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经济行为的互利与道德行为的互利是不同的。经济行为中的利他是结果的利他，而动机仍然是利己的，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并不能保证结果一定是利他的。而道德行为中的利他不仅要求结果的利他，也要求动机的利他，至少在动机上不能是损他的。从结果来看，经济行为的互利也与道德行为的互利存在着差异。经济行为的互利主要是就满足经济主体的当下需要而言，并不能保证从长远看仍然对双方有利。有些经济行为虽然满足了双方的需要，但这些行为本身就是非法的或不道德的，如向恐怖组织出售武器。此外，有些双方互利的经济行为，也可能导致第三者受害，如盗版光盘的买卖使专利所有者的权益受到侵害。道德行为的互利不仅要求符合行为者双方的眼前利益，也要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并且这种互利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为代价。

    ②在经济活动中，人们把实现利益最大化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的实现却未必符合伦理要求。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前提，这一假设的含义是：在理想情形下，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因此，在经过理性判断后，他会选择那些能够比其他行为更好地满足自己需要的行为。简而言之，“经济人”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他试图用尽可能少的努力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而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始终且完全恪守经济人原则的个体例证。但是，“经济人”作为一个理论假设得到了大量的学术拥护者，这种“经济人性格”也不时在一些经济活动中显现出来，从而使利与义的冲突更加明显。

    ③大体而言，义利冲突可以概括为两种比较典型的表现形式，一种是为了道义而丝毫不顾个人利益和个人需求，我国古代的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这种义利冲突形式的典型表现；另一种是为了实现利益而丝毫不顾道义。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义利冲突主要偏向后一种情况，并且主要体现为拜金主义。在商品经济中，私人的劳动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因此，人们所生产的商品决定其在经济活动中是亏本还是赢利，决定其劳动能否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样，商品似乎具有了某种特殊的力量，导致人们把自己生产的商品当作神一样来崇拜。货币出现以后，一切产品、活动都可以同货币相交换，而货币又可以无差别的同一切相交换，因此，使不同的东西相等同的货币就具有了非凡的魔力。在质的方面，货币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此它在形式上是无限的。但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为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导致货币贮藏者贮藏货币的欲望永无止境。

（选自《经济伦理学》有删改）

和谐——“贞观之治”的时代精神

黄朴民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可歌可泣的黄金岁月，是古代政治走向清明、积极进取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不朽象征。在“贞观之治”的诸多优良传统中，“和谐”显然是最为核心的内涵，它体现了“贞观之治”的本质属性，象征着“贞观之治”的时代精神。

    “兼容并蓄，宽容海涵”。唐太宗李世民以博大的襟怀与气魄，在治国经武时做到虚怀若谷，宽容包纳。这表现为：在制定方针，实施政策时，能够不以一人之智为智，而以众人之智为智，将决策建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之上；在君主个人道德修养方面，能够容忍魏征等臣下的犯颜直谏，闻过则喜，在胜利面前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在人才任用上，能够不别亲疏，唯才是举，甚至包容魏征、王珪、薛万彻等原先身为敌对营垒的贤能之士，让其拥有广阔的政治舞台发挥文韬武略；在民族关系处理上，能够摈弃狭隘的“夷夏之辨”畛域，打破“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的怪圈，奉行“胡汉一家”、“爱之如一”的民族理念，甚至赦免宿敌颉利可汗的性命，从而最大程度上化解了长期以来因民族征伐而积聚的民族仇恨，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和而不同，因事设宜”。这一点，在“贞观之治”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如在用人上，既能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像名相房玄龄和杜如晦，一位善谋，一位能断，唐太宗使两人默契配合，优势互补，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房谋杜断”佳话。又如在边疆治理上，提倡“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不改变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原有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生活习俗，这样大大缓和了民族矛盾，确保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安宁，造就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气象。

    “文武并用，恩威互补”。考察“贞观之治”，我们能够发现，唐太宗君臣在治国思维的选择和管理艺术的运用上，很好体现了文武并用，刚柔相济的显著特点。如一方面，提倡法制，执法不避权贵；另一方面，注重教化，以温和的德治方式争取民心，“令上下同意”。一方面，勇于求谏，善于纳谏；另一方面，又敢于决断，雷厉风行。做到了“仁”与“礼”的有机统一，“德”与“刑”的相辅相成，张弛有章法，宽严有节度。又如在文化上，既推崇和确立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儒学之盛，古者未之有也”，彻底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周孔之教，阙而不修”的儒学式微局面；但同时又承认和鼓励佛教的传播和道教的发展，让儒、佛、道三家互为促进，互为弥补。再如，在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上，一方面用怀柔羁縻的方式进行安抚，保证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宁；另一方面又补充以必要的军事威慑甚至打击手段，以战止战，同样做到了文武之道，张弛互补。

    “高者抑之，低者举之”。这是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在这方面，“贞观之治”为后世封建社会树立了一个杰出的典范。首先是唐太宗践行“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的为君之道，带头提倡节俭，释放宫女，让利于民，“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奖励农耕，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悲剧的上演。其次是对皇亲国戚多有约束，防止他们为非作歹，平添社会的对立。同时，根据“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原则，慎重选择地方官吏，整肃贪黩腐败，确保朝廷的安民方针与措施能够落到实处。其三是健全完善科举取士制度，让有才能的寒素之士能够进入官吏队伍，扩大统治基础，调整社会阶层的利益，达成相对的动态平衡。

    《资治通鉴》“贞观四年”记载：“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李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这中间虽不乏封建史家的某些粉饰之辞，但所概括的“贞观之治”的显著成就，还是基本可以信从的，堪称一代治世的形象写照。而在这煌煌治绩的背后，所蕴涵的正是追求和谐、实现和谐、维系和谐的治国理念与实践之时代精神，它作为“贞观之治”的核心内核，其价值、其意义乃是超越时空的，留给后人以永远的追慕与启迪！

（节选自《光明日报》2008年5月   有删改）

梁思礼，爱国的梁家驯火者

董海旺

    2016年4月14日，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有人曾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

    幼年的梁思礼确实讨人喜欢。每次觉察到父亲要抽烟，他就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烟灰缸一同递到父亲跟前，引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父亲只要两三天见不到他就心头痒痒。然而，父亲并没有陪伴梁思礼太久，在他5岁时，父亲离开了人世。“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曾回忆道。

    赴美留学前，梁思礼几乎都在天津。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便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因为那时的他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1945年，梁思礼从电机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那儿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梁思礼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1956年10月，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风华正茂的梁思礼，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但很快，1962年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令踌躇满志的梁思礼尝到了失败的痛切。这枚导弹发射后不久，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落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望着炸出来的大坑，在场的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梁思礼却一言不发。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的驯火史更是一本失败者之书。他生命中的67年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比成功“贵”得多。正因为历经无数次失败，梁思礼才开创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后来，他参与了“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研制工作，并创造了1 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也正因为尝过无数次失败，他主持发射的洲际导弹能够横跨南北半球，跨越6个时区，向着预定海域飞去。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每个航天史上的“首次”，经过失败的孕育，都像是梁思礼的孩子。

    航天这一行，梁思礼一做就是67年。好在，他天生就会找乐子。1974年，50岁的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人们都说，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真是浪费人才。可梁思礼却分外感谢组织的照顾：逃离“文革”这块是非之地，精神上无比轻松自在。每天，梁思礼戴好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看着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梁思礼满心自豪，还与它们合影留念。

    他的生活永远都是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即便是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做起什么，都别有一番意趣。自去年住院以来，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旋律欢快的《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等曲子。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旋律响起，躺在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女儿梁旋见他的脚部在动，便合着音乐节拍帮他活动脚部。她乐感不好，梁思礼便笑着指挥道：“快了，哎，慢了。”只是，音乐还是没能留住这位老人。梁老走了，带着他熟悉的旋律，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

    与那个年代中国所有驯火者一样，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见他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光荣榜上也没有，他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遮掩的背影，他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的名字却越发清晰，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留在时代的注脚里。“爱国，不需要理由。”梁思礼总是这样说。大师风骨，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

（节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戏曲作为综合艺术，吸收了多种其他艺术门类的优点和手段，融为一体，创造了在世界舞台上独树一帜的艺术。以武打为突出特征的武戏，堪称世界剧坛的一朵奇葩，集中而鲜明地体现着戏曲的中华美学特色和独具优势的艺术表现力。

    武戏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京剧形成初期，武戏依然保持着粗犷的古朴之风，注重勇猛、激烈的跌打翻扑，不太讲究造型、做戏。随着剧种的成熟、发展，经过几代艺术家特别是作为“武戏文唱”的引领者杨小楼的执着进取，在继承传统武打技术的基础上，一方面对技巧动作加以美化，增强舞蹈性，另一方面强调基本技术服从剧情和表演的需要，使技巧动作成为一种优美的舞姿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并与唱、念、做结合运用，让武戏得到整体提升，留下许多具有精美观赏价值的经典之作。

    武戏美在哪里？第一层次是“形式感知”。武戏以动作因素为主，演员把握自己的动作，按一定的节奏在时间和空间中延伸，通过强与弱、快与慢、刚与柔、动与静的变化，呈现流动和瞬间的美，加上开打、翻跌、下高、打出手等高难度惊险动作的穿插运用，带来的悬念和惊叹，显然更直观，更富于视觉的冲击力。这也是人们被京剧吸引往往从武戏开始，京剧走出国门必带武戏的重要原因。第二个层次是“共情与共感”。武戏流传至今的优秀剧目，内容大多数弘扬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如保家卫国、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除暴安良、打抱不平的侠义精神，塑造了许多忠臣良将和民间英雄人物，传达的是正能量。即使是反面或性格复杂多面的角色，也能够通过细致入微的刻画，脸谱、神态、身段表演等鲜活地揭示其本来面目，于恶中见美，美中见恶，取得观众的审美认同。

    美是难以被忘记的。京剧艺术博大精深，绚丽多姿，文戏、武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前些年武戏的势弱，出自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因除了大众娱乐日趋多元，流行文化的冲击，还有武戏演出对场地、环境的要求严于文戏，造成展示机会较少，多年来在大型演唱会中只能于开头、结尾烘托气氛，难以尽显完整风貌。内因则表现为传承、创新乏力，随着一代技艺精湛的老艺术家先后离去，舞台水准下滑，难以适应新、老观众的审美需求。

    当前，武戏振兴迎来新的良好机遇。以传统为根脉，不仅指具体的戏与技巧，还有前辈艺术家积累的经验和启示。高盛麟先生曾对武戏演员提出“三要”：一要打好基础，意指基本功要规范、扎实、过硬，唱、念、做、打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可偏废，才能真正体现武戏的整体美；二是演好人物，包括准确把握人物的个性，处理好技术与人物的关系，表演要有真实感，脱离生活和人物的技巧堆积再多，也无美可言；三要跟上时代，了解时代和观众的审美取向，对武戏有所创新，有所丰富。尤其是武戏的新剧创作很少，值得分外重视。

    武戏之美亦中华文化之美。武戏的“精气神”，将会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摘编自刘连群《弘扬武戏之美》，《人民日报》2019年07月11日）

       中医学理论体系约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发展，中医学将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和精气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与其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完成了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基本理论构建，因而这些本为关于世界存在和变化的哲学观念与学说，亦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事物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互用、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素问》指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五类，整个宇宙是由此五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脏为中心的五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这五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等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五行、精气诸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且深层次地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对人体复杂生命过程的研究，还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摘编自王新华、孙广仁《中医基础理论》）

材料一：

先秦是中华文化的创生期，奠定了此后几千年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在此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人群文化交流交融，中华民族最早的大家庭逐渐成形，国家由此诞生，“大同”社会理想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价值追求逐渐深入人心。

秦汉至宋元是中华文化的发展期，中华传统文化走向成熟并迈向新的高峰。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国家治理的基本形态，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和文化支撑，民本思想、文治主张、协和万邦的天下观等得到丰富和完善。贯穿其中的价值主线是对“大一统”的坚定追求。

明清以降是中华文化的转型期，形成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丰厚遗产。“大一统”趋势愈益强化，新生社会因素愈益彰显。面对新的时代变革，中华民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新力，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甘沉沦、前赴后继、浴血奋斗，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

历史从来都不是冰冷的过去，相反，我们一直生活在历史进程中。今天的现实既是对历史的继承，同时又是通向未来的起点。缺乏历史关怀、历史自觉的民族，不可能拥有远大的未来。坚定文化自信，首先要坚定对我们民族历史文化、历史道路的自信，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摘编自高翔《中国历史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优秀传统》，有改动）

材料二：

所谓学问，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知识的系统化。知识的系统化与对材料的融会贯通、对问题的融会贯通紧密相关。为此，推动历史学科融合发展，首先要在融会贯通上下功夫。既要在整理材料上做到融会贯通，也要在思考问题时把相关联的问题联系起来一并考虑，还要把问题与材料融为一体，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要想使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并形成重大成果，必须把不同历史学科的材料与问题融会贯通起来。

做到融会贯通，需要遵循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使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真正科学的理论必然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反映，是思维逻辑与历史进程的高度统一。

只有真正做到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才有可能贯通古今，使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形成的研究成果有思想穿透力，能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摘编自王震中《以融合发展推动史学创新》有改动）

材料三：

做好汉语言文字研究，要突破学科过于细分的制约。中国古代学术研究讲求贯通，因为研究对象往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左传》为例，它是重要的汉语研究材料，又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同时较全面地展示了先秦的哲学思想。突破界限、融合发展应成为汉语言文字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从大的方面说，不论是历史、哲学、文学还是语言文字，都是对同一文献材料的研究，这文献材料本是彼此依存的有机整体；从小的方面说，无论是汉语还是汉字，都是有限的要素依据一定的结构规则构成的，是有着内在严密逻辑的系统，系统内各要素之间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而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把某个方面、某类要素孤立成单一对象进行研究，难以对其有深层次的认识，更不可能做到全面把握。因而，推动汉语言文字研究向纵深发展，需要广大研究者在深耕自己研究领域的前提下，致力于实现学科内部纵横的贯通和相邻学科的贯通。只有以贯通的方法推进汉语言文字研究，才能催生更多学术增长点。

（摘编自王贵元《努力开创汉语言文字研究新局面》，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