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意义非同一般，关键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的解读来自学术界，视角总体上也离不开三个维度，即力量之变、时局之变以及中国的定位。

    人类社会任何一次称得上“大变局”的历史现象，几乎都发端于物资力量对比的变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即是生产力革命。某种程度上说，谁主导了世界生产力，谁就能推动力量之变。进入21世纪后，力量的平衡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发生了明显变化。世界首次面临“力量中心”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转移。在这轮“力量之变”中，最突出的变量是中国因素。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占比为16%（仅次于美国的24%），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工业制造品世界占比增加到40%。尽管如此，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即将结束时，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科技实力，东西方的力量天平并没有完全改变，充其量只能说在逼近力量均衡的临界点。

    时局之变是事实，但如何变还未可知。用某些学者的话说，如今的世界秩序正在进入“无人区”。一方面，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出现式微，但意愿却一点都没有降低；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参与国际治理的意愿在增强，但却在能力上还没有达到与西方势均力敌的程度。随着东西方力量的天平进一步向非西方倾斜，“问题”只会变得越来越尖锐。按常理说，西方只有通过改革，在现有体系中更多地吸纳非西方国家的诉求，才可能维持世界秩序的平稳运行。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西方更倾向于循着历史的惯性，凭借历史积累的优势，延续西方的主导地位。特朗普政府更是以“破坏性建设”的方式，企图再现美国绝对主导的历史。换句话说，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对时局之变的回应，远不如历史上它们“创造”世界秩序时那样包容和理性。而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不会坐等“被塑造”。世界秩序进入“无人区”，也意味着时局之变中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来说，中国如何定位都尤为关键。从中国自身角度看，如何在大变局中把握和创造机遇、化解潜在的风险，是中国不得不面临的核心问题。从世界角度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中国，没有之一。用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话说，中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参与者”。这样量级的参与者，处于大变局中的世界无法忽视其存在和诉求。

    中国如何定位自己，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同时也会影响未来世界秩序演变的结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定位不会是静态的，而是一个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化的过程。这个演化过程对中国来说，具体而言就是如何看待机遇与挑战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高度重叠，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重要的是要“化危为机”，让中国赢得更好的发展。

    某种程度上说，把中国的定位认知为一个演化的过程，本身就超越了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权力竞争的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天然带有的开放、理性与包容因素，是对目前西方政治中“非理性”现象的正面回应。

（摘编自雷墨《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晋军在《结构的力量：“泰坦尼克号”上的生与死》一文中指出：与性别、阶层这两个结构因素相关的制度安排，影响了“泰坦尼克号”上的生与死。文章以此为基础讨论了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认为其“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人生存机会的影响”。然而，“结构的力量”并不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全部涵义。

    何为社会结构？米尔斯认为这个概念最通常的用法是指各项制度的组合。也就是说，“泰坦尼克号”上结构的力量，并非由于头等舱、女性、儿童自带免死金牌，而是由于与舱位、性别、年龄相关的制度安排影响了不同乘客的生存机会。在“泰坦尼克号”上，票价越高，其舱位距离逃生甲板就越近，乘客到达甲板的时间也越早，登上救生艇的可能也就越大。针对舱位（即阶层）差异的制度安排，造成了乘客的幸存率总体而言逐级递减。另一方面，“女士和儿童优先”的撤离原则，使得船上女性和儿童的幸存率比男性更高。这些制度安排才是影响个人生存机会的结构力量。

    然而，“结构的力量”之所在，也隐藏了“结构失效”的可能。在制度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人们对制度的理解和执行会影响结构的效力。“泰坦尼克号”在乘客撤离时，采用了“女士和儿童优先”这一基于性别和年龄的制度安排，但这一制度安排在两舷的具体实践是不同的。左舷的二副一律不准聚集在左舷甲板上的二等舱男性乘客登艇，而右舷的一副在甲板上没有女士和儿童的情况下允许聚集在右舷甲板上的三等舱男性乘客登艇，这就造成了二等舱男性的幸存率比三等舱还低的事实。任何制度安排，都只有在实践中通过人们的行动才能发挥效力；无论是结构的力量，还是结构失效，都是人们面对制度安排时行动选择的结果。这就是行动的力量，而这也是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概念的另一层含义。

    “泰坦尼克号”船难常常被当作现代社会的一个隐喻。在人生与历史交织的这艘邮轮上，人们之间在阶层、性别、年龄、族群/种族等维度上都存在差异，针对这些差异的种种制度安排，使得差异意味着不同的生存机会，这就是社会结构。而每个人都处在这一结构的某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影响了人们可能获得的机会，“泰坦尼克号”上结构的力量恰源于此。然而，结构虽然会影响人们的行动，却不能决定每个人的行动。于是，结构的效力要受到每个人行动选择的限制。“泰坦尼克号”上结构的力量与失效都跟个体的行动选择息息相关。然而，每个人行动时都选择自己当时认为的“最优解”，但每个行动都会影响到许多其他人。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行动的重量。

（节选自何江穗《行动的重量：“泰坦尼克号”》生与死的另一面）

材料一：与“表现现实”的传统文学路径不同的是，在网络文学中，现实世界退居幕后，已经不再是故事发生的主要背景，玄幻穿越类网文要重新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与之相对应，网络文学对世界的再创造要求其理想读者抛弃现实世界经验和观念的束缚，接受全新的世界设定，沉浸式地进入网络文学文本当中。

更为重要的是，相较于传统文学，网络文学的作者创造文本后交由读者解读与评判，作者和读者之间是双向互动的。读者可以对作品实时评价，作者也可以即时接纳读者的设想与建议，改变自己原本构思的走向，在某种程度上，网络文学成为作者与读者群想象的狂欢，成为不同主体合作完成的作品。

网络文学的作者对于“流量”与“变现”的需求，使得当下网络文学“粉丝向”严重，大行其道的“爽文”正是“粉丝向”发展的产物。这类“爽文”直白地表达人类的望，建立起一个没有根基的乌托邦。“金手指”泛滥、“套路化”严重，而这类“爽文”永远可以戳中人们的“爽点”，从而拥有永恒的读者。

不过，无论何种文学类别，其“流量”大小永远不能成为评价它的唯一标准。对于网络文学而言，流量既是商业的助力，也是资本的镣铐。因此，网络文学要想在商业性与文学性的拉锯之下寻找相对的平衡，在网络文学中表现现实问题、呈现人类普遍的情感价值与取向，则不能唯流量是从，要建立其自身的主体性。令人欣慰的是，网络文学中也确实产生了挣脱镣铐的文学佳作。

邵燕君等人在《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典文集》中，从海量的网络文学作品中遴选了五位作家的经典作品，以其判断标准来看，是否“传达了本时代最核心的精神焦虑和价值指向”、是否“成为某种更具恒长普遍意义的‘人类共性’的文学表征”等，仍然深受传统文学评价标准的影响。

然而，网络文学不同话语主体的交锋对文学圈内的评审标准发起了挑战。参与者的普泛化必然导致更多元、更健康的话语语境的形成，对于网络文学的评价，必须兼顾文学内部与大众传媒等多个向度。邵燕君等人的这套评价标准，可以说是目前为止较为全面的网络文学评价标准，但是，网络文学的快速生长性决定了其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

(摘编自《浅谈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一场文学之间的角力》)

材料二：一些文学研究者对大众文艺的基础功能与核心竞争力认识不清。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类情感是人类的“生物算法”，用以迅速处理个体生存发展面临的各种信息，以做出有效应对。情感是生命存在与表达的方式，人类为了变得更聪明，进化出丰富的情感。人类个体的生存、发展与繁育后代，需要强劲的、时刻运行着的感觉、情绪和情感活动。

艺术发生的内部驱力正在于此。人们的情感体验需求是自我实现与自我服务的。现实生活中情感体验、获取生命经验的机会不够，为了让情感能力得以提高，生命体就驱动人们创造或进入艺术情境，进行感觉、情绪与情感体验活动。而文艺作品的故事情节就是承载大量生命活动信息的奇异容器，装载生命情感信息越多，越是特异、剧烈，受众体验就越好。

大众文艺通常更强调营造剧烈的高潮体验，把各种感觉、情绪和情感体验激发到极致，产生情绪爆炸效应。人们把它持久地作用于自身情感信念的建构，从中得到自我肯定、自我确认与自我完善，因而带来持久的愉悦。对于大众文艺来说，能否令受众得到过瘾到位的情感体验，帮助读者建立精神秩序，是作品能否受到读者欢迎、对读者是否有价值的基础性评价标准。

正因为大众文艺创作是以受众为中心的，所以大众文艺也必然是类型化的。人类的情感体验需求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一面，人类个体需要在某些作品中，专门体验某些特定的感觉、情绪和情感，所以大众文艺的一个类型就是指向人类一个愿望情感群组，这使得人类的情感体验更加高效集中。

(摘编自《不断顺应人类对情感体验的新需求》)

材料三：如果寄望于把网络文学当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旗帜之一，就不能过早地为它套上枷锁。

虽然具有多重角色，网络文学的本质依然是一种文学样式，具有其独特的精神追求，这就要求作者与读者不能被资本太过束缚，网络文学产业的繁荣并不意味着网络文学自身的繁荣，过早过强的逐利动机难免会扼杀它。有些影视导演就曾直言，现在许多改编自高点击率网络文学作品的影视剧缺乏应有的深度。正如尼尔·波兹曼认为的，造成文化枯萎的原因，不光是对精神的约束，还有可能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其中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此外，在确立评价机制和建立理论研究框架的过程中，还要对网络文学的创作多一些包容。当前，在理论研究方面有刻意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相对立的趋势。但是，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分野，更重要的在于它摆脱了“文学是一种文化精英的活动”。作为“一种为揭露和批评自己的局限性而存在的艺术机制”，文学总是在现有框架或者同一题材下去探索如何超越前人，隐含了对文学自身的反思，“新”与“旧”永远都是相对的。不仅如此，在文学理论发展方面，即便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其也早已摆脱文学自身的局。这说明目前的文学理论对网络文学的无力感，并不能简单归咎于传统话语体系和批评模式的落后，而是文学理论发展早已与这个时代拉开了“代差”。

不要过早地为网络文学套上枷锁，它的多样性，就是文化领域繁荣的最大源泉和前进动力。

(摘编自赵明昊《别给网络文学套上枷锁》)

材料一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泽东同志用大气磅礴的诗句，讴歌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85年前，红军指战员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举，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筑起了巍峨的精神丰碑。今天，我们要自觉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意气风发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在长征最艰难时，许多人不知道部队明天要开拔到哪里、最终将落脚何处，但红军指战员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跟党走就是跟着理想信念走，就是向着光明的前途走。长征的胜利，是理想信念的胜利。没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如今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但理想信念不能动摇，精神支柱不能缺少。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要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才能心有定力、行有动力，在新长征中续写新荣光。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初心的力量。“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徐解秀老人的话，道出了党同人民的鱼水深情，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正是因为党和人民军队坚守初心使命，人民群众才给我们以全力的支持拥护。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要紧紧依靠人民，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一心一意为了人民、矢志不渝造福人民，就能永远赢得人民支持拥护，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坚韧的力量。在原第13集团军军史馆里，有一件“半截皮带”的展品，说的是三过草地的一个班早已断粮断炊，不得不把身上的皮带拿来充饥。战士周广才忍不住攥紧剩下的最后半截皮带，含着泪说：“同志们，我们把它留作纪念，带着它见毛主席吧!”衣衫褴褛、忍饥挨饿，敌人围追堵截，高山终年积雪，草地沼泽遍布……这些都考验着他们的意志，锻造着军人的血性与担当。不管战争形态如何变化，战争的主体还是人，不屈不挠的坚韧品质永不过时。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要传承红色基因、涵养革命意志，顽强拼搏、艰苦奋斗，以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智慧的力量。遵义会议之后，我军重新回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战争指导原则上，重新回到“十六字诀”这一战法运用上，才有了牵着敌人鼻子走的战略主动，才有了“四渡赤水”的经典战例，才有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后来，正是依靠具有我军特色的作战思想和战法，我们一路披荆斩棘，赢得了一次又一次伟大胜利。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创新发展作战理论、作战思想和破敌之法，如此才能掌握制胜先机，打赢未来战争。

“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这样的唤醒跨越时空，让我们至今仍能听到长征的呼唤，感受到理想的崇高、精神的伟力。新的征途上，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强意志品质，就能迈过一道道沟坎，沿着革命先辈开辟的道路继续坚定地走下去，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摘编自何东平《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材料二　进入黄土高原以来，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一直尾追我们。到了吴起镇，他们更是追而不舍。还有鲁大昌——我们在腊子口交过手的这个手下败将也匆匆赶来了，妄图报复。

经过甘南急行数百里的红军部队，减员不少，给养困难，又初到天气寒冷的西北地区，极需休整。但是为了保卫边区人民的革命胜利果实，中央军委决定，给敌人一次沉重的打击。毛主席亲自指挥了这一仗。

这是10月的一天早晨，秋高气爽，太阳还没有升到头顶，毛主席率领部队进入吴起镇一带的山头阵地。我们一纵队四大队担负着迂回敌人左侧的任务，一路上只见兄弟部队也都进入各自的伏击阵地。

8时整，我们在川道左侧的山沟里埋伏得都有些急了，这时突然见到前方川道里冒起一团团尘土，我与大队长黄开湘同志各自拿起望远镜仔细一看，嗬，果真马大胡子的骑兵来了，一队接着一队，还真不少。

……

突然，“啪!”山谷里响起了清脆的枪声。

霎时间，两边山沟里的轻、重武器一齐吼叫起来，两厢伏兵一齐杀了出来。敌人此时才知道进了我们的伏击圈，但已经晚了。我们一个迅猛突击，把走在前面的那个团打了个七零八落。受惊的马狂奔乱跳，敌人无法控制坐骑，纷纷从马背上跌落下来。有的腿还挂在蹬里，硬给马拖着跑了。敌人后边的三个骑兵团，阵势还没有摆定，一家伙就给他们自己的败骑冲散了。真是人喊马嘶，不打自垮。我们就这样轻轻松松地消灭了敌人一个骑兵团，打垮了敌人三个骑兵团……

……

谁知道，这就是我们长征中的最后一仗啊!这一仗，宣告了一年来蒋介石“追剿”计划的彻底破产。

(节选自杨成武《长征胜利万岁》)

材料一：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

两极分化还是共同富裕？物质至上还是物质精神协调发展？竭泽而渔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零和博弈还是合作共赢？照抄照搬别国模式还是立足自身国情自主发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面对这一系列的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作出回答。在这里，我愿谈几点看法。

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政党要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既增进当代人福祉，又保障子孙后代权益，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我们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什么样的现代化最适合自己，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也有能力基于自身国情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要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尊重和支持各国人民对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共同绘就百花齐放的人类社会现代化新图景。

（摘自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材料二：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与方向，破解了现代化等于西方现代化的唯一性幻觉。

任何话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物质世界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生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是实践在思想理论层面上的外化表征形式。它以系统化、理论化、科学化的话语阐释伟大实践进程中取得的成就、遇到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将其外化呈现在大众日常生活中，从而为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成果提供理论层面的话语保障。

社会成员不会天然对某个政治思想具有认同感与信任感，共识合法性的建构必须在成员中进行话语的输出与沟通，只有“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才能动员起最广泛的群众力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必须通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汇聚全社会的奋斗共识，引导个体认知国家的奋斗目标。如果社会个体无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形成清晰而全面的认知，就很容易对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产生怀疑甚至持否定态度。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物质生产资料方面的支配权，控制着国际舆论传播的主导权。“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在话语权意识、话语体系建构上并未取得可与现代化建设成就等量齐观的成果和地位。”如果国际社会无法全面客观理性地了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抹黑、歪曲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片面甚至失实的论调就极易得到传播。国际舆论斗争变得越来越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因此，必须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并加以传播。

中央领导人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遭遇着虚假舆论和话语陷阱的挑战，他们不相信“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不靠掠夺与战争的和平发展道路。因此，话语体系的建构就具有了迫切必要性。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不是自说自话，而是用中国实践建构中国话语，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摘编自艾四林、陈钿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三重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