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生不逢时的完美人格

    朱自清的一生，如同一根紧绷的弦，从未松懈；又如同上紧的发条，无比精准。他的一生，极其认真。

    朱自清写作时，往往要先细心斟酌后才会动笔，往往写完无须修改。但因为注重质量，他每天最多写500字。所以，他的清贫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写得太慢。《荷塘月色》中提到了蝉鸣。有人写信给朱自清，说蝉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他写信向昆虫学家请教。后来又两次亲耳听到月夜的蝉声，他才相信自己没有写错。为此，朱自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他不断地学习，以求自我完善，大量阅读各种书籍，虚心向语言学家王力、诗词专家黄节、俞平伯等人请教。平时，他也坚持用中、英、日三种文字书写日记，以此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在教学上，朱自清也是极其认真。比如，他开设的选修课“文辞研究”只有王瑶一个学生。尽管这样，朱自清仍然如平常一样地讲授、考试。在工作上，朱自清做事原则性很强。他在辞去图书馆馆长职务准备办理移交时，特地将一个不称职的馆员辞退。朱自清说：“我不能把确实无法胜任图书馆工作的人留给继任的图书馆馆长，让我充好人而继任馆长当恶人。”朱自清在清华中文系执教23年，担任系主任16年，开了16门课，是对清华中文系学风影响最深的人。如今，清华园里的“荷塘月色”和“自清”亭，为这个理工大学增添了一抹人文色彩。

    人，应该怎么样度过这一生？1916年，刚刚成年的北京大学预科学生朱自华在思索这个问题。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处于关键阶段，战事正隆。当时的中国，因为袁世凯去世，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时期。这样的时代，称之为乱世并不过分。在父亲的勉力张罗下，朱自华举办了一场体面的婚礼。妻子武钟谦是名医之女，温柔贤惠，善于持家。作为结婚礼物，父亲为朱自清置办了一件紫貂皮大衣——《背影》里的紫毛大衣即是。然而，在大学期间，为了买一本《韦伯斯特大字典》，他将这件紫貂皮大衣当掉了。

    为了明志。朱自华改名“自清”，以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保持清白，不同流合污。朱自清顺便把表字也一并解决了，他以“佩弦”为字，时刻警策自己。为了达到自清的目的，便于自我反省，朱自清每天都写日记。但后人从他的日记里，感受最深的却是清贫。他的日记，几乎就是一部民国知识分子贫困史。朱自清从1924年7月28日开始记日记。翻开日记第一页，就是两条借贷记录：1924年7月29日，晚与房东借米四升。旧历年关亦有相似情形： 30日，午后向张益三借五元，甚忸怩！

    “七七事变”后，朱自清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昆明时期，物价奇高，他不得不开源节流。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饭，或到朋友家蹭饭，因饭菜粗硬、食无规律，胃病长期不愈，日记中常常看到胃病发作的文字；穿，则常年不添新衣，一度经常披件赶马人的蓝毡“一口钟”到昆明城里授课，成为联大一景。至于开源，则是拼命写文章、做兼职。因为经常借不到钱，朱自清不得不和当铺打交道。在1942到1943年间，他隔三岔五地跑寄卖行，先后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网球拍、字典、灯泡、行军床、被单、橡皮管、墨盒、皮外衣、窗帘。为此，朱自清没少受奸商的气。

    1945年夏天，抗战临近胜利，据友人回忆，47岁的朱自清已经衰老得令老友感到吃惊。

    当时，法币急速贬值，到1948年的时候，买一包纸烟都要几万块钱。朱自清每月的薪水仅够买3袋面粉。国民党政府为了平息高级知识分子的怨气，向他们派发一种配购证，可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美国支援的面粉”。清华大学学生吴晗和其他人为了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号召大家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朱自清第一个在声明上签了字，并愤然地说：“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1948年8月，朱自清的体重仅有38.8公斤。1948年8月12日，弥留之际的朱自清对第二任妻子陈竹隐断断续续地说：“我……已拒绝美援，不要去买配售的美国面粉……”这成了他的遗言。

    朱自清去世时，钱包里仅有6万元，这点儿钱在当时连一个包子都买不到……

    一代散文大师，匆匆而去，背影长留。朱自清去世后，清华园第一次为一位老师去世降半旗志哀。友人是这么评价他的——“纯粹的君子”（沈从文）、“最完整的人格”（李广田）、“完美的人格”（叶圣陶）。

相关链接：《声明》原文：“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那年的欢喜

郑彦英

    应该是1966年，我上高小，暑假的时候，咸阳北塬上的马庄逢集，母亲给了我两毛钱，叫我带三个弟弟到集上逛逛，顺便买一斤盐。

    一到集上，小弟弟兴奋地指着吃食摊子嚷嚷：“油糕，麻糖，还有馄饨。哥，妈不是给你钱了么！”

    我一声喝住了：“还要买盐呢！一斤盐两毛钱，能吃半年。一碗馄饨两毛钱，一吧嗒嘴就没了！”

    小弟弟没敢再吭声，二弟和三弟见我瞪眼，也都噤了声。

    集市东头是百货店，那里卖盐，但是要到那里，必须穿过叫卖各种吃食的街道。我就在街道上走得很快，唯恐哪个弟弟被哪个美食勾住了。当然最担心的还是我的小弟弟，就抓着他的手走，没想到他走到一个炒凉粉摊跟前，猛然挣脱我的手，坐在凉粉摊前的条凳上。

    二弟和三弟都看着我，其实我也被炒凉粉那特别的香味馋得直咽口水，但我还是去拉小弟弟：“走，买盐去。”

    小弟弟不走，死犟着坐在凉粉摊子前，我把他提起来，他又坐下去，如一摊泥。

    凉粉摊师傅很懂公关，知道我主事，就不看我，有意大声叫卖：“吃一口能解一年馋，才五分钱一盘！”说着就开始炒，油在鏊子里发出吱啦吱啦的声音，拱得我肚子里的馋虫乱爬。

    我不再吭气，心里盘算着，吃一盘凉粉，就要少称二两半的盐！于是我吼：“走，不走不要你了！”

    但是小弟弟铁了心，我吓不倒他，他硬着头死坐着，不看我。

    我实在没法了，捏着口袋里的两毛钱，转过身，背对着三个弟弟和凉粉摊子。但是，炒凉粉师傅的每一个动作，我都听得清清楚楚，特别是炒到最后，铲锅底那一层黄灿灿的凉粉锅巴的时候，师傅有意铲得浅，铲得慢，一下一下地，引诱着一街的人。

    凉粉铲到盘子里了，筷子重重地放到矮桌上，随后，放凉粉盘子的咯噔声响在小弟弟的面前。我还是不转身，我知道三个弟弟这时候肯定都看着我，等我发话。二弟拽拽我的衣服，小声地：“哥！”三弟见我不吭声，走到我面前，怯怯地看着我。我低下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时候小弟弟说话了：“哥，闻着把人香死咧，我只吃一口，剩下的你三个吃。”小弟弟这一句话感动了我几十年。当我转过身来的时候，看见小弟弟眼巴巴地看着我，我软软地说了一句：“吃吧。”他立即笑了，拿起筷子，却只夹了小小一点，放到嘴里，没敢嚼，似乎在等着凉粉化在嘴里，等到咽的时候，声音却很大，我知道那是和着口水咽下去的。

    小弟弟站起来，把筷子递给我，真诚地说：“哥，好吃得不得了，里头还有豆瓣酱呢！”我说：“我不爱吃凉粉，你三个吃。”说着把筷子递给二弟。

    二弟和三弟推让着，一人吃了一口，又让我吃，我自然还是推。小弟弟夹起一筷子炒凉粉送到我嘴前面，那棕红的酱色，那飘忽的白色蒸气，顿时攻破了我的所有防线。

    我吃了，我有意咽得很快，却不张嘴，让那美味在嘴里回旋。同时把筷子递给小弟弟。 

    小弟弟又推，我便把凉粉在盘子里分成三堆，让他们一人吃一堆，然后把筷子咯噔往矮桌上一放，说：“你们吃，我去付钱。”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三个弟弟吃了两堆，剩下一堆，让我吃，我问是谁没吃，二弟说是小弟弟没吃，留给我。

    我没有再说话，其实也就小小三块，我吃了一块，夹起两块，一下子喂到小弟弟嘴里。回到家里，母亲见我们弟兄四个满面红光，就招呼我们吃饭。我把盐袋放到盐罐子上，母亲掂了一下，笑着说：“吃饭。”

从这天开始的几个月里，我总觉得饭菜的味道淡了，少放了盐。我悄悄地问几个弟弟，他们也说感觉出来了，不敢问。多年以后，我问母亲那天掂出盐的重量没，母亲笑着说：“咋能掂不出来？！”我又问：“你知道我们把钱花在啥地方了？”母亲笑笑说：“五分钱买了四个娃的欢喜，还有比这便宜的事么!”

（选自2015年《今晚报》）

事故之后

韩少功

    有个村庄的两个后生惨遭大祸。一个电工，一个帮手，架设外线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然啊呀一声，双双翻倒在水田里，水淋淋的身体抽搐不已。

    有人怀疑他们违章操作。有人怀疑另有第三者肇事，比方说在配电间贸然合闸。到最后，几乎所有人却一口咬定了供电公司：施工前缺少培训，施工时没有监督，材料质量也可疑……总之他们应对死人负责。当时公司总经理把汽车停在村口，不打算进村了。村民们将汽车团团围住，七手八脚要连车带人抬进村去，抬到惨兮兮的灵堂前去。他们一开始并没想到什么钱，但既然时逢丧礼，狗屁总经理对死者看都不看一眼，鞭炮没有放一挂，祭幛没有送一条，撒腿就想走，实在太没人味儿，是可忍孰不可忍！

    掀了它！掀了它！开个铁乌龟来吓哪个？有人冲着汽车大吼。如果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人们的扁担和锄头还要砸在车上。

    总经理只是不想沾包，但不合人情的躲闪犯了众怒。也许正是这一点使舆论全面恶化，使他陷入了是非难辩的泥潭。人们异口同声要求供电公司对事故负责，相干和不相干的恶语都一齐砸过来。加上死者的亲属在场号啕大哭，人见人怜，人见人悲，妇人们泣声纷起，急得总经理满头大汗，钻地无缝，插翅难飞，捐出了两百元还不够，向所有人赔笑脸还不够，最后只得答应承担责任，一咬牙，给两家各赔十二万。

    到了这一步，乡长才“及时”地出现，连声说自己来迟了，来迟了，劝退了几个吵闹的后生，然后接总经理去吃饭，算是压惊和联谊。

    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灵堂里的调解已经完成。但这算什么调解？我私下里已隐隐约约知道肇事的第三者是谁。这就是说，肇事者并没有承担责任，供电公司却在相当程度上代人受过。在全面推行法制建设的今天，这一结果大可奇怪。

    贺乡长对我说：“是不是有人肇事，这不难查。但查出来又如何呢？他赔得出二十多万吗？赔不出。查来查去的结果，不但要毁掉两家人，还要毁掉第三家，你说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肇事者家里也太穷了，经不起罚。而受害者的家里呢，如果没有补偿，就只能讨饭。

     “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我支吾。

     “事实是：现在三个家庭都有了活路，有什么不好？”

     “那供电公司是不是有点儿……”

     “你是说冤枉？是有点儿，但他们放点儿血，也是九牛一毛，不过是酒楼里少埋几张单，麻将桌上少点几个炮。你还不知道他们？”

    我无话可说。我以前只知法度的重要，但眼下不得不承认，法外有法，非法法也。山民们心目中自有一套更为重要的潜规则。这种规则在后果与动机之间更关注动机，比如考虑到肇事者并无恶意，因此须从轻发落；在死者与生者之间更关切生者，比如考虑到两家遗孤都要活人，那么补偿就比查案更重要。他们还怀恨供电公司赚得太多，太容易，太霸气，这次切不可放过。这一切算计如果不是颠倒黑白，至少也是颠倒主次，活脱脱造出了一个假案。但山民们认为此事办得天理昭昭无可置疑。他们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胡言乱语，乡村干部也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两面三刀，反正是要逼供电公司掏银子——何况供电公司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

    我不大能接受这种胡来和恶搞，但三个贫困家庭（受害两家加肇事者一家）由此免了灭顶之灾，在没有工伤保险的情况下能继续活命，又不能不说是各种结果中最让人心安的结果。我又能说什么？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村民们对结局一派欢喜。

    有人说：“他们死得好啊！你想想看，一没有吃药，二没有打针，三没有动刀子，什么苦都没有吃，就像一觉睡过去了。这种死法哪里去找？”

    另一个说：“哪里死了呢？明明还活着呵。老人还由他们养，堂客还由他们养，连娃崽的学费也还是由他们出，只是家里少了一个影子。没关系的，同外出打工差不多。”

    还有一个更是无限憧憬：“我下次一定要给供电公司打工去！吊颈也要挑棵大树不是？跳河也要选条大河不是？”

    东一句，西一句，事情就真的这样过去了。

（选自2015年第9期《微型小说月报》）

旦角

    年轻的时候，他是闻名遐迩的人士。每到农闲时节，四乡八里的人约在一起，组个草台班子，挨村唱梆子戏，都免不了跑到黄泥湾，邀他加盟。他那媚媚的扮相，妖妖的身段，在台上一走，就是一串碰头彩；一个水汪汪的飞眼，能淹死一堆小媳妇；一挑葱白似的兰花指，能醉倒一群小姑娘；再唱上那么几嗓子，连半老徐娘们都从里往外酥透了。

    他是有名有姓的人，但是人们都不叫，刚出道的时候，大伙儿都叫他“小白妮儿”，年岁大了，大伙儿又叫他“沙锅片子”。

    他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怪名儿呢？

    原来，他好抽口大烟，后来解放了，铲除了黄赌毒，他只好从中药店买点大烟壳，用砂锅煮水喝。只有喝了这水，他才有劲儿将一副媚相足足地演到一出戏终了。无论走到哪里，他任啥不带，就提着一只砂锅，到了地儿，他任啥不干，就熬他的大烟壳。每每在戏开锣半个时辰前后，就能在戏台附近闻到一缕缕淡淡的特殊的香气。那准是砂锅片子的大烟壳熬出了好滋味。

    不管演哪一出戏，都数他的戏份足。《大祭桩》中的黄桂英，《铡美案》中的秦香莲，《打金枝》中的公主，《西厢记》中的红娘，都非他莫属。

    他还真从戏迷中拐了个姑娘，做了他的媳妇儿。他再也不用自己提沙锅、熬大烟壳了，一切有关他的杂务都被那姑娘包下来了。

    他和媳妇儿相亲相爱地过了大半辈子，媳妇儿没舍得吵他一句骂他一声，横草不让他拈，竖草不让他拿，就是时不时让他在家简单地扮上，摆弄一下身段，哼那么几句。嫁给他多少年了，媳妇看了听了他的戏，仍然眼睛放光。后来，大队演样板戏，他演李铁梅、阿庆嫂，演了几次，不让他演了。他演的李铁梅、阿庆嫂怎么看怎么不像英雄人物。他不演戏，急得吃不好睡不香。媳妇儿便让他在家里偷偷演，演给她一个人看。当然，他演的是红娘，是秦香莲。有时候，媳妇还能接几句张生、黑老包呢。

    这么好的媳妇儿，打着灯笼也难找，谁知说走就走了，事前半点儿征兆都没有。他哭天抢地，眼睛哭肿了，嗓子哭哑了，好长时间，整天都像是没了魂的人。媳妇儿都埋了多半年了，他还时不时到坟头去哭，细听了，不是哭，却是唱，

    婆母娘你息怒站在路口，

    听儿把内情事细说从头，

    想当初李黄两家结亲眷，

    也算是门当户对配佳偶……

    媳妇走了，儿子在外面念书，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没抓没挠的。他一辈子习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没料理日子的本领，一烦，连出去进来都离不了的戏也免了。过了两年，儿子高中毕业回了家，不久又娶了亲，家里总算又有了一个女人。他才可以伸开肠子过一过日月、好好唱一唱他的戏了。

    亲家母年轻时也是他的戏迷。亲家母来家了，和他有说不完的话。说得兴起，偶尔他也比划比划，让亲家母直感叹，到底是老了，老了。听了亲家母的话，他不知是忧伤还是高兴。但他每回都拼命挽留亲家母多住几天。只要过一段时间亲家母没来，他还会催儿媳回娘家去接呢。

    儿媳不愿意了，和儿子吵，你爹咋回事儿，我爹还没死呢。

    儿子笑了笑。

    儿媳又说，你爹都这么大岁数了，别整天没事了哼哼唧唧的好不好，一个大老头子，男不男女不女的，算什么呀！

    儿子不笑了，叹了一口气。

    儿子还是和他谈了。从此以后，他进进出出都黑着脸，既不哼唱了，也不言语了，终于憋出一场病来。病好了，他脱了层皮似的瘦了下来。

    儿子瞒着媳妇儿，带他到省会电视台梨园春擂台赛报了名。他竟做了擂主。比赛那天，他唱了两段《西厢记》红娘唱腔，一段是：

    他二人进房去先把门上，

    门儿外战兢兢站立我红娘，

    都只为老夫人把良心昧丧，

    报不平我才陪你来到书房……

    另一段是，

    谯楼上打四梆霜露寒又凉，

    为他们婚姻事俺红娘跑断肠，

    恨死老夫人过河你拆桥梁，

    从今后再不说你治家有方……

    唱过了，看到观众和评委都给他打了全场最高分，他眼角悄悄溢出了泪花。这一辈子，能演给千千万万个戏迷看，死了也值了！

【注】旦角指的是戏曲中的女性形象，可分为青衣、花旦、刀马旦、武旦、老旦、彩旦等类别。

跨越百年的美丽（节选）

    居里夫人的美名从她发现镭那一刻起就流传于世，迄今已经百年，这是她用全部的青春、信念和生命换来的荣誉。她一生共得了10项奖金、16种奖章、107个名誉头街 ， 特别是两次诺贝尔奖。她本来可以躺在任何一项大奖或任何一个荣誉上尽情地享受，但是她视名利如粪土，她将奖金赠给科研事业和战争中的法国，而将那些奖章送给6岁的小女儿去当玩具。上帝给的美形她都不为所累，尘世给的美誉她又怎肯背负在身呢?凭谁论短长，漫将浮名换了精修细研，她一如既往，埋头工作到67岁离开人世 ， 离开了她心爱的实验室。直到她死后40年 ， 她用过的笔记本里，还有射线在不停地释放。

    爱因斯坦说：“在所有的世界著名人物当中，玛丽·居里是唯一没有被盛名宠坏的人。”她实事求是，超形脱俗，知道自己的目标，更知道自己的价值。在一般人要做到这两个自知，排除干扰并终生如一，是很难很难的，但居里夫人做到了。

    她让我们明白，人有多重价值，是需要多层开发的。有的人止于形，以售其貌；有的人止于勇，而呈其力；有的人止于心，而有其技；有的人达于理，而用其智。诸葛亮戎马一生，气吞曹吴，却不披一甲，不佩一刃；毛泽东指挥军民万众，在战火中打出一个新中国，却从不受军衔，不背一枪。大音希声，大道无形，大智之人，不耽于形，不逐于力，不持于技。他们淡淡地生活，静静地思考，执著地进取，直进到智慧高地，自由地驾驭规律，而永葆一种理性的美丽。

    居里夫人就是这样一位挺立在智慧高地的伟人。

万年青

冯骥

才西门外往西再走三百步，房子盖得就没规矩了，东一片十多间，西一片二三十间，中间留出来歪歪斜斜一些道儿好走路。有一个岔道口是块三角地，上边住了几户人家，这块地迎前那个尖儿，没人要。

住在三角地上的老蔡家拿它开一个小杂货铺。这一带没商家，买东西得走老远。如今有了这个吃的穿的用的一应俱全的小杂货铺，方便多了，而且渐渐成了人们的依赖。有人便给这小杂货铺起个好听的名字，叫“万年青”。老蔡家也喜欢这店名，求人刻在一块木板上，挂在店门口的墙上。

老蔡家在这一带住了几辈子，与这里的人家都是几辈子的交情。这种交情最金贵的地方是彼此“信得过”。信得过可不是用嘴说出来的，嘴上的东西才信不过呢。这得用多少年的时间较量，与多少件事情较真，才较出来的。日常生活，别看事都不大，可是考量着人品。

老蔡家有个规矩，从日出到日落，一年到头，除了过年，无论什么时候，店门都是开着的，决不叫乡亲们吃闭门羹。这规矩是老蔡家自己立的，也是立给自己的，自己说了就得做到。现在万年青的店主是蔡得胜，他是个死性人，祖上立的规矩，他守得更严更死。

这规矩，既是万年青的店规，也是老蔡家的家规。虽然老蔡家没出过状元，没人开疆拓土，更没有当朝一品，可是就凭这天下独有的店规家规，一样叫人敬佩，脸上有光。老蔡走在街上，邻人都先跟他打招呼。

一天，老蔡的堂兄砸断了腿，他必须要去一趟，大约要五天，可是铺子就没人照看了。他儿子在北京当学徒，正得老板赏识，不好叫回来。他老婆是女人家，怵头外边打头碰脸的事。这怎么办？正在这时候，发小马得贵来看他，听他说起眼前的难事，便说他一个远亲在北洋大学堂念书，叫金子美，现在放暑假，回家一趟得花不少钱，便待在学堂没走，不如请来帮忙。

老蔡把金子美约来一见，这人二十多岁，白净脸儿，戴副圆眼镜，目光坦诚，说话不多，有条有理，看上去便叫人放心。寻思一天后，便把万年青交给他了。说好五天，日出开门，日落关门，诚心待客，收钱记账。老蔡家的店铺虽小，规矩挺多，连掸尘土的鸡毛掸子用完了放在哪儿都有一定的规矩。金子美脑袋像是玻璃的，放进什么都清清楚楚。老蔡交代完，又叮嘱一句：“记着一定守在铺子里，千万别离身。”

金子美笑道：“放心吧！”

老蔡咧嘴一笑，把万年青放心地交在他手里了。

金子美刚天亮就赶到万年青，一切遵从老蔡的交代。从早到晚一直盯在铺子里，没出半点偏差。他一天三顿都在店里吃自带的干粮。一连三天，一切相安无事。

转天一早刚到了万年青，一位同室学友找来说，来了一个洋人，喜欢摄影，来拍他们的学堂。北洋大学堂是中国首座洋学堂，洋人有兴趣，洋人说他不能只拍场景，还要有人。放暑假了，学堂没几个人，就来拉他。金子美说店主交代这铺子白天不能关门，不能叫老主顾吃闭门羹。学友笑了，说：“谁这么死性子，你关门了，人家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买？”他见金子美还在犹豫，便说：“你关了一会儿门怕什么，他也不会知道。”子美觉得也有道理，就关上门，随着学友跑到大营门外运河边的北洋大学堂。

金子美头一次见到照相匣子，见到怎么照相，并陪着洋人去到学堂的大门口、教室、实验室、图书馆、体育场一通拍照，还和几位学友充当各种角色。大家干得高兴，玩得尽兴，直到日头偏西，赶回城西。他走到街口，面对着关着门黑乎乎的店铺，一时竟没认出来。待走近了，认出这闭门的小店就是万年青，心里有点愧疚。他辜负了老蔡。由于一整天没开门，一个铜钱的收入也没有，这不亏了人家老蔡了吗？他便按照前三天每日售货的钱数，从铺子里取出价钱相当的货品，充当当日的售出；再从自己腰包里拿出相当货价的钱，放在钱匣子里。这样一来，便觉得心安了。

再过一天，老蔡回来了，金子美向他报了太平，然后拿出账目和钱匣子，钱货两清。老蔡原先还有些莫名的担心，这一听一看，咧开满是胡茬的嘴巴笑了，给子美付了工酬。子美说：“这么多钱都够回家一趟了。”

这事便结了。可是还没结。

一天，金子美忽接到老蔡的信儿，约他去万年青。老蔡弄几个菜半斤酒摆在桌上，没别的事，只为对子美先前帮忙的事，以酒相谢。老蔡没酒量，子美不会喝，很快都上了头。老蔡说：“我真的挺喜欢你。像你这种实诚人，打灯都没法找。”

子美为了表示自己人好，心里一激动，便把他照看铺子时，由于学堂有事关了门，事后怕亏了老蔡而掏钱补款的事说了出来。他认为老蔡会更觉得他好。谁想到老蔡听了，脸上的笑意登时没了，酒意也没了，直眉瞪眼地看着他。好像他把老蔡的铺子一把火烧了。

“您这是怎么了？”他问。

“你关了多长时间的门？”老蔡问，神气挺凶。

“从早上，我回来的时候……天快黑了。”

“整整一天？一直上着门板？”

“上了呀，我哪敢不关门就走。”

静了一会儿。忽然，老蔡朝他大叫起来：“你算把我毁了！我跟你说好盯死这铺子绝对不能离人、绝对不能关门！我祖上三代，一百年没叫人吃过闭门羹！这门叫你关上了，还瞒着我，我说这些天老街坊见了我神情不对。你坑了我，还坑了我祖宗！你——给我走！”老蔡指着门，他从肺管子里呼出的气冲在子美脸上。

子美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惊讶莫解，但老蔡的愤怒与绝望，使他也无法再开口。老蔡的眼珠子瞪出了眼白，指着门的手剧烈地抖。他慌忙退身出来。

这事没人知道，自然也没人说，但奇怪的是，从此之后，这一带人再也没人说老蔡家的那个“家规”了；万年青这块牌子变得平平常常了；原先老蔡身上那有点神奇的光也不见了。

一年后，老蔡得了病，治不好，躺在家里开不了店，杂货铺常常上着门板，万年青不像先前了！过了年，儿子把他接到北京治病，老伴也跟着去了，居然再没回来。铺子里的东西渐渐折腾出去了，小砖房空了，闲置一久，屋顶生满野草，像个野庙荒屋。那块“万年青”的店牌早不知什么时候没了。再过多半年，老蔡的儿子又回来一趟，把这小屋盘了出去，小屋的新主人开一个早点铺，炸油条，烙白面饼，做大碗豆浆，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就像江山社稷改朝换代，又是另一番景象。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