近年来，中国一直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创新是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徐南平认为，中国下大力气推动创新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也符合世界发展潮流。为什么科技在中国现在这么重要？实际上是基于国家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考虑，国家对创新是很支持，这也是中国发展一个很重要内容。

    （摘编自人民日报《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随着工业文明的推进，资源消耗呈加速趋势，在不久的将来.大部分矿物资源将会消耗殆尽，加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类面临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戏。受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制约，在现有技术装备条件下，人类经济増长已经接近上限。如果不能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全球经济难以走出低速増长的窘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科技不断进步和创新。由于缺乏重大创新成果，自2004 年起，全球经济增长活力显著下降。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指出，今后如果生产率不显著提升，全球经济増长率将大约下降40%。为了提高生产率，在重视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必须做好两点：一方面新兴工业国要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保持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要更加重视弥补企业和行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实现均衡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陈庆修《以科技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