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影”大有可为

   微电影是指专门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播放的、适合在移动状态和短时休闲状态下观看的、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的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微时”放映、“微周期制作”和“微规模投资”的视频短片。其内容融合了幽默搞怪、时尚潮流、公益教育、商业定制等元素，可以单独成篇，也可系列成剧。

   微电影兴起于草根。各种参差不齐的“小短片”，自于各种相机、DV、手机。后来，类似“天堂鸟影像”这样的专业机构，使微电影从个人自拍的随性表达，渐渐上升到电影的层次。

近两年，我国各种类型的微电影呈“井喷式”增长。从电影类型看，在草根网民的原创作品层出不穷的同时，专业团队为一些品牌量身打造的商业微电影也开始盛行；从制作规模看，越来越多的专业团队跻身微电影的制作，甚至一些知名导演也加入了微电影的制作行列。微电影的制作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品质、格调也得以提升，实现了华丽转身。微电影的影响力也在日渐增强，由其催生的短片大赛、微电影大赛、微电影节等活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微电影的篇幅虽小，却并不影响其主题的深远立意和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一些微电影在实现艺术追求的同时，也主动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以“7.21”大雨为背景创作的系列微电影《大雨》的主要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面对大雨造成的各种困境，他们团结互助、共抗灾难，共同演绎了充满温情与关怀、责任与坚守的感人故事。影片融入纪实的风格，片尾对人物原型的采访，使得“微”中有内涵，“微”中有新意。在传递社会正能量的公益微电影中，《天堂忘记了》镌刻下自闭症少年的心灵界碑；《交易》中的小女孩儿主动找到人贩子，一句“叔叔，你把我卖了吧!我还差1800块钱给妈妈治病”，让观众为之动容；《亲爱的小孩》喊出“温暖2012”，呼吁对于弱势儿童群体的关注一刻都不该停止……这些微电影关注社会事件，从帮扶贫弱、关爱孤儿到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等多个方面，予以理性思考和人文关怀，以艺术的力量当起社会责任，发出正义之声，温暖人心。

   微电影的播放渠道正日趋多元化。微电影不仅通过网络、移动电话等新媒体呈现，传统的电视播放平台也为它大开“绿灯”。微电影传播平台的增加，微电影制作团队的日渐专业化都让微电影从“非主流”向主流过渡。未来，微电影还可能打包进入主流院线，进入电影发行体系，以更加成熟的姿态面向观众。

    用典，也叫用事，是指人们在行文中引用（或借用）前人的言论和事迹等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用典作为一种文学修辞，如刘勰所说的“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其功能主要是使文辞更为含蓄和典雅。

    中国古代用典修辞早就有之。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出现了“互文性”的说法，它大体的意思是：一个文本不可能完全是自己的创造，一定是从别的文章中引用了、化用了某些成分；或是明写，或是化在自己的文章中。其实这个说法与中国古代的用典的意思差不多。用典变成了“互文性”，传统的文学修辞法变为现代的文学修辞法。

    那么，用典与社会文化有何联系呢？

    首先，用典这种文学修辞方法与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正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不断生成导致了用典这种文学修辞。社会精神文化的最初的生成可能是从民间到上层的，下层的百姓在劳动的实践中，由于有感受、有需要，形成了最初的歌谣。历史已经证明，下层劳动者创作的歌谣，必然会被上层的士人看中，于是拿过去加工，成为诗歌或其他作品。这种情况一代又一代这样持续下来。而士人从下层劳动者那里“拿过来”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用典”了，他们可能增加或减少一些字句，改变一些字句，或者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这过程从广义上说，就是用典。中国士人加工、改造、整理过的最早的诗歌（如《诗三百》），不断被后人“引用”或“化用”，创作成新的诗歌作品，这就更是“用典”了。因此“用典”是精神文化生成过程的重要一环，也可以说，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使“用典”成为一种文学修辞，“用典”是社会精神文化生成的产物。

    其次，再从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看，一方面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创造，另一方面是后一代的文化总是从前一代、前几代的文化里面继承一些成分。这继承中，必然要引用前代若干具体的资料，以说明新的文化意义，这就是典型的“用典”了。若用刘勰的话来说，文学的发展离不开“通变”两个字，“变”是根据现实状况提出新主张、写出新篇章，这是对古之变；“通”就是要学习古典，熟悉古典，吸收古典，使“变”建立在“通”的基础上。那么在这“通变”中，“用典”也就自然成为创造中重要的环节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情况不同，士人崇尚的风气不同，这又区别出“用典”的多少、好坏等。为什么到了宋代，会出现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把“用典”推到极端，提出“夺胎换骨”和“字字有来处”的主张呢？这就与宋代士人推崇的风气有关。他们更看重书本，而看轻了生活，或者说从现实逃向书本领域。黄庭坚生活的时代，现实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如与北方民族矛盾已经十分严重，内部纷争不断，而他们觉得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解决不了，他们逃向书本是他们与现实矛盾无法协调的产物。这样，黄庭坚看重的是杜甫和韩愈的诗“字字有来处”。

以上所述，说明了文学修辞中的用典的种种情况，其最深根源仍然在社会文化中。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文化的状况孤立地来理解文学修辞中的种种问题。 （摘编自童庆炳《社会文化对文学修辞的影响》）

新诗中尺度的缺失

    诗歌只有美才灵动，才有吸引力，才易打动人，才能诱发读者读诗的兴味，才能引领心灵进入哲理的思考中。美之于诗好比花朵之于果实，我们最终想要得到的当然是果实，但在得到果实之前，首先要能为花色所打动、所吸引。美可以有优美、壮美，也可以有哲思之美、幽邃之美；可以有繁复之美，也可以有简略之美。总之，一首诗要使人读后如饮甘醴，如沐春风，欣然而快意，或于沉思之间豁然有所得。而当今诗坛有一些人以审丑为乐趣，以玩弄低级趣味为能事，类似戏剧舞台上的一些小丑、猫狗之流，写一些恶俗的文字，招摇于世。这种人不但毁灭了自己，也堵住了人们朝向诗歌之路。所以，当下诗坛，去除丑化、鄙化、俗化、矮化的痞子诗歌是一件势所必然的事情。

    无论是写诗自娱，还是希望能于他人有所启示，一首诗都要有一定的精神含量，要能经得起时间(历史)的拷问。你对自己的心灵有足够的把握吗？我要问一问每一个写诗者。你是否做到了在世俗面前不低头，在困厄之中不动摇，在世界面前不自卑，在自我之中不迷失？在这个方面，我对中国的诗人还不能很乐观，甚至说还颇有些忧虑。长时期以来，中国人理性的不足，教育与生活中对人的主体性有意无意的漠视，都导致人性脆弱易折。正如诗人们所说，人是水边的一根芦苇。而我的期望不是这样的。我希望每一位写诗者在心灵上是强大的、明晰的，任何苦难挫折也摧不垮他心中的高峰。这种力量的强大体现在诗歌中则表现为对世界的洞悉。世界在他眼中是澄澈的、清晰的、有条理的，他因而能洞察宇宙中一切事理而能把握住自己，进而把握住诗歌。而中国的诗人们，更多的是缺乏对自己个体在世界宇宙中的定位。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是每一位写诗者都要明确的。而诗艺还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在诗歌本身的进程中和社会生活的进程中更新发展着。诗歌的价值本身在于不断带给人们新的阅读方式和新的美感体验，而不是对过去经验的反复重临。所以创新性或创生性成为诗人的不二追求。这既需要对过去诗艺的反复观摩与演练，同时又要有自我意识的跟进。这就要求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时刻是一个高度自觉而清晰的人。但在中国浩荡的诗歌作者队伍中，能保持诗艺上自觉且清晰的人，恐怕是凤毛麟角。而绝大多数诗人都是诗歌的追随者、模仿者，在他们的书写中，诗艺的尺度严重缺失，从而导致一种怪象：几乎每一位中国诗人都是某位外国大师的影子，在外国大师的裘腋下窃窃私语。从这个角度来说，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瑞典诗人，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对中国诗界来说，既是一种鼓舞，又是一种压抑。而我觉得，中国的诗人们应解开诺贝尔奖情结，做一个安静的诗人，去安静地写诗，解决好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最好的。我们的书写是为历史而存在的，为民族的心灵而存在的，而不是为诺贝尔文学奖而存在的。

（选自《北京文学》2012年第12期，有删改）

一直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时间上说，是在明朝之前的。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清明理性的孔孟之道。崇尚自然、游离社会的道学，作为主流思想的补充，与儒学一起“相辅相成”、“一阴一阳”，使得社会主流思想具有强大活力。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化的源头，无论是周公、老子、孔子，还是后来的诸子百家，都对人生保持清醒冷静的理性态受，保持孔子学说实践理性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在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高路的士大夫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于：人们崇尚天地人伦之间的道德，有高远的理想，讲究人格的修炼，反对人生世俗化，鄙视犬儒的人格特征。从春秋时代起，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使命，以追求道德、知识和审美为人生归宿。比如说孔子，从他的言语来看，更像是倡导一种人生价值观，追求人生的美学意义。又比如说庄子，他的学说，不像是哲学，更像是一种生活美学：道是无情却有情，看似说了很多超脱、冷酷的话，实际上透露出对于生命、本真的眷恋和爱护，要求对整体人生采取审美观照态度，不计功利是非，忘乎物我、主客、人己，以达到安详和宁静，让自我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这就是中国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艺术清洁精神。

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曾经说：“在艺术上，他们(中国人)追求精美，在生活上，他们追求情理。”这是说到关键了。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就是如此，一方面高旷而幽远，另一方面也连着“地气”，是自发的浪漫主义和自发的经典主义的结合。道家是中国人思想的浪漫派，儒家是思想的经典派。当东汉年间佛教传入之后，这种以出世和解脱为目的的宗教体系遭到了儒学和道教的抵抗，从而消解了印度佛教中很多寡凉的成分，经过“中庸之道”的过滤，其中极端的成分得到了淡化，避免了理论或实践上的过火行为，也因此，一种中国特色的佛教观产生了，佛教在中国更多变身为“生活禅”，变成一种热爱生活创造人生的方式。中国人一方面避免了极端的“出世”之路，另一方面、由于心灵的滋养、美智的开发，使得东汉魏晋，包括后来的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以及唐宋元产生了很多高妙的艺术，“艺术人生”的观念也随之如植物一样葳蕤生长，很多艺术种类都在这个阶段达到了高峰，比如说唐诗，宋词，元曲、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等，它们洋溢着一种高蹈的精神追求，境界高远，洁净空旷，如清风明月，如古松苍翠。

中国的艺术精神到了明清之后，有低矮化的倾向，明清以后，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专制制度进一步严酷；加上统治者出身和教育的局限，以及愚民政策的目的，整体文化和审美呈低俗化的倾向。随着“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度的推行，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被扼制，审美弱化，艺术更趋“侏儒化”、“弱智化”，大众普罗的喜好抬头，刚正不阿的风骨软化，崇尚自由、自然、提升的审美精神也在丧失。不过尽管如此，在明清时代的中晚期，那种崇尚自然，物我两忘的高贵精神仍时有抬头，一批有着真正艺术精神的独立艺术作品或有出现尽管如此，士大夫精神已不是艺术美和生活美的主旋律，它只是一种空谷幽兰的生命绝响。

(节选自 赵焰 《美的背后》，有删减)

    近年来，网络文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我国当代文艺建设的主力军和数字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柱，并逐渐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和文化发展战略然而，飞速发展的网络文艺在高度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轨迹上仍存在低俗、庸俗、媚俗、原创遗乏等问题，其整体的艺术追求和美学要素仍无法完全做到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当前网络文艺的紧迫使命就是要深耕时代沃土，回答时代课题，创作出与时代主流价值观共鸣共振的作品，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就是要描摹时代现实画卷我国正处于飞速变革的新时代，网络文艺创作不可能脱离时代文化语境去表达和传达数字空间的虚幻想象，而必须立足日新月异的时代潮流，描摹时代画卷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产业赋能都对网络文艺下半场的发展提出现实性和经典化诉求，网络文艺的现实题材也逐渐增多，体现出网络文艺创作的观念调整和美学转向。齐橙的网络小说《大国重工》连载于起点中文网，聚焦我国重型装备领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历程，是网络文学现实主义题材的重要代表作。这类现实题材的网络文艺皆因关注时代现实生活及人物命运起伏而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成为全民热烈讨论的文艺形式。

    描摹时代现实画卷成为网络文艺书写新时代伟大变革伟大实践的紧迫任务，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现实题材数量的简单增加还不能真正改变现有的文艺创作格局，网络文艺要真正有一番作为，需要在数量积累的基础上呈现质的提升。我们要警惕当前网络文艺现实题材的泡沫化、同质化，以及一些所谓的“冲奖文”对现实的机械排列。同时还应看到，一些被归入现实题材的网络文艺作品看似以现实生活为背景，却也是自带网络写作惯有的金手指、操作系统、随身空间等升级技能，不免重复着凡人修仙、穿越重生的游戏套路这样的想象无疑是一种白日梦般的欲望叙述，无法触及现实生活的坚硬和痛感，也就无从谈及把握时代生活脉搏，不能传达出作者对社会历史和现实人生的深刻思考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就是要绘写时代精神图谱盛唐诗歌有磅礴浑厚之气，晚明戏曲小说追求思想解放之风，“五四”新文学吹响启蒙与救国的号角，当代文学与文艺讴歌改革开放伟大成就那么，网络文艺又将绘写怎样的新时代精神图谱呢?网络文艺要满足人们对多层次、高品质阅读的期待，在注重流量和粉丝经济的同时，脚踏实地去感受新时代波澜壮阔的伟大变革和气象万千的现实生活，展现新时代人民生动丰富的精神风貌，谱写无愧于时代的精神气象，以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就是要引领时代文化风向近年来，中国网络游戏、网剧、网络小说及其改编的影视剧等，纷纷走出国门，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力量但客观而言，与席卷全球的好莱坞电影、韩剧、日本动漫等文化产品成功的文化愉出相比，中国网络文学扬帆出海的历程和经验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对外传播的文化影响力也还不够。因此，未来网络文学若要持续引领文化风向，要在世界文学舞台呈现连接网络空间共同体的目标，除了不断加强原创品质的提升，还应更加敏锐、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反映时代精神，使中国网络文学真正成为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有力载体。

（摘编自刘桂茹《网络文艺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地理大发现时期，美洲巨大的体量突然从黑暗的大西洋中浮现，横在欧洲旧大陆面前，使欧洲人感到异常惊惧，他们用一个古希腊地理学名词“antipodes”来指称这块从大地的另一端冒出来的陌生板块。这个词的意思是“对极”，也就是“恰恰相反的事物”。对于旧大陆来说，美洲就是一种恰恰相反的存在物，换言之，美洲是欧亚旧大陆的反题和悖论，这种悖反的特性将遍布每一个方面，新大陆注定以有悖于旧大陆的固有方式介入世界史，这必将使旧大陆感到极其不适。1776年以后，美利坚建国，并且从政治与道德维度继续向其余世界展示美洲这种神秘的悖反特质。

    美国的“对极性”或“反题性”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就是它的荒野。荒野并非一无是处的空空荡荡，荒野是文明的反题，文明在荒野遇到最彻底的否定力量。伯纳德·刘易斯和塞缪尔·亨廷顿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忧心不已，但文明与荒野之间冲突却是世界史进程中的另一个伟大叙事，对此，罗伯特·卡普兰具有充分的警觉。他的《荒野帝国》研究的并非美国荒野，而是从荒野角度研究美国，美国的“反题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卡普兰的文字一再印证了“边疆史学”创始人特纳的洞察：美国的成长史是一部经久不息的“脱欧史”，亦即“去文明史”。从东岸开始，当一个定居点构筑妥当以后，他们便毫不迟疑地离开，向西行进，再度隐入荒野。这种“逃离”文明世界和再度“野蛮化”的双重变奏，塑造了美国独特的充满野性的灵魂和身体。

    文明和野蛮两种元素的和谐共存，锻造了美国强悍的肌体，使得这个民族可以承载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多元生活和道德方式，尤其可以完美而无副作用地对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提出的以“自然状态”为根本驱动力的政治方案。“自然状态”就是“政治状态”的“antipo-des”，它和美国荒野共享一种文明秩序的“反题性”。霍布斯、洛克和卢梭要解决的最重大议题就是如何让“政治状态”和“自然状态”共同存在于一种更高的状态中。同样道理，美国要解决的最重大问题就是如何终结文明和野蛮的敌对和厮杀，让两者为构筑一种更加恢弘的空间秩序贡献各自的独有元素，正题和反题在此被综汇为合题。综观世界史，很多文明都毁于野蛮的打击，很多政治理论也无法解决治乱更替的“黄宗羲定律”，究其原因，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这些失败的文明与学说不具备兼容“反题”的体质、胸怀和智慧。

（2018年11月29日《南方周末》，林国华《从荒野角度看美国》，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