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变”与中国独特价值观

李德顺

    中华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视野集中于世事人生、伦理政治，有一条人本主义的主线；西方文化则偏重于探求知识、科学及其应用，有一条科学主义的主线。理解中华文化特有的精神气质，可以从考察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入手，其中“通变”就是一个着眼点。

    《周易》是凸显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气质的经典文献之一，其中心思想很明确，就是“易”。“易”即“通变”。《周易》所言，就是如何依靠“通变”来追求善治和人生平安幸福的经验与道理。《周易》认为，人世间的事，有变才有通，国家和人民才能生存发展，因此要“通变”。当然，变中有所不变，变是为了保持主体的地位及其根本目标的不变。为此，《周易》提出了两条价值原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条结合起来，就是主张依天地之道，始终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根本目标，处理好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数千年来，中华文化也确实保持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通变”精神。

    拿语言文字形式来说，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历来多种多样、丰富多彩。作为其统一公共形式的汉语，从甲骨文的字体和发音开始，经历了从象形到形意兼备、从篆隶体到行楷体、从繁体字到简体字等一系列演化，才形成现代汉语，且变化仍未结束。再拿汉语的文学形式来讲，从远古神话传说、《诗经》中的民谣，到接替兴起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直到现代白话文学，总是在推出一种又一种创新形式，引领一代又一代风骚，并没有一个终结。而所有这些变化的动力，都来自人们的生活，与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追求相适应。

    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如此，建筑、服饰、饮食、医药等生活领域以及生产、科技、军事、政治等社会领域，也无不如此。举凡为民族生存发展所必需的事务，中国人都能以“为仁由己”“和而不同”的姿态，做出与时俱进的改变。在这些自我改变的过程中，中华文化固然遭遇了诸多曲折和磨难，甚至充满凶险和动荡，但最终总能浴火重生、不断更新，赢得更广大的生长空间与更旺盛的生机活力。而这一切所显示出的，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气质。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仅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密码，而且是中华民族得以发展壮大的文化基因。它让中华民族具有宽广、从容、务实、机敏的胸襟气度，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在变中求不变的经验、技巧和具体成果，包括各种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诸子百家学说、治政经验、礼仪风俗，到各种具体的文化形式和器物，以及中华先人传下来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遗产，内容博大精深。但必须看到，它们毕竟多属时政、规范和技术层面的成果，都是变化演进过程中的具体收获，因此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和局限性，并非终极不变的样式。唯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本身，才是中华民族特有且不可替代的文化“真身”。

    自古以来，我国的有识之士就不怕改变自己，而是处变不惊，对内对外均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吸收一切有益的东西，通过兼容并蓄成就自己。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文化才呈现出“马、中、西”汇通的新面貌。无论其中有多少得失曲折、有哪些未尽通达之处，“马、中、西”汇通都是近代以来中国从被动变为主动，面向世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正常状态，也是新形势下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内在需要。

（选自《人民日报》2015-6-18）

    虚和实的问题，这是一个哲学宇宙观的问题。这可以分成两派来讲。一派是孔孟，一派是老庄。老庄认为虚比实更真实，是一切真实的原因，没有虚空存在，万物就不能生长，就没有生命的活跃。儒家思想则从实出发，如孔子讲“文质彬彬”，一方面内部结构好，一方面外部表现好。孟子也说：“充实之谓美。”但是孔、孟也并不停留于实，而是要从实到虚，发展到神妙的意境：“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圣而不可知之，就是虚：只能体会，只能欣赏，不能解说，不能摹仿，谓之神。所以孟子与老庄并不矛盾。他们都认为宇宙是虚和实的结合，也就是《易经》上的阴阳结合。

    世界是变的，而变的世界对我们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有生有灭，有虚有实，万物在虚空中流动、运化，所以老子说：“有无相生”，“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这种宇宙观表现在艺术上，就要求艺术也必须虚实结合，才能真实地反映有生命的世界。中国画是线条，线条之间就是空白。石涛的巨幅画《搜尽奇峰打草稿》（故宫藏），越满越觉得虚灵动荡，富有生命，这是中国画的高妙处。

    以上是虚实问题的一个方面，即思想家认为客观现实是个虚实结合的世界，所以反映为艺术，也应该虚实结合，才有生命。虚实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思想家还认为艺术要主观和客观相结合，才能创造美的形象。这就是化景物为情思的思想。 宋人范文《对床夜语》说：“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从首至尾，自然如行云流水，此其难也。” 化景物为情思，这是对艺术中虚实结合的正确定义。以虚为虚，就是完全的虚无；以实为实，景物就是死的，不能动人；惟有以实为虚，化实为虚，就有无穷的意味，幽远的境界。清人笪重光《画筌》说：“实景清而空景现”“真境逼而神境生”“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清人邹一桂《小山画谱》说：“实者逼肖，则虚者自出。”这些话也是对虚实结合的很好说明。艺术通过逼真的形象表现出内在的精神，即用可以描写的东西表达出不可以描写的东西。

    化景物为情思、虚实结合，在实质上就是一个艺术创造的问题。艺术是一种创造，所以要化实为虚，把客观真实化为主观的表现。清代画家方士庶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画家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在笔墨有无间。”（《天慵庵随笔》）这就是说，艺术家创造的境界尽管也取之于造化自然，但他在笔墨之间表现了山苍木秀、水活石润，是在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的，世界上所没有的新美、新境界。凡真正的艺术家都要做到这一点，虽然规模大小不同，但都必须有新的东西、新的体会、新的看法、新的表现，他的作品才能丰富世界，才有价值，才能流传。

摘编自宗白华《美学与意境》

    ①“性格即命运”，这是舶来品。人的性格如何，确实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但命运并不全然与性格相关。环境、条件、际遇有时比性格更能影响和决定人的命运。但一个人的性格对于人际环境、事业成败确实拥有不可小觑的强大影响力。

    ②性格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生的特色，是个体生命区别于其他生命的一种标志。所以真正的人生是一种性格人生。世界上没有无性格的人，也没有性格相同的人，只有性格相近的人。就像树上的叶子，看似相同，其实不同。而性格的构成是人的气质、习惯行为方式、语言态度方式、脾气秉性等特点的综合外在表现，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能太绝对了，但只有在一个人身上相对稳定的那些东西才被称为性格。这“性”字有本性、习性的含义；而这“格”字既有品格也有定格的含义。因而，性格既反映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又不与人的品质完全一致。比如有的人性格上看似温柔，但骨子里却很阴毒苛刻；有的人性格上看似暴戾，但心地却非常善良。性格是一种外在的表面的东西，性格的好坏本身，只是性格而已，并不能以此来判定一个人的品质优劣。

    ③因为性格具有相对稳定性、外在性的特征，所以对人的影响有时比品质的真实更大。人们在评价一个人时首先不是品质问题，而是看着你的感觉舒不舒服。更有许多交际是一次性的、短时期的，而人的品质的表露需要时间．所以，语言方式、态度、处事方式、个人习惯、喜恶等感情的表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即使在长期的人际生活中，性格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性格的人际影响力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④性格的魅力。人的性格的人际魅力不在于相同，而在于不同。最有魅力的性格绝不是那种伪装、粉饰、压抑后的“标准”性格。一种真实的不掩饰的只属于你的，而不似他人的性格往往更能获得人际的引力。但这种人虽适合做朋友、当英雄，却很难成为领袖。

    ⑤性格的亲和力。“世俗标准”的性格尽管不具有个人魅力，但对大众具有亲和力。虽然这种人可能没人会成为他的朋友，他也永远不会是英雄，但却适合做领导。因为他会让人们觉得很舒服，至于他心里怎么想，人们倒不过多计较苛求。

    ⑥性格的破坏力。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处处不合时宜地显示自己，或者挖苦、打击、讽刺他人，无论对人际、对群体都有极大的破坏力，这种人只能是“孤家寡人”。这种人既不可做朋友，也不能当领导，也不会成为好下属。

    ⑦好在性格远非本质，性格也是会改变的。但应该改变的只是那令人不舒服的部分，而没有必要连同那份真实也抛掉，那就失去了自我。

当“春节时间”成为“世界时间”

佚名

    “万水千山，哪怕在地球的顶端也要赶回来。”

    这是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春节》中的一句解说词。这部近期成功刷屏的纪录片中，老外主持人走访中国各个角落，从哈尔滨到香港，从通都大邑到偏远小城，介绍各色春节传统，体验不同年俗，只为让世界走近这场“全球最大的盛典”。

    曾几何时，春节是华人专属的文化标识。今天，当中国与世界的“近身接触”越来越频繁，春节在十几个国家成为法定节假日，各国商家竞相将春节促销作为“保留曲目”，出境游的中国人也时不时听到各种外国口音的“新年快乐”。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年为什么越来越有国际范儿？

    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今天的世界变小了，心灵的交汇就变多了。在世界的解读中，春节背后是“和合为贵”“万象更新”“团圆和睦”等价值追求，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能温暖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心。纪录片《中国春节》中，零下30摄氏度环境下用冰雪修建“长城”的中国人，北京新发地菜市场售卖年货的中国人，香港黄大仙祠为新年祈福的中国人……每一个人的故事背后都是中国特色的家庭观、人生观。

    同强调个体的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显然更加注重家庭概念，春节永远和“回家”联系在一起——即使身不能至，心也要和家人在一起。现代社会，全球范围，“疏离症”好似没有国界，而春节蕴含的团聚和美主题，却能慰藉异国他乡的心灵，传递温暖亲切的情愫。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明白中国人从各地跋山涉水、赴一场年度团聚的执著，理解春运回家路上“痛并快乐着”的心情，羡慕一家人围炉夜话、共享天伦的圆满。如同加拿大一位国会议员所说，“中国春节总是伴随着浓浓亲情，当然还有热闹的鞭炮声和绚丽的焰火”，春节的内涵，仿佛春风化雨，进入更多人的认知。

    春节在全球范围越来越热，也反映出中国日益向世界开放的胸怀。开着门，世界能够进入中国，中国也才能走向世界。对世界而言，春节正从乐一乐的新鲜事儿，逐渐变成一种文化形态、一种生活方式，激发了不同文化背景人士感知中国文化的愿望。不久前，中国冰糖葫芦首次登陆俄罗斯圣彼得堡，意外走红，被最爱甜食的俄罗斯人评为“新年最受欢迎的外国零食”。有网友开玩笑问：“俄罗斯居然没发明出糖葫芦，明明什么条件都具备啊？”答案当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同文化通过交流收获理解与欣赏。

    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也和世界各地的文化擦出了新的火花。各国庆祝春节的方式不尽相同，同一张鸡年海报在各地的呈现方式也有差异。全球各地的春节庆祝方式，从传统的舞狮子、猜灯谜，衍生出新春音乐会、环球春晚等形式，为中国年的古老传统注入了新内涵。

    当然，春节热也是中国热的一部分。今天，中国的一言一行备受外界关注，读懂中国言行背后的文化心理，也成了一门受欢迎的学问。在《中国春节》这部纪录片中，春运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春晚是“全球覆盖范围最广的电视节目”。由此看，读懂春节，读懂中国，也是读懂当今时代许多“世界级”现象的关键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春节时间”越来越成为“世界时间”，也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的生动体现。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增加古诗文背诵不是负担是捷径

唐晓敏

    ①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增加了古诗文的背诵篇目，由过去的14篇增加到了72篇。有声音说，这为学生增加了很大负担。其实如果概览之前的语文教育经验，背诵并不能以负担论之，反而有审美享受的作用，甚至可以算一种学习的“捷径”。

    ②从现代语文教育本身看，背诵篇目增加的幅度很大，但若与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及民国时期的私塾教育相比，则要求背诵的篇目仍然是很少的。传统语文教育中，学子需要也能够背诵数十万字。唐宋以来，为参加科举考试，考生必须将《论语》《孟子》《书经》《仪礼》《左传》等40多万字的典籍全部精读熟背。有些人甚至背诵的更多，如顾炎武、戴震都能够将十三经全文背诵，甚至连“注”都能背诵下来。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他们也都有出色的背诵功夫。国学大师姜亮夫曾谈到，他在清华国学院时，同乐会上梁启超、王国维即兴表演节目是背诵古代文学作品，梁启超背诵一大段《桃花扇》，而王国维则当即背诵了《西京赋》。

    ③传统教育在背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至少包括如下几点：

    ④多感官参加背诵活动过程。传统语文教学中，朗读本身即是多感官参加的活动，需要同时动用眼、口、耳、脑，甚至还加上头、身体的动作。这有助于提高背诵的效率。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早就指出：“参与接受某种印象或是一组印象的感觉器官越多，那么，这些印象就会越牢固地在我们的机械的和神经的记忆中扎根，同时也就会越真实地保存在记忆之中，以后回忆起来也会更加容易。”因此，如果一个教师想使学生牢牢记住什么东西，那么他就应该注意尽可能让儿童更多的感觉器官，如眼、耳、口、肌肉运动的感觉来参加识记。

    ⑤最大限度发挥儿童时期听觉记忆的作用。背诵诗文，需要“从娃娃抓起”。少年的一个特点是对声音非常敏感，这使他们能够通过“听”而轻松地记住那些语言优美的古诗文。美学家朱光潜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说：“五经之中，我幼时全读的是《书经》《左传》。《诗经》我没正式地读，家塾里有人常在读，我听了多遍，就能成诵大半。于今我记得最熟的经书，除《论语》外，就是听会的一套《诗经》。”语言学家赵元任回忆儿时的学习情景时也说：“晚上念诗我们都觉得比白天念书轻松一点儿，我觉着也好玩一点儿。我念的是《唐诗三百首》。我哥哥跟姊妹们另外还念《千家诗》跟别的诗集。他们念的诗，我就是没念也渐渐地背得出来了。”他们都是通过“听”而记住了这些作品。

    ⑥重视最初的记忆。中国传统语文教学，背诵的量是逐渐加大的。最初的记忆量很小，而且要求学生必须做到滚瓜烂熟，能够不假思索地背诵出来。这些已经滚瓜烂熟的记忆内容，在学生的记忆中深深扎根，成为后来背诵相关内容的巩固基础。心理学家对此也早有研究，如乌申斯基就说：“儿童在学习中所学到的这些最早的形象在他们的记忆中扎根越深，那么，以后的形象也就能够越容易和越巩固地为他们所记住，自然，如果在最早的和以后的形象之间有联系的话。”中国传统语文教育有一大特点：老师对学生最初的背诵要求非常严格，必须是记得非常牢靠。每一次都是要求学生扎扎实实地背诵下来一些句子，这些句子作为“最早的形象”，“在他们的记忆中扎根”，将成为后来背诵的基础。

    ⑦从这个视角看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就更能明白，增加古诗文背诵恰是为了长远的“轻松”打基础。

2005年之后“新水墨”概念开始在国内美术界广为流行，它以强调当代性和突出创新意味的强烈诉求，凸现出传统向现代形态过渡和转型的迹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化思潮对中国画领域可谓影响至深，“水墨热”正在成为一种惹人瞩目的文化现象。长期以来，画界围绕“水墨”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褒贬不一：或认为水墨画表现了对回归文人水墨传统的期盼；或认为水墨画以西学为依托，表现了对中国画现代性的执著追求；或认为“现代水墨”远离了传统水墨的表现形态，专注于传统语言的现代转换问题，而缺少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关……而实际上，“水墨画”的生成和发展，一直令人隐忧，并且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心理依赖无法割舍，而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当代多元文化“新颖语言”的现代性渴求。

在我看来，当下的水墨画之所以用“新水墨”命名，是因为它创造性地打破了水墨画的学科界限，为传统水墨进入当代艺术领域提供了极大可能性，其中隐含了中国艺术家在跨文化视野中确认自己艺术方位的某种企图。同时，也昭示了“新水墨” 在本质上仍然是一脉传承中国文化内在精神的发展路径。不言而喻，当下“新水墨”现象的发生和20世纪以来“中国画”的变革历程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它既是传统资源向现代资源过渡的文化征象，也是一百年来“中国画现代化”转型的必然结果，更是全球化、多元化语境中中国画家的自觉选择和文化创新。纵观“水墨画”的变革之路，基本上是以“笔墨”为核心，其状态应概括为“在争议中前行，在探索中创新”。

    回溯历史，“水墨画”的概念古已有之，从古人对“墨分五彩”的认知到对“水晕墨章”笔墨效果的推崇，再到唐代王维对“水墨淡彩”画风的追求，水墨在古代文人眼中，墨即是色，色即是墨，是一种代表人生哲理、个人心性和情趣的视觉符号，它与“丹青”一词一起，常常被用来指代中国画这一领域的内容。然而，“水墨画”真正替代“中国画”词汇而进入大众审美视野，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却是在20世纪“85 新潮美术运动”之后，由于受到西方现代艺术思想的冲击，“水墨画”这一概念在突出材料功能方面深受人们青睐，诸如对新技术的应用，媒介、材料的混合，以及对新形式的探索，对新艺术领域的实验等等。因为这些原因，“水墨画”在从传统资源向现代观念的转变中，被重新定义，被看成中国前卫艺术的代名词而广泛流传。从此以后，水墨画作为中国画创作的媒介和替代“中国画”的新名词而进入大众视野，它的出现，预示着水墨画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对于近年来“新水墨”概念的出现，学术界曾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思考。之所以选用“新水墨”这一名称，其实在本质上仍然坚持着中国的文化立场，与传统的文化精神依然一脉传承。其“新”字的内涵，不仅是指时间，上的当代性，而且更加强调当代的文化思潮对中国艺术的积极影响。可以断定，“新水墨”概念的内核，直接指向“发展中最具创新意味的多元格局和异彩纷呈的文化现象”。毫无疑问，融合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新水墨”的出现，把中国画带到了当代文化的语境中，这种现象与其说是一种语言材料技法层面的变革，毋宁说是观念层面的革命性变化，因为“新水墨”已经深入人心，逐渐成为引导文化潮流，融入全球化格局中的国家文化形象。

    诚然，“新水墨”是一个新的艺术领域，尽管它与传统笔墨和古典规范有着较大距离，尽管许多学者仍对水墨画的局限性表示异议，而且水墨画自身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但瑕不掩瑜，进入21世纪以来，“新水墨”呈现出发展的态势，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艺术家所关注。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水墨画家在反思80年代“全盘西化”思想的基础上转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尤其令人欣喜的是，“新水墨”开启了墨彩混合的新传统，受林风眠艺术的影响，一些画家在解构传统笔墨表现规范的前提上，引入大量色彩进入水墨画。还有一些画家更是放弃了以笔墨为中心的评价标准，充分利用冲、积、破、硬边拼贴、制造肌理等技巧，在“新水墨”画的表现方式上获得“突进性”的进展。

    受到当代艺术影响，“新水墨”越来越注重对观念的表达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表现，它已经跨越了架上艺术的边界，而向装置、影像甚至广告、卡通领域发展。其核心要义在于抵抗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扁平化趋势，并与针对差异和本土的压制作斗争。在这个层面上，“新水墨”的出现的确具有不同凡响的开创性意义，它意味着中国水墨画的全面复兴和“中国画全球化”新时代的到来。

(选自《美术观察》2019年第5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