嘱托

格•鲍姆特

    就在彼得动身前往华沙参加一九五五年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前一晚，有人来敲门。原来是一位邻居。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小包包，然后摆在桌面上，摊开来。里头是一张相片、一封信和一张字条。

    他讲述了有关这个红小包的一段经历——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法西斯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波兰。这样，大批的波兰人被弄到德国去。那时候，这位邻居正在一家锯木厂当工人，他曾答应帮助一个波兰囚犯实现他的托付。

    一天，锯木厂的一个工棚失火了。人们都在交头接耳，心里明白是囚徒们干的好事，他们想用这样的方式把斗争进行下去。一群身穿黑制服的党卫队员朝工厂一拥而入，带走了许多做苦工的囚犯。

    当党卫队员冲进邻居工作的那个车间时，他正与那位囚犯在干活，这位波兰人迅速地从裤兜里摸出一个红色的小包包，塞到德国工人的手里，“老婆和孩子……多替我问候——要是战争完蛋了。”他脸急得煞白，压低嗓门刚说出这几句话，党卫队就把他带走了，作为对这次纵火的报复。

    一九四六年夏天，这位邻居发了一封信给囚犯的太太，她的地址就写在那张纸条上。可是，他并没有得到回音。一年半之后，他又试图再投一信——然而，一切依旧是徒劳的。现在好了，终于有了这一天，他可以托人将这个小包包直接带到波兰去。这位邻居把小红包郑重地递给彼得。

    彼得注视着这张相片。相片上是一位妇女，手里抱着一个大约两岁左右的小姑娘。信呢，不言而喻是遇害者留给他家属的最后诀语。在那个小小的纸片上，用大大的字迹写着这样一个地址：“Z和M•尼波耶夫斯卡华沙斯巴索夫斯基大街十八号”。

    “一定的，我会去找她的，并将事情的一切转告她，这件事您完全可以信赖我。”彼得说。

    那时候，当这位邻居把这个小红包交给他的时候，彼得觉得一切都很简单：只要去到华沙，把事情一讲，东西一交，不就完了嘛！然而，当彼得后来抵达那条街的时候，十八号的门牌怎样找也找不到。在那块空地上，从前确实有过十二至二十六号门牌的房子，现在只见一群孩子在空地上踢着足球。在警察所，彼得也得不到一点答复。她们现在究竟住在哪儿呢？这个，彼得反而横下一条心，非找到她们不可了。

    来到华沙，彼得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求知的渴念，他见得越多，什么活动都想参加一下的要求就更大。

    大约在联欢节开始后一个星期，他的朋友们建议他去与一些波兰小伙子和姑娘相会一下。开头他想不太好吧，但朋友们干脆连拉带扯地把他推拥走了。跳舞的时候，每个人都得找个舞伴，这时在彼得而前就站着一位姑娘，她羞赧地望着他，并且邀请他跳舞。就这样，德国、波兰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相聚在一起。他们尽力地用手势比划着交谈，大伙笑着，欢快地跳着。

    自这个晚上邂逅相遇后，彼得与玛留莎每天都要相会。

    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最后一天终于到来了，整个华沙城都陷入一片欢腾之中，在大广场上，阿拉伯青年与瑞典青年，中国青年与黑人青年，伊朗青年与德国青年都在纵情地载歌载舞地狂欢，然后他们慢慢地拥向火车站。

彼得伴随玛留莎在火车站站台上来来回回地溜达，广播员用广播催促大家赶快上车，彼得才恋恋不舍地攀上了车厢，将身子从车窗里探出来。他们相互凝视着，一时无言以对。

    “地址，”玛留莎突然想起来，她的喊声就象呼救那样。

    彼得摸出笔记本，撕下一页，将他的地址记在上面。这时，他一下子才想起了那个小红包，于是赶忙把它掏出来。

    “玛留莎，请帮助找一找，”他说，然后把这个小红包按在她的手心上。

    “打开看看！”他大声说，他见她一时还未领悟他的意思。

    她打开这个小红包，念起来了。火车慢慢地挪动了。

    玛留莎脚下象是生了根似的，粘住了。她几乎要被那些跟着火车而跑的人撞倒。“玛留莎，”彼得喊了她一声。玛留莎抬起头来一望，开始随火车跑起来，接着她停下脚来，摆着手，手里的那块红包纸就象一方告别的红头巾。彼得还在望着她，一时间留给他最深的印象是，她整个脸庞都叫泪水湿透了。

    “为什么她哭得这样厉害？”彼得思忖着，这时他已缩在一个角落里。“我将给她写信，”他这样想着。彼得拿出她的地址来，他念着念着，脸色越变越白，一直白到额头。原来，上面留下这样的名字：“玛留莎•尼波耶夫斯卡”，也就是那个小红包里的纸条上写着的名字。

骑自行车翻山越河

       ①三十年前，我父母用开菜园换来的钱，买了第一辆永久牌黑色二八式自行车。父亲很快就学会了骑车，总挂两只菜篮子在后座两边去赶集。

       ②我们常顺着大路练习骑车。田野中间的大路用沙土夯成，两边向路中央爬出绊根草，夏天的暴雨，会在路边上咬出大小坑，但在坑与坑之间，会有一条曲折如蛇的“路中路”，打足气的轮胎啃啮路面，沙沙响，像小牛吮奶，蚕吃叶，蛇蜕皮。更妙的，是在田野间猪小肠一般的小路上骑行，小路油光水滑，没有水凼，可以顺风骑得飞快，南风吹在麦巷里，吹在湿汗淋淋的背脊与头发上。青蛙蚱蜢固然是吓得慌不择路，狗之前总是不很耐烦地跑在我们前头，现在看着自行车上的小主人，望尘莫及自愧不如。

       ③父亲觉得我可以上路与他一起去卖菜了。那一年我们在菜园里种了很多土豆，如果不及时卖掉，它们就会毫不客气地长出紫芽。我和父亲闻鸡起床，将土豆挂在车后座上，父亲用的是从邻居大伯那里借来的飞鸽自行车。两袋土豆加起来一百多斤，并不比人轻。土豆两角钱一斤，驮到涂家河集卖完，可赚二十元钱，这在当时并不是小数字，所以我带着它们骑行在小澴（huán）河堤的杉树林巷里的时候，觉得一颗一颗土豆，比天上的星辰还要金贵。星光照夜路，并不够用，打手电筒骑车，也不可能。父亲熟门熟路，他知道十里八乡的每一道沟，每一道坎。我在后面紧紧跟着，可我毕竟是一个骑车卖菜的生手啊！终于有一次，我骑车冲出堤面，一头栽到了漆黑的杉树林里。如果不是一棵好心的杉树果断将我拦住，我会飞跌进星光下的小澴河，趁势将两袋土豆洗得干干净净吧。电光石火间，车卡在树干丛中，我的身体由龙头前面翻滚下来，落在地面。杉树的针叶将脸面与手臂刮得生疼。父亲将车慢慢地往地上一摊，反身跑下堤，慢慢地将我由地上拉起来，一边捏遍我的身子，一边问我疼不疼。看见我没事，他拍了拍我身上的尘土，扶起车子又出发了。

       ④第二年我考上了城里的中学。父亲给我买了一件新衬衣，还将自行车送给我，不是舍不得买新车，他是觉得旧车没人偷。星期六的晚上，下了课，我常常一个人骑自行车，沿着澴河大堤回家。笔直的河堤，堤下是垂柳、水杉与白杨，黄昏渐阑，澴河清碧如带，世界开阔明净。二十里路，一个多小时，汗流浃背回到家，吃母亲留好的夜饭，在破旧的木床上小睡几个钟头，天不亮，又起床骑车回去赶周日早上的功课。十四五岁少年的精力，大闹天宫都够用，不是吗？

       ⑤有一次，我骑出城。归心如箭，自然也是车行如箭，听任蚊蚋阵阵扑打在脸上。离城已远，脚下失力，咯噔一响，我心说不好，果然是链条断掉了。如是是现在，我更愿意推着自行车，在月色朦胧的秋夜，走在杨柳风里，一步一步地走回故乡，是的，我愿意。可是三十年前，恨不得长出翅膀的我……我沮丧地推着车，失魂落魄，汗水流入眼里，稻芒一般刺疼。堤外各个枫杨掩映的村庄，晚炊的烟气已经消散，油灯一盏盏灭掉。天上，月亮一会爬进云里，一会又漏出惨淡的光辉，大地模糊一片。我鼓足勇气将车推下堤坡，敲开了一户还留着灯的人家。我印象中，那个取来钉锤、老虎钳与扳手，蹲在堂屋外面帮我接链条的大叔，长脸膛，短头发。我举着他家的柴油灯，照着他敲敲打打。其实我自己也会，他坚持要帮我接。接好链条后我道谢，急急忙忙往家赶，还是晚了，母亲已经打着手电筒等在村口。

       ⑥我到远方的城市读书工作结婚后，乘公汽，坐地铁，自己开车，整日奔走；忙孩子，忙事业，忙生活，马不停蹄。故乡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三十年前的光阴也沉睡在脑海深处。只是在周末，我会骑着儿子的那辆公爵自行车去沙湖公园逛逛。那时候就会想起那一辆黑色永久车，人生中的第一辆车，想起我养过的牛、猪、鸡，它们现在在哪里？我曾凭借着它们生活在家乡。

       ⑦翻山越河的少年时代，我特别不能忘记澴河堤下的那盏油灯。海子诗里讲，“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我就是被油灯祝福过的那个陌生人？妻子是我的高中同学，婚后我曾随她回她老家，那天我惊讶地发现，澴河堤下有个枫杨掩映的村庄，赫然就是许多年前的惶惶秋夜，我决心下堤修车的那个村子……

（选自2016年5月8日《文汇报》，作者舒飞廉，有删改）

养一树鸟

曹春雷

    ①别人养鸟，在笼里，而母亲养鸟，在树上。老家院子里，有三棵树。一棵是柿树，祖父栽的，另两棵是枣树和石榴树，父亲栽的。如今，祖父和父亲都已去世多年，但树们，却依然生机勃勃地活着。

    ②柿子树最粗壮，叶冠几乎遮盖了小半个院子。每到秋天，柿子由浅黄到深黄，然后淡红，最后则是深红的了。满树像是挂起了一盏盏红灯笼。枣树和石榴树也不甘寂寞，都争着把果实擎上枝头炫耀。红枣晶莹如一颗颗星星，在树上闪烁。石榴呢，在秋风中张开大嘴，露出洁白或淡红的牙齿，傻笑。

    ③这时候，我常和母亲拿了马扎，坐在院子里，晒着秋日温暖的阳光，看这些树在秋天里灿烂。

    ④不只是看树，更是看鸟。此时的树，是鸟的乐园。柿子树上最多，有时能有十多只，满树都是鸟影。麻雀、斑鸠、喜鹊、白头翁……它们在树枝上来回跳跃，欢快地叫，挑拣着吃。白头翁像白发老翁，但偷吃起柿子来，却敏捷得很。瞅准了，就笃笃笃猛啄。母亲常说，白头翁最会挑柿子，它们啄过的柿子，一定最好吃。她用挂着铁钩的竹竿摘下一个给我吃，确实很甜。这白头翁，贼精着呢。

    ⑤戴胜鸟有时也来，就是头上有羽冠的那种。它们只在树上停留一小会儿，轻轻啄上几口，然后就迅速飞走，从不贪恋，不像白头翁，偷吃起来没节制。

    ⑥鸟们也吃枣和石榴，柿子吃够了，就换换口味。一些鸟飞走了，一些鸟又飞来了。树上总是热闹的。它们在树上吵吵闹闹，划分势力范围：这一片是我的，你们不能动！

    ⑦我曾问母亲，为什么不赶它们呢，被它们糟蹋了多可惜啊。母亲却笑着说，让它们吃去吧，再怎么吃，它们也吃不了多少。确实，到了霜后摘柿子时，树上也没损失多少柿子。母亲摘柿子从不摘净。她说，留一点给鸟吃吧。所以，即使到了冬天，柿子树的叶子都落光了，依然会有几个柿子挂在上面，依然会有鸟来吃。

    ⑧在秋天，从早晨天还没亮透，到太阳落下山去，我家院子里总是充盈着鸟声，飞动着鸟影。每一日，我在鸟声中起床，又在鸟声中和白天说再见。

    ⑨邻居奎山婶总是和母亲打趣说，你是养了一大群野鸟啊。母亲听了呵呵笑，说，就当是自家养的鸟呗。

    ⑩长大后，我离开村庄在城市定居后，秋日里很少和母亲坐在院子里看鸟了。前几天，我给母亲打电话，听见了电话那头的鸟鸣。母亲说，我正坐在院子里看鸟呢，这么多鸟，真热闹。听母亲说“热闹”，我却心酸了。

    ⑪我想，我该回家了，拿个马扎，陪母亲坐在院子里，一起晒着温暖的阳光，一起看树上鸟飞。

《北京时间不到点》

陈丹青

    儿子放假了，天天日上三竿才起。每天上午十点之前，我俩跑到附近的“德克士”快餐店，要上两个汉堡两杯可乐，早饭就算打发了。“德克士”这段时间搞活动：早上十点以前、晚上八点以后，汉堡买一送一。在儿子看来，这就是他的“幸福生活”。

    这天，我们进去刚坐定，从门外急匆匆进来两个人，看样子也是父子俩。父子俩在柜台前站定，气喘如牛。父亲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儿子则跟我孩子不相上下。他们身上的装束，显然是农村集贸市场上的流行款，与时尚明亮的大厅显得格格不入。这对父子的到来引起了大家都好奇，我注意到有些食客像我一样，一边大口嚼饮一边余光旁观。我的位置刚好正对柜台，父子俩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视线里。

    乡下父亲一边急急地掏钱，一边喊口令似的对服务员说：“同志，要两个汉堡。”服务员似乎不大习惯他这种称呼，用手掩了下嘴，笑着说：“先生要什么样的汉堡?”乡下父亲有点犹豫，显得拿不定主意，但仅仅一瞬，他便坚定地指看墙上一幅宣传画说：“要那个，十块钱的。“服务员微笑着说：“两个超级鸡腿堡，20元。”乡下父亲愣了，说：“你们不是买一送一吗?”服务员微笑着解释：“对不起，先生，我们的活动规定，早上十点之前或晚上8点之前以后购买可享受‘买一送一’的优惠。”说着用手一指墙上的报时钟，“您看，现在已经十点过三分了。”乡下父亲“啊”一声，掏钱的手便不动了，失望凝固在脸上。

    他的儿子在旁边似乎也明白了，很丧气的垂下了头。乡下父亲不安起来，局促地对儿子说：“勇，要不，咱明天再来?”叫勇的小孩说：“明天还要看我妈哩!”乡下父亲搓着手不吭声了，脸上的表情更加尴尬。他转而试探地问服务员：“同志，能不能，宽限几分钟?我们一大早就往这儿赶，结果还是给耽误了!”服务员依旧微笑着，不紧不慢地说：“对不起，先生，这是我们公司的规定，我也做不了主。”乡下父亲又失望地转向儿子：“勇，要不晚上过来8点咱们再来?”勇说：“爸，十几里地，天黑咋走呀?”乡下父亲说：“你不用来，我来!”勇说：“算了，我不吃了，就当我没有考‘双百’。”说着又低下了头。

    乡下父亲咬了咬牙，枯皴的手在衣袋里摸索，似乎做出来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我不经意地看了眼手机，显示10：05。儿子正往嘴里海塞，见我看手机，顺口问几点了，我刚要回答，一个念头突然在脑海里出现，让我既紧张又兴奋，心里怦怦直跳。我答道：“十点。”事不宜迟，我还要将错误进行到底!硬了硬头皮，我朝柜台方向高声喊道：“服务员，你们的表快了!快了整整5分钟!”意想不到的是，旁边竟然有人附和：“对，对!快了5分钟!”还有人迅速地调着手机，然后高高举起：“看，现在刚十点!”我看到，尽管这时用餐的人不多，但几乎所有人都发出了一致的声音。

    一时间，柜台里的服务员全愣了，你看我，我看你，有些不知所措。刚才几个正忙不迭地说着“先生欢迎关临”“先生请慢走”的服务员也马上噤了声，纷纷朝这边张望。乡下父亲和儿子也转过头来，一脸感激的寻找，寻找帮他们说话的人。他们的眼睛逐一扫过去，找不到定格的地方。顿时，整个大厅安静下来了，只有反复播放的轻音乐在低回萦绕。

    刚才一直为父子俩“服务”的那个服务员掏出手机，狐疑地看着。一边看，一边模仿着电台播音员报时的腔调：“现在是北京时间—”她故意顿了一下，而后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不—到—点!”说完扬起脸，冲其他姐妹诡秘地一笑。接着，我听到，整个柜台内响起一片银铃般的“报时声”：“北京时间—不到点!”“北京时间—不到点”…

    乡下父亲从服务员手里接过热乎乎的两个汉堡，转过身，用手背悄悄揩了下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