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故事

林海音

    南腔北调的夏夜乘凉会，一直聊到月上中天，还没有散去的意思。

    大家被彭先生的故事迷住了。

    彭先生是张医师的朋友。张医师最近常鼓励大家去验血型。大家都没有动过大手术，对于血的一切不够亲切。

    今晚又谈到了血型。这位彭先生说，作为现代的国民，血型不可不验，而且它或许还有意想不到的妙用呢!

    这时，钱太太开腔了：“干脆说罢，我就怕验出是AB型的！”

    钱太太所以这么说，实在也怪张医师，他曾说AB型是不祥之兆。

    “我丈母娘就是AB型的。”这时，彭先生忽然冒出来这么一句话。钱太太“咯”地笑了：“还管丈母娘的血型呢！”

张医师紧接着说：“提到彭先生的丈母娘，你们别笑，这里还有段恋爱悲喜剧呢！倒是可以请彭先生讲给你们听。”

    “谈起来，是五年前的事了，”彭先生躺在藤椅上，仰着头，喷着烟，微笑着，他倒真是在做甜蜜的回忆呢！“那时秀鸾在秘书室做打字员，天天从我办公桌的窗前经过。”

    “你就拿眼盯着看！”有人插嘴。

    “不错，我盯着她那会说话的眼睛，淘气的鼻子，甜蜜的小嘴儿……”

    “结果认识了没有？”

    “当然有机会认识啦！日子一久，我们就坠入情网了，互订终身。热带的小姐，实在另有她们可爱之处。”

    “台湾小姐？”到这时大家才知道是位台湾小姐。

    “糟糕的就在秀鸾是台湾小姐。”彭先生接着说。

    “我知道，一定是聘金的问题。”有人说。

    彭先生悠然地吸着烟，摇摇头：“是我那位老丈人的问题！”

    “我那老丈人真是铁打的心肠，任凭秀鸾怎么哀求，就是不许她嫁给我。”

    “他认准了‘外省郎’没好的。秀鸾跟她爸说，如果不答应，她宁可去死。老头子也说，你要嫁给那小子，我只当你死了。结果，秀鸾还是投进了我的怀抱。”

    “但是关于你丈母娘的AB型呢？”这时钱太太又想起了这件事。

    大家笑起来了，彭先生接着讲：

    “我是很乐观的，我总以为我们结婚以后，一定会把我们翁婿之间的关系慢慢调整过来。可是一年下来，我的愿望始终没实现，有时看着秀鸾挺着大肚子进去，就让我风里雨里站在门口，我真想冲进去。可是我心疼秀鸾，到底还是忍住了。”

    “真惨！”林太太不胜唏嘘。

    “倒是我那丈母娘会偷偷出来塞给我点心什么的。”

    “有一天我独个儿上了老丈人家的门儿喽！”

    “好大胆子！”有位先生插嘴。

    “你以为我上门找打架哪，我是报告秀鸾入院待产的消息去了。大胖儿子生下了，算是又见了一代，可是我们的情形并未见好转，老丈人在他女儿面前连半个字都没问过我。”

    “迭格【注】老泰山凶得来！”

    “硬是要不得！”

    “有一天，”这段回忆大概很有趣，彭先生自己也未语先笑了，“秀鸾匆匆忙忙回来了，慌慌张张地说：‘爸爸病了！’‘什么病呀？’‘肠子！肠子要剪断！快走。’唉！我那铁石心肠的老丈人呀！也有一天柔肠寸断了！”

    大家听到这里哄然大笑。林太太说：“彭先生，你解恨了，是不是？”

    “不敢！”彭先生虽然这么说，可是仍然可以看出他的轻松。“秀鸾说爸爸需要输血，但秀鸾是A型，小舅子是B型，丈母娘是AB型……”

    “他们都不能给病人输血，买血要五百块钱100CC，共需300CC一千五，秀鸾母女实在着急。我对秀鸾说：‘这样说来，你爸爸是O血型的喽？’秀鸾点点头。我说：‘你何必着急呢！现成的大血人在这儿哪！我也是O型的呀！’

    “第二天，我那干巴巴的老丈人，一把拉住我的手，‘你金家伙！你金家伙’……”

    “你金家伙？是日本话，还是骂人的话？”

    “‘你金家伙’，台湾话‘你真正好’也！我们爷儿俩的手紧紧地握着，两股热血交流，一切嫌隙都被血般的事实给溶化了！”彭先生说到这里，向张医师挤了一下眼，微笑着，“所以，我要奉劝诸位，血型不可不验，它实在有意想不到的妙用！”

    故事讲完了，大家觉得非常有趣，林先生首先说：“血型不可不验，明天就去验。张医师，先给我挂个号。”

    “对！对！血型不可不验。”大家同声地说。（有删改）

【注】迭格：吴方言，意为“这个”。

捡烂纸的老头

汪曾祺

    烤肉刘早就不卖烤肉了，不过虎坊桥一带的人都还叫它烤肉刘。这是一家平民化的回民馆子，地方不小，东西实惠，卖大锅菜。炒辣豆腐，炒豆角，炒蒜苗，炒洋白菜，比较贵一点是黄焖羊肉，也就是块儿来钱一小碗。在后面做得了，用脸盆端出来，倒在几个深深的铁罐里，下面用微火煨着，倒总是温和的。有时也卖小勺炒菜：大葱炮羊肉，干炸丸子，它似蜜……主食有米饭、花卷、芝麻烧饼，罗丝转；卖面条，浇炸酱、浇卤。夏天卖麻酱面。卖馅儿饼。烙饼的炉紧挨着门脸儿。一进门就听到饼铛里的油吱吱喳喳地响，饼香扑鼻，很诱人。

    烤肉刘的买卖不错，一到饭口，尤其是中午，人总是满的。附近有几个小工厂，厂里没有食堂，烤肉刘就是他们的食堂。工人们都正在壮年，能吃，馅饼至少得来五个（半斤），一瓶啤酒，二两白的。女工们则多半是拿一个饭盒来，买馅饼，或炒豆腐、花卷，带到车间里去吃。有一些退休的职工，不爱吃家里的饭，爱上烤肉刘来吃“野食”，爱吃什么要点儿什么。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主儿，原来当会计，他每天都到烤肉刘这儿来。他和家里人说定，每天两块钱的“挑费”^①都扔在这儿。有一个煤站的副经理，现在也还参加劳动，手指甲缝都是黑的，他在烤肉刘吃了十来年了。他来了，没座位，服务员即刻从后面把他们自己坐的凳子搬出一张来，把他安排在一个旮旯里。有炮肉，他总是来一盘炮肉，仨烧饼，二两酒。给他炮的这一盘肉，够别人的两盘。因为烤肉刘指着他保证用煤。这些，都是老主顾。还有一些流动客人，东北的、山西的、保定的、石家庄的。大包小包，五颜六色。男人用手指甲剔牙，女人敞开怀喂奶。

    有一个人是每天必到的，午晚两餐，都在这里。这条街上的人都认识他，是个捡烂纸的。他穿得很破烂；总是一件油乎乎的烂棉袄，腰里系一根烂麻绳，没有衬衣。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好像是浅黄的。说不清有多大岁数，六十几?七十几?一嘴牙七长八短，残缺不全。你吃点儿软和的花卷、面条，不好么?不，他总是要三个烧饼，歪着脑袋努力地啃噬。烧饼吃完，站起身子，找一个别人用过的碗（他可不在乎这个），自言自语：“跟他们寻一口面汤。”喝了面汤，“回见!”没人理他，因为不知道他是向谁说的。

    一天，他和几个小伙子一桌。一个小伙子看了他一眼，跟同伴小声说了句什么，他多了心：“你说谁哪?”小伙子没有理他。他放下烧饼，跑到店堂当间：“出来!出来!”这是要打架。北京人过去打架，都到当街去打，不在店铺里打，免得损坏人家的东西搅了人家的买卖。“出来!出来!”是叫阵。没人劝。压根儿就没人注意他。打架?这么个槽老头子?这老头可真是糟，从里糟到外。这几个小伙子，随便哪一个，出去一拳准把他揍趴下。小伙子们看看他，不理他。

    这么个糟老头子想打架，是真的吗?他会打架吗?年轻的时候打过架吗?看样子，他没打过架，他哪里是耍胳膊的人哪!他这是干什么?虚张声势?也说不上，无声势可言。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

    没人理他，他悻悻地回到座位上，把没吃完的烧饼很费劲地啃完了，情绪已经平复下来——本来也没有多大情绪。“跟他们寻口汤去。”喝了两口面汤，“回见!”

    有几天没看见捡烂纸的老头了，听煤站的副经理说，他死了。死后，在他的破席子底下发现了八千多块钱，一番一沓，用麻筋捆得很整齐。

    他攒下这些钱干什么?

（选自《汪曾祺全集》）

[注]①挑费，京津冀方言，指家庭日常开支。

桥边的老人

[美]海明威

    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

    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扳着轮辐在帮着推车。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 ”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象牧羊的，也不象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抛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①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抛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我想我现在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②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③。”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

    “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注】①托尔托萨：西班牙塔拉戈纳省城市。②巴塞罗那：西班牙最大的港市。③埃布罗河：西班牙境内最长的一条河。

（选自《海明威短篇小说选》）

过门

陈永林

    日头已爬上窗了，可木子还在睡觉。木子的娘用劲推木子，懒鬼，还不起床?木子嘟哝着，让我多睡会儿。娘就扯木子的耳朵，待会儿，梅梅就来过门。到时见你还睡在床上，不吓跑才怪。木子心里说，吓跑了更好。可木子不敢说出嘴，怕惹娘生气。木子磨磨蹭蹭地起了床。木子洗漱后，娘说，你快把你房间整理一下。木子说，有啥整理的?娘说，被子该叠叠，房里的书乱七八糟的，该放好。

    木子进了房，坐在床上发愣。按理今天是他的大喜日子，该高兴才是。可木子脸上没点喜气。他见过梅梅，没有脸热心跳的感觉。梅梅太普通了。木子心里的女人决不是这样子的，木子就不同意。娘对木子一顿好训，梅梅看上你是你的福气，你以为自己有啥了不起，你整天写那些狗屁小说有屁用！既当不得衣服穿又当不得饭吃，你该拿镜子照照自己……凭娘怎么说，木子就是提不起情绪。 

    今天梅梅来家过门。一过完门，梅梅就可以说是他女人了。在这儿，过门指女方第一次进男方家的门。过门时，男方要给女方一笔过门费。女方对男方家人的称呼全得在过门时改口。女方以前叫男方父亲为姨父，叫男方母亲为姨娘，过门时得改口叫公公、婆婆。过完门，女方就是男方家的人了。

    木子正胡思乱想时，娘叫他，木子，梅梅来了，快拿爆竹来放。木子就燃了爆竹。噼里叭啦的爆竹声引来许多看梅梅的村人。梅梅就笑吟吟地给男人敬烟，给小孩和女人撒糖。木子很烦这些礼节，又躲进房里去了。娘随后进来了，说，木子，娘求求你了，今天高兴点，别让梅梅生气。娘不会看错眼，梅梅是个好女人，你找上她，不会亏。娘说这些话时眼里有了泪，木子的心里就酸酸的。木子跟娘出了门。

    吃面条时，梅梅见木子的娘碗里没有鸡蛋，就把自己碗里的鸡蛋往木子的娘碗里拨。娘说，你自己吃。一躲，鸡蛋就摔在地上。梅梅忙捡起地上的鸡蛋，去盛水洗。木子的娘忙说，我来，我来。梅梅说，娘，你歇着，我自己来。梅梅的嘴很甜，叫娘叫得极亲昵。木子的娘欢欢地笑了。

    吃完面条，娘就炒菜。菜在昨天就预备好了，该洗的已洗了，该切的已切了。娘炒菜时，木子坐在那里烧火。

    菜很快端上桌。菜很丰盛，一张大圆桌都摆不下了。梅梅说，娘，别再弄了，弄多了吃不完。

    吃饭时，木子的娘不住地给梅梅夹莱。梅梅说，娘，我自己会夹，瞧我碗里已放不下了。

    木子的娘和木子收拾饭桌时，梅梅也帮着把没吃完的莱放进厨房里的碗柜里。木子的娘不要梅梅干，可梅梅不听。梅梅端最后一碗菜去厨房时，木子要拿抹布，也去了厨房。

    木子见梅梅从盘子里夹起一条鸡腿往手里的薄膜油纸袋里放。木子惊呆了，此时梅梅也见到了木子，梅梅啊地一声惊叫，手里装有鸡腿的油纸袋也掉在地上。木子狠狠瞪了眼梅梅，冷冷哼一声，转身就走。梅梅喊，木子，别走。木子立住了，梅梅说，木子，这事你千万别告诉娘。梅梅的声音哽咽了，我，我太贱……我娘一辈子没吃过鸡腿，我想带回家给我娘吃。我家穷，只有过年时才杀只鸡，娘总把鸡腿夹给我和弟弟吃。我夹回给她，她还生气，我，我……梅梅已是一脸的泪水。

    木子的心也痉挛地抖起来，眼也发涩。木子捡起地上的薄膜油纸袋，又往里放兔子肉、牛肉、墨鱼，袋子装不下了，木子才递给梅梅。木子看梅梅的目光里荡着理解而温柔的笑意。

    两天后，木子去菜市场买了10只鸡腿去了梅梅家。

    婚后，木子同梅梅很恩爱。

    后来，木子写小说出了名，有许多年轻漂亮的女孩给木子写那种火一样烫的情信，可木子一点也不心动，木子心里只装着梅梅。

17号旅馆

远山

    他一上码头，径直往左前方的一条铺着青石板的小路走去。似乎，他对这个名叫布袋的小岛地形非常的熟悉。

    17号旅馆。他抬头看了看院子墙门上面的门牌号，这个小岛最有特色的就是一家家错落有致的庭院式旅馆。

    老板娘，我还住三楼最靠边的明轩斋。倚在总台边，他笑容满面。明轩斋已经有人住了，老板娘看着面熟的他抱歉地说。我可以等。他庆幸自己比她早到了七天，他一定要比她早到的，他还有许多事要做。

    第六天，他终于住到了明轩斋。一进门就直奔卫生间，从口袋里掏出那把锋利的瑞士小刀，轻轻一弹就打开了洗手台下面的木夹层。果然，他去年藏着的东西还在，用黑油布包裹着。

    他拿过来，坐到了靠窗的藤椅上，细细抚摸着那黑油布。窗外是海，一望无际，他似乎看到了去年的那个傍晚，那个自己，那个她。

    那是他第一次来这个小岛，他是随便在网上点击时点到这个地名的，一个小岛屿，一个还保留着古老的传说带点神秘的小岛。他从长白山下来，只带了一把贴身的瑞士小刀。海风习习，涛声轻柔。他第一次看到海，他很好奇，他更好奇，夕阳下的那个背影，修长，衣袂飘飘，他想起了安徒生童话里那个海的女儿。

    他走过去，慢慢地靠近她，他很想跟她说说话，他很担心她，天快黑了，海边没有一个游客，一个女孩子独自站在海边很不安全。他看时间她已经整整站了一个小时了。她一直看着前面的那片海。他不好打扰，他怕她怪罪，尤其对于一个陌生的女人。于是，他也装作欣赏大海的样子站在她的旁边。

    突然，她转过头来，她说，我叫清秋。他很纳闷，她叫什么关他什么事呢。她接着又说，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知道你住在哪？你叫应涛，是住在17号旅馆明轩斋的房客。你住在明轩斋七天了，你是个画家。你不停地画不停地撕，你很烦躁，你很焦虑，你画画时落笔很重，你撕画时很急，你情绪不稳，带着很大的不满，你像是要把生活和自己都撕碎了。

    她好看的嘴巴一张一合，一句句清晰的话从她的嘴里慢吞吞地流出。他惊讶地看着她，看着她看不清的眼睛，天都黑了，这个还戴着墨镜的女人究竟要干什么呢？我就住在你对面的房间，红藤阁里的女人，从我的阳台可以看到你的房间，你很粗心，或者说你已经不在乎，你不拉上窗帘，这几天几乎不吃饭不睡觉，你很糟糕。她继续轻轻柔柔地说着。

    那么你呢，你一个人站在这里也是……？他手里紧攥着那把瑞士小刀，迎着她问。如果不是因为担心她——很莫名其妙的，他居然还会去担心一个陌生的女人。此刻，他恐怕用那把瑞士小刀割了自己的手腕走向海里了，他从长白山下来时就是这么想的。他给了自己七天时间，如果在这个无人干扰的小岛上，他用七天的时间还没有构思出自己一副满意的作品，那么他就用这把瑞士小刀结束自己，他是个艺术家，没有了灵感和创造，就等于死去。

    你终于问了。她弯下腰，轻轻地撩起裙子的一角。你看到我的左腿有什么不一样吗？你不知道那天的舞台有多漂亮啊，镁光灯、音乐、天鹅湖，一切都布置好了，一只只白天鹅就要起飞了，可是，世事就是这么难以预料，当领舞的那只白天鹅刚从幕布后飞出来时，舞台旁边的一根管子倒了下来，那只天鹅飞不起来了，后来医生宣判了，从此不能再在舞台上跳舞了。她抚摸着明显纤细的左腿，声音低了下来。

    但是，路有千万条，对不对？少顷，她直起腰抬起头，嫣然一笑，摘下了墨镜，一双大眼睛亮闪闪装满了天鹅湖的水。

    扶我一把，她把手伸向了他。有很多摄影师替我拍过照片，但还没有一个画家为我画过像，明天，你能为我画一幅吗？

    他把那只紧攥着那把瑞士小刀的手缓缓地抽了出来，握住了她。

    一轮旭日冉冉升起，海面上一片霞光，她就这样面朝大海，静静地……他突然感觉眼前是多么辽阔，似乎有一股强大的暖流激励着他，他支起了画架，运笔入神，从没过的轻松和流畅，仿佛有一把钥匙开启了他的思想、灵魂。他把画郑重地交到她的手里。

    我不要。她轻轻摇头，你把它藏在17号旅馆里吧，我们约定明年的今天一起来取。

    明年的今天一起来取。他坐在靠窗的藤椅上，窗外是海，一望无际。

流光似水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圣诞节一到，孩子们又提出了买一条手划艇的要求。

    “行，”爸爸说，“等咱们回到卡塔赫就买。”

    但九岁的托托和七岁的乔尔比父母想象的执拗得多。

    “不，”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现在就要，在这儿就要。”

    “可是，”妈妈开口了，“要想在这儿航海，你们只能打开浴室喷头放水了。”

    她和丈夫的话都没有错。他们在西印度卡塔吉娜的家有个带海湾船坞的院子，还有一个可容两艘大游艇的棚舍。而在马德里，他们全家挤在卡斯特拉纳街47号的五楼公寓里。可是他俩曾经答应孩子们，如果他们得了全班第一，就送他们一艘有六分仪和罗盘针的划艇，孩子们做到了。于是爸爸把这些都买来，那是一艘漂亮的铝艇，吃水线有一道金色条纹。

    “小艇在车库里。”午饭时爸爸说，“问题是车库也没多大地方了，而且没法拿上来，走电梯或者楼梯都不行。

    可是第二个礼拜六下午，孩子们请同学帮忙把小艇搬上楼梯，好不容易才搬到女佣房。

    爸爸说：“恭喜！现在呢？”

    男孩子们说：“没怎么样啊，我们只是要把小艇在房间里，現在已经放进来啦。”

    又一个礼拜三。爸爸妈妈照例看电影去了。孩子们成了家里的大王兼主子，他们关上门窗，打破客厅里一个亮着的灯泡。一股清凉如水的金光流泻出来，他们任由它流到近三尺深；于是关掉电门，拿出划艇，就在屋内的小岛之间随意航行。

    这次神奇的冒险是我参加一期家用品诗歌研讨会，说了几句玩笑话的结果。托托问我为什么一碰开关灯就会亮，我没有勇气多思考。“光就像水，你一扭开龙头，它就出来了。”我说。

    于是他们每礼拜三晚上继续行船，学习使用六分仪和罗盘针，等他们的父母看完电影回家，总发现他们在干干的陆地睡得像天使。几个月后，他们渴望走更远，就要求全套的潜水裝，包括面具鳍状肢、氧气和压缩空气枪。

    父亲说：“你们把一艘不能用的划艇放在女佣房间已经够糟了。现在你们还要潜水装备，岂不更糟糕。”

    “如果我们第一学期赢得金栀子花奖呢？”乔尔说。

    他们的母亲惶然说，“不，已经够了。”

    他们的父亲责备她太强硬。

    她说，“这两个孩子该尽本分的时候，连根钉子都赢不到。可是为了得到他们要的东西，他们什么奖都拿得到，连老师的职位都能抢到手。”

    最后父母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可是到七月，托托和乔尔各获得一个“金栀子花奖”，且获得校长公开表扬。那天下午，他们没有再开口，就在卧室里发现两套未拆封的潜水用具。于是下一个礼拜三 ， 他们的父母在电影院观赏《巴黎最后探戈》的时候，他们把公寓注满了深远两寻（约十二尺）的金光，像温驯的鲨鱼在床铺等家具底下潜游，从光流底部打捞出不少几年来迷失在黑暗里的东西。

    在年终颁奖大会上，两兄弟被赞誉为全校典范，获颁杰出奖状。这次他们用不着开口，父母主动问他们要什么。他们非常讲理，只要求在家个开宴会招待同班同学。

    下一个礼拜三 ， 他们的父母正在观赏《阿尔及尔战役》时，卡斯特拉纳街的行人都看见一道光瀑从一幢树影掩映的旧楼流泻下来，溢出阳台，一股一股沿着房屋正面倾注而下，呈金色洪流急奔下大道，一路照亮了市区，直亮到瓜达拉巴。

    救火队为应付这个紧急状况，撞开五楼的门，发现公寓满是金光，一直淹到天花板。豹皮沙发和安乐椅在吧台流出的酒瓶和大钢琴间高高低低漂浮着，钢琴上的马尼拉罩巾载浮载沉，像一条金黄色的软骨鱼不停地扇动。家用品诗意盎然，自己长了翅膀在厨房的天空飞翔。孩子们跳舞用的军乐队乐器，在母亲水族箱里游出来的彩色鱼儿间漂来漂去，那些鱼是浩瀚的金光沼泽里惟一活生生而且快快乐乐的动物。

    大厅那一头，托托戴着潜水面具和仅够抵达港口的氧气，坐在船尾，随浪潮摆动，手握紧双桨，正在找灯塔；乔尔浮在船头，还在用六分仪寻找北极星；满屋子漂浮的是他们的三十七个同学，有的正在窥视天竺葵盆栽，有的正在唱改了歌词来嘲弄校长的校歌，有的正从爸爸的酒瓶偷喝一杯白兰地酒，就这样化为永恒。他们同时扭开太多灯，公寓泛滥成灾，医院传教士圣茱丽安纪念小学的整整两个班学生遂淹死在卡斯特拉街47号五楼——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一个夏天像火烧、冬风冷如冰、没有海洋也没有河流、内陆根性的居民永远学不会光海航行术的遥远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