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蹄甲
                                                                                                                 席慕蓉
        羊蹄甲是一种很难画好的花。花开时，整棵树远看像是笼罩着一层粉色的烟雾，总觉得看不清楚，画不仔细。可是，你如果真的要靠近了来观察它的话，它那一朵一朵细致如兰花的花朵却又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和远看时完全不同，你又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
        假如一朵一朵地画起来，怎么样也不像原来的那棵树，但是，假如只用深深浅浅的色点来表现的话，又觉得不甘心，因为它原来的花朵那样秀美细致，实在是不能只用一些色点来形容就算了的。
        我们师专校园里有几棵很老的羊蹄甲树，长在堤边，一到开花的时候，学生们就会在树底下走来走去，近也不对，远也不行，不断地变换着位置，一边观察一边嘴里埋怨着，手底下却又不肯停止地画了起来。
        我坐在树下观察他们的表情，觉得他们和年轻时候的我并没有两样，不禁微微地笑了。
        天好干净，是那种澄明的蓝，草好柔软没，是那种细密的绿。穿着白色衬衫和灰色运动裤的男女同学散坐在树下，风吹过来，羊蹄甲粉紫色的小花瓣就轻  轻柔柔地落了下来，有几瓣落在男孩子的肩膀上，有几瓣落在我的速写簿里，似乎还带着一阵淡淡的幽香。
        忽然觉得，人生也许就是这样了，只要是自然的，只要是顺着天意的，就算是花落了也不一定要觉得悲伤，甚至也可以有一种淡淡的喜悦，就像这风里的若有若无的清香。
        不是吗？在整个人生的长路上，不是都开着像羊蹄甲一样迷迷蒙蒙的花树吗？往前看过去的时候，总是看不真切，总是觉得笼罩着一层缥缈的烟雾，等到真的走到树下了，却又只能看到一朵一朵与远看时完全不同的单薄细润的花朵。只要稍微迟疑，风就吹过来，把它们一瓣一瓣的吹散，轻柔地拂过你的脸颊，在你的发间或者肩膀上留下一点淡淡的幽香，然后就静静地落在你身后的草丛里，逐渐褪色，逐渐消逝，静静地望着你向前走去，向着另外的一棵迷蒙的花树走去。
        等你回过头再望回来的时候，在暮色里，它又重新变成了一个迷蒙的记忆，深深浅浅、粉粉紫紫地站在那里，提醒你曾经走过去的，那些清新秀美的春日、那条雨润烟浓的长路。
       忽然觉得，人生也许真的就是这样了，我们都走在一条同样的路上，走得很慢，隔得很远，却络绎不绝。

                                                                                                       诺贝尔文学情结
         ①身为炸药发明者的诺贝尔生前酷爱文学，写过抒情诗、短篇小说，甚至还涉足喜剧，他在遗嘱中称：“诺贝尔文学奖应授给曾经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人！”谁也不曾料到，这个1909年在北欧小国瑞典设立的文学奖项，竟会如此长久而剧烈地纠缠着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中国人的心！
        ②事与愿违的是，中国就是没有人得诺贝尔文学奖。自1909年设立到2001年，92年间共颁发93次，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98位作家获此殊荣。但人数最多，文学历史最长的中国无—人获此殊荣。难道中国文学没有理想主义?没有优秀作品?历史上，中国作家曾多次被提名，但由于种种原因，与该奖失之交臂。
        ③1927年：鲁迅曾被瑞典历史学家斯文·赫定看好，并将被提名，但他婉然谢绝。林语堂在1944、1972、1973、1975年四次被提名。1975年被提名落选后，正值他八十大寿，他说；“我们要讲道理，我们对生命不可要求太多，也不可太少，—定要抱着适可而止的态度。”    
        ④1968年，老舍先生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且入围到最后的投票，在五名候选人中排名第—，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老舍先生已经不在人世，瑞典文学院只好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另外—名东方人：日本的川端康成。老舍先生的逝世使中国又一次错过了诺贝尔的青睐，据说沈从文、巴金继老舍之后也曾被提名，但都没有下文。
         ⑤2000年2月份，国内媒体大炒台湾文学狂人李敖向诺贝尔奖冲击一事，称其小说《北京法源寺》被提名，着实给垂头丧气的中国人注入了—些活力，但马上就有人撰文质疑这—消息的可信性。不论消息可靠与否，反正最终李敖榜上无名，2000年高行健(法籍华人)获奖不仅为诺贝尔奖划上了世纪句号，也使中国作家在20世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希望成为泡影。
        ⑥为什么偏偏中国人不能获奖？为什么瑞典偏偏不发奖给中国人？尤其是高行健2000年跨世纪获奖，简直玄妙到近乎调戏了。高的作品在中国还远远算不上—流。他的获奖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在描写的混乱、水准的低下上有目共睹。有人为此揭高行健的老底，说无非是得力于评奖委员会的马悦然和台湾的马森的提携，二马并驾把高行健送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神坛。话到此处，总会激起—股强烈的民族情绪，但诺贝尔文学奖的欧洲中心主义是不可否认的。
        ⑦有许多专家分析认为，语言障碍是中国作家获奖的另一大障碍。在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18位院士中，直至1993年方出现一位汉学家马悦然，他的妻子是四川人。在此之前的历代院士中，没有一个懂汉语。这就是说，中国作家的作品，委员们只能读译本。且不说作品其他方面的艺术水准，单汉语语言本身的魅力就不知要打多少折扣。你可以设想，一个不懂中文更谈不上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怎么能够充分欣赏和体会莫言、贾平凹们的艺术魅力?所以，不少人开始埋怨翻译水平的低下，并寄希望于它的迅速提高。当然还有—些更冷静者，认为当下中国作家的轻飘浮躁和急功近利也是导致获奖失败的重要原因。
         ⑧尽管对诺贝尔的操作程序和公正性存在疑问，但它在世界文学中的霸主地位不容置疑。有人说，获奖者未必伟大，未获奖者未必就不伟大 ， 但是，我们还是衷心希望真正的中国作家能在未来获奖。                                 

清夜熬糖

       ①汪曾祺在《炒米和焦屑》一文中写道：“炒米是各地都有的。但是很多地方都做成了炒米糖。这是很便宜的食品。孩子买了，咯咯地嚼着。”多暖心的文字。

       ②小时候，到了腊月，母亲就会把碾米筛下的碎米攒起来，装进罐子里，留兑糖丝。冬阳惨淡，我们背着米袋子，跑几里路，到镇上粮管所兑糖丝。一路上总是累得人仰马翻。一想起喷香的炒米糖，脚下不知哪儿又冒出劲儿来。

       ③深冬里家家准炸上几伙炒米，用来熬炒米糖和花生糖。随着炸炒米的师傅高喊一声“响呶——”，然后轰的一声，一股浓烟升起，我们松开紧捂耳朵的小手，蹦跳着，一头扎进白雾里，拼命地吸着热乎乎、香喷喷的炒米香，一种说不出的舒坦和惬意流遍全身。空气中的香甜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呼声，捧把炒米塞进嘴里，那满嘴的香甜酥脆，总有说不出的幸福感在心底荡漾。

       ④熬糖多在清寒冬夜，小院里月光清如溪水，静似画布，草屋和树闲适安逸地嵌在画布上。青霜平添一份柔和，显得寂寥而悱恻。院角苦楝似宋词中的女子，清瘦婉约带有几许凄凉。黑黢黢的土灶上置一口大铁锅，倒些冷水，再倒进糖丝，搅匀。旺火烧煮，棉花秆燃烧时哔哔啪啪作响，屋里弥漫着甜味和烟味。祖父用铜铲子不断地在锅里搅拌，里面掺些姜末、橘子皮、红枣，适时添进半铲猪油。最后把炒米倒入锅内搅匀。此时，炒米显得格外晶莹剔透，闪烁着珠玉的莹润光彩。

       ⑤桑木桌上放一块案板，抹上菜油，四周用木框固定好，盛入滚热的炒米糖，用木板使劲来回滚平。磨得锋利的菜刀也抹上菜油，等到糖半冷不热的时候，祖父拿出模子，用刀切成小块的长方形或正方形，手起刀落，动作迅疾。

       ⑥熬切好的炒米糖，吃起来，脆香爽口，咬得咯嘣咯嘣的。花生裹上糖浆，切成小片，就是花生糖，入口脆甜。黑色的芝麻浇上糖浆，切成小片，就是芝麻糖，咬一口，香甜酥脆，像一场舒缓的芭蕾，在味蕾间跳跃旋转，荡出鲜艳的滋味。

       ⑦熬糖时，铁铲在锅里“呼啦呼啦”翻动着，“咔嚓咔嚓”的刀切声，风箱的“吧嗒吧嗒”声，柴火的“哔哔啪啪”声，我们的笑语声，组成了一首暖心的交响曲。熬糖是一个恬静、幸福的细节，里面蕴藏着温暖的亲情，是舌尖上魂牵梦萦的故乡。

       ⑧那样的夜晚，我们不停地吸溜着鼻子，饱吸着那浓郁的甜香，烦恼和贫困都在温暖的润泽中变成天边的一片云。冬日的寒冷化作灶膛里旺旺的火苗，化作祖父面颊上忙碌滚动的汗水，化作我们嚼糖时脸上绽放的朵朵红晕。清夜无尘，月色无垠，星光迷离，天空邈远而空阔。坐在院里木桩上，我们柔软得像一根青藤。

       ⑨那种阳光般简单明快的幸福感和快乐感，日渐湮灭于浮躁而喧嚣的尘世。陪朋友逛超市，漫步于琳琅满目的商品间，偶有包装精美的炒米糖赫然入目，心中便涌起感念的潮水，一股柔软的乡愁倏忽从心底传遍全身。

       ⑩梁实秋说，味至浓时即家乡。品尝着喷香的炒米糖，我一下子回到纯净古意的乡村月夜，想起亲人们熬糖时那种忙碌而欢快的场景。那浓郁的熬糖香芬芳着陈年的梦，成了一种留在心底最温馨的回忆。

葵花地

①我始终记得乡下老家的那一片葵花地。

②那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祖母的身子骨已经不再硬朗，她的一头青发，也被岁月的风雨洗刷成根根银丝，而一双被旧时代裹得变了形的小脚，蹭啊蹭的，一天中总要去葵花地里跑几个来回。祖母是在侍弄她的宝贝葵花苗。其时，我还是一个混沌未开的蒙童，常常是屁颠屁颠地尾随着祖母，不是帮忙，而是添乱。祖母是从不生气的，那一张布满沟壑的脸庞上，总是流淌着笑意。“你看，你看，又把葵花苗给踩翻了。”她这么说着，一双爬满青筋的手便很是小心地将葵花苗扶正。

③曾听大人们讲，我祖母出生在富贵人家，幼年时念过私塾，很在行的却是裁剪缝制的手艺活儿。她年轻时飞针走线绣出的花卉禽类，形同活物，让人看着看着，稍一走神，那花儿仿佛就从锦缎上开了出来，鸟儿仿佛就扑扇着翅膀飞了起来……然而，祖母的人生却无锦上添花那么美好。她28岁那年，我祖父便撒手人寰，留下娇妻幼子，在人世的凄风苦雨中煎熬。也是从那以后，我祖母便再无闲情去绣那些精美之至的花卉禽类。拖儿带子，养家糊口，她那双纤纤素手不得不开始干起陌生的农活。祖母从不对我们讲述自己的身世，至于她怎样拉扯着我的父辈走过那一段漫漫人生路，也不是幼小的我能够猜想得出来的。

④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便是祖母费尽心力侍弄的那一片葵花地。

⑤葵花地就在老家门前的一片开阔地中间。那是被祖母的心血和汗水浸润得十分肥沃的土地。每年开春，祖母都会小心翼翼地从火塘挂钩上的竹篮里取出备好的葵花种子，一颗一颗放进盛满清水的木盆里浸泡，又一颗一颗地插入铺着白色柴灰的土钵中等待它们萌芽。然后，她便佝偻着身子一锄一锄去翻垦被冬日的雪雨浸淫得紧实的葵花地。直到把那块葵花地整理得松松软软、平平展展，她才一边反手捶着背脊，一边溢着满脸的笑容，望一望当顶的太阳，舒一口长气。倏忽就想，倘若我那早逝的父母还在人世，年迈的祖母该不用亲自下地了吧。然而祖母却说：“真正累人的并不是这些农活哩！”

⑥两三场春雨过后，种在土钵里的葵花子终于长出了嫩芽，祖母便在一个雨后天晴的早上，用竹签将葵花苗一棵一棵地掀出来，再一棵一棵地栽进肥黑的葵花地，继而撒下一层薄薄的火土灰。这以后的每一天，祖母总要去葵花地跑几个来回，为葵花苗锄草、松土、浇水和施肥。祖母做这一切时，总是小心翼翼的，就如同月子里母亲奶婴儿般不厌其烦。

⑦几番风雨，几番日月，葵花苗渐渐长成了人那么高，展开了金色的葵瓣，结出了牙状的籽粒。其时，佝偻着身子的老祖母同年幼的我，置身于茂密的葵花丛中，阳光从绿叶及金色的花瓣间筛落下来，祖母脸上的沟沟壑壑也闪烁着金色的喜悦。

⑧有一回，祖母站在阶沿的麻石条上，指着阳光下耀眼的葵花，意味深长地说：“这葵花多么可爱啊！它们总是追随着太阳旋动自己的身子，哪怕在阴天或雨天，也会凭着记忆寻觅太阳的方向，仰头望去。”祖母说这番话时，哥哥和姐姐也在旁边，我见他们一脸沉思地点着头，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异样的光彩。莫非他们已经领悟到了祖母话语中的含义？葵花的生命，是激情的，是奔放的，是火一般热烈的；而如同葵花的人生，是积极的、向上的，即使遭遇凄风苦雨，也永远不会迷失生活的方向。

⑨我也渐渐地明白，祖母一直精心侍弄着葵花地，其实是在精心地侍弄着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侍弄着人生长旅中支撑着她前行的意志与毅力。举目再望葵花地时，我忽然发现那一张张金色的花盘，就像是一张张天真无邪的脸庞，在这开阔而热烈的秋季，正昂然拥抱着太阳的光焰。仿佛觉得，我也变成了阳光下的一棵向日葵。

⑩我怎么能够轻易忘却乡下老家的那一片葵花地呢！

（选自《光明日报》2023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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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安

1835 年 10 月的一天，著名诗人普希金收到作家果戈里的来信，信中说：“我想开始动手写《死魂灵》，故事拉得很长，将是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果戈里为何在动笔之前给普希金写信呢？

原来，《死魂灵》的故事素材是普希金提供给果戈里的。普希金在读了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之后，深感果戈里是一位天才的讽刺作家。正巧，他有一个“骗子购买灵魂”的故事， 富有讽刺意味，而自己又驾驭不了这种风格，于是就想到了果戈里。在一次交谈中，他毫无保留地倾其所有。果戈里深受感动。

陆游尝言：“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普希金没有将“妙手偶得”的素材专享，而是拱手相让于同道，使之大放异彩。普希金的“让”源于他看重的不是个人的名利得失，而是文学事业的发展。这样的“让”体现了高尚的利他精神、无私的胸怀、助人的风范。这一让成就了果戈里，也为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学作出了贡献。

苏轼被贬谪黄州时，常有文人雅士与其往来聚会。一天，道潜和尚拜访苏轼，适逢苏轼外出不在，道潜和尚见苏轼书桌上有一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吟罢不禁拍案叫绝。工夫不大，苏轼回来了。道潜和尚拱手说：“先生这首词高亢豪迈，意境开阔，真可说得上是词中上品。”苏轼听了笑道：“词虽好词，却并非敝人所填写，这是季常的作品呀！”

道潜和尚忙问详情，苏轼说：“昨夜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和季常诗词唱和，听了季常吟诵的这首词，当时就觉得此乃惊世之作。于是，暗记在心，天亮我就把它记录了下来，你说，这首词难道能算是我的作品吗？”后来道潜将此言转述与陈季常，季常不由哈哈大笑： “有些人偷文章挖空心思，而子瞻却把自己的文章送给别人，实在令人佩服啊！”

常耳闻有巧取豪夺、剽窃他人创意者，却少听说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冠以他人名头的。苏轼一梦，愧煞多少人！都说文人相轻，苏轼这一“让”却让人看到一个文学大家的风度和修为，苏轼的一生颠沛流离，多次被贬，但却能保持豁达能写出那么多流芳后世的词作，从这一“让”中就能找到原因。他对个人的名利、进退、荣辱都看得淡一些，超脱一些，正可谓“去留无意，看庭前花开花落；宠辱不惊，望天上云卷云舒”。

丰子恺曾翻译了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当他正要将译本付梓时，忽然得知鲁迅先生也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并已经交付北新书局出版。丰子恺觉得为难，再三考虑，便特地去拜访鲁迅先生：“我要早知道先生在翻译，我也就不会再译了。”鲁迅笑着说：“我也一样。”

鲁迅又说，在日本，同一本书可以有三四种译本，因此《苦闷的象征》两个译本都可以出版。但他担心自己译本的出版，会影响初登文坛的丰子恺的译本销路，所以决定暂不出版自己的，把机会留给这个崭露头角的年轻人。1925 年 3 月，丰子恺平生第一部译作《苦闷的象征》在商务印书馆问世。

鲁迅这一“让”是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源自他心底无私。淡泊名利，摒弃私心杂念， 才会懂得谦让。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一个人事事先替自己打算，对个人得失斤斤计较，永远都不可能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利益得失面前，保持平静的心境和宽厚的品性，就能赢得他人的敬重。

人言谦让是种美德，但有一种“让”，是将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让”出去，较之平等关系上的“谦让”，这种“让”境界更高，更让人仰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