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批评庸俗化

普冬

    批评对作品的意义不言而喻。好的批评如同灯光，指引着作品从暗处走向前台。近些年的诗歌批评中，不乏这样的经典或中肯之作。但与此同时，诗歌批评庸俗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不少诗歌批评为了应酬需要，违心而作，学术含量可疑，甚至堕落为诗人小圈子里击鼓传花的游戏道具。这类批评对诗歌创作来说类同饮鸩止渴，还不如索性没有的好。

    批评庸俗化表现为诠释过度，脱离作品文本进行没有限度的“再创造”。一些平庸之作明明直白无味或佶屈聱牙，批评文章却写得天花乱坠，一再上演“皇帝的新衣”闹剧。这些批评牵强附会、肆意升华，外延无限扩张，乃至另起炉灶，使批评成为原创式的畅想，早已失去了与原作品的联系。批评庸俗化表现为一哄而上的羊群效应。有人提到“疼痛”，一时间无痛不成诗，非痛不好诗，翻开诗歌评论集，简直“痛不欲生”；有人说到“底层写作”，于是流水线、小餐馆、地下室和打工妹顿时成为新宠。不论创作还是批评，长期以来已习惯跟风、复制和起哄。对生活我们缺的不是图解，而是用心的关注。诗歌应该是自然与人文背景下的“顺产儿”，诗歌批评同样如此。海洋、浪花、岛屿，应该把这些真实的生活还给诗歌，也还给批评。

    批评庸俗化表现为概念代替文本，行为代替写作。较之个体性的埋头创作，不少诗人似乎更喜欢混个脸熟，在这样的背景和语境下，诗歌批评基本沦为诗人间的交际和应酬。哪怕是纷纷攘攘的流派或主义之争，也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名目噱头不少，却未见得与文学和读者有何关系。

    批评庸俗化表现为以偏概全、近亲结缘。某些诗人同时兼有批评家身份，习惯以自己的喜好为唯一或主要标准。比如现实主义视浪漫为虚空，浪漫主义视写实为流水账，废话诗人眼里唯美即为幼稚，至于下半部诗人则一篙子打翻一船人——除我之外都是“伪娘”。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门派偏见之争，批评效果不难预期。

    一切表现形式都应该是创造的成果。今天的浪漫或许是明天的现实，当下的现实也可能是昨天的浪漫。重要的是我们的作品是否揭示生命本质，精神是否向真向善向上，以及手上的“主义”是否与我们的诉求达成一致。而批评要做的，就是把真正的创造性成果点亮，让不同形式、不同风格、不同创造性诉求的佳作，在反复的研读与辨析中沉淀价值。

    诗歌批评庸俗化趋势亟须扭转。文学批评的职业公信力需要树立，批评家需要贡献学术良知。果真如此，对诗歌和读者，都将是福音。

中国价值的普世意义

    当代思想市场里存在着许多价值观，人们会选择一些自己的特殊价值观，比如属于某个特殊群体的价值观。同时，人总要与他人合作，所以还需要普世价值观。

    当一种价值观落实为事实后，如果它能使人们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对任何人的伤害又是最小化的话，那么，它就可能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就能够成为普世价值。以汶川震灾为例，汶川救灾的事实证明了患难与共的大家庭精神这一中国价值就是一种普世价值。理由很明显：人人都有可能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人人都需要他人的救助 有人把汶川救灾的成就说成是显示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这种说法是典型的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可以想象，救灾英雄们恐怕很少读过奥古斯丁、康德、哈耶克等人的理论，恐怕也很少读过《圣经》、《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之类的书，英雄们胸腔中跳动的是中国心，而不是西方心。

    目前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体系不过是一个单调的价值体系，它仅仅体现了“权利为本”的西方现代价值。这个体系是非常片面的，它缺乏全面应对复杂生活问题的能力，而且过分突出了“个人”——个人无条件地优先于他人。这种价值观在理论上意味着没有一个他人是能够完全信任的，没有一个他人是绝对可以指望的，这会形成一种可怕的孤独。

    个人权利绝对优先于责任、美德和情感的现代西方价值观对人类生活与心灵是一种误导。这种“权利为本”的价值观聚焦于捍卫个人自由。毫无疑问，捍卫个人权利是正当的，但是夸大个人权利的“为本”地位，就会导致漠视他人。这不仅导致他人的痛苦，更主要是导致自己的痛苦。

    中国人较少变成孤独的存在，就是因为中国哲学相信他人就是生活意义，他人就是目标，他人就是方向。在他人那里有亲情、爱情、恩情、友谊、帮助、交流、同心同德、成功、光荣、怀念、快乐和幸福，也可能有背信弃义、落井下石、迫害和陷害、失败和耻辱。从他人那里得到什么，完全取决于准备与他人共享什么，这是中国的传统智慧。如果说，西方现代价值观试图要解决的是“我的权利怎样才能得到保护”的问题，那么，中国价值观则试图解决“我将与他人共享什么”的问题。如前所述，西方价值不是错误的，而是远远不够用的。对于人类良好生活来说，个人自由无疑是不可缺少的，它是好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好生活还需要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条件，比如那些被现代价值观所边缘化的传统价值，诸如美德、责任和情义等。忽视、贬低甚至排斥这些传统价值是现代人的灾难。

    哪些中国价值能够成为普世价值，这需要事实的检验。最有可能成为普世价值的中国精神就是与他人共享幸福的原则，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典型的中国观念。一，天下意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为公，所以天下有难，匹夫有责。这是“责任为本”价值观。二，仁义意识。所谓仁，就是把他人看作是需要关心和帮助的人，同时把自己看作是有担当的人，在这种人际关系中，我和他人都被塑造成可以依靠的人。这是“美德为本”价值观。三，家意识。家是情义之本，人以情造家，这是“情义为本”价值观。

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葛剑雄

    要考虑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首先必须明确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长期以来，国人认为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丰富灿烂、博大精深，固然都是事实，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评价，或者是就东亚汉语文化圈而言。如果放在世界范围内，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整体上说只能是各有千秋。

    在生产力和交通运输能力都还很落后的古代，世界上各大文化区之间缺少必要的人员和生活必需物资的交流，基本上都是独立发展的。由于不存在交流和比较，也谈不上哪种先进，哪种落后。从不同文化的群体开始相互接触以来，文化的传播一直有两种方式——自愿的和强制的。一般来说，对物质文化的接受大多是自愿的，而对精神文化的接受则两者兼而有之。强势文化往往会依靠武力、权力、财力、人力强制推广自己或抵制其他，今天世界上的制度、宗教、语言、文字以至生活方式的分布，大多是这样的结果。

    在古代中国内部，同样如此。一方面，自认为居于“天下之中”的华夏诸族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因而绝不会向“非我族类”、尚未开化的“蛮夷”推广，仅给那些“仰慕华风”又具备学习条件的人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蛮夷”归化以后，就必须接受中国的主流文化。如清朝改土归流后，新设置的府、州、县内就必须办学校，兴科举，尊孔孟，以儒家学说教化百姓。如民间信仰和宗教一旦对主流文化构成威胁，也会被坚决取缔。

    时至今日，物质文化的传播已经不存在障碍。但在大多数人已经具有宗教信仰或其他信仰，自由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条件下。精神文化的传播只能以自愿接受为前提。中国文化再博大精深，儒家学说再高明玄妙，中国模式再快速高效，也别指望能取代别人已有的信仰、文化、观念、模式。因此，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要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由于主观或客观的种种原因，中国与世界各国一直缺少人员和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化主动走出去，能让各国人民近距离或直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和独特魅力，有利于改变以往形成的片面和偏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批中国人走向世界，他们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如果他们普遍具备了优良的素质和文明的举止，中国文化的地位就能随之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学习世界文化。我们不能坐等各种文化主动传入中国，而且通过走出去后的比较借鉴，不同文化优劣立显，取长补短顺理成章。中国既然以代表世界最先进的文化自许，了解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优点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途径．是向世界提供尽可能多的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这也是传播文化的有效途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文化商品大多还是来样加工、贴牌生产，外销商品中的文化含量还很低，文化服务近于空白，发展的余地非常广阔。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不同文化的相处之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关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正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期待。

（节选自《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有删改）

    黑格尔说，“真正有价值的悲剧不是出现在善恶之间，而是出现在两难之间。”眼下，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没有什么比谈论人工智能更酷炫的了。但问题在于，许多科幻电影、电视剧都设想了最终机器人终将取代人类的悲惨结局。最近霍金就再次表示了这种担忧。

    其实，无论是科幻电影中的桥段，或是霍金的担心，某种意义上，更像是对于人类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这种不确定，既源于对人工智能理解上存在的不确定性，也在于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制度可能造成冲击的不确定性。

    其实，现在所有的人工智能技术，都是基于对人类智能的简单、粗糙的模仿。即使像所谓的“神经网络”这样的名称，听着特别玄，但它与人类神经系统的真实情况，还是要差上很多级别，它们仍然只是建立在神经元连接机理的粗浅抽象上的数学模型。

    并且，目前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都局限于某个极窄的范围之内，不要说超级智能，即使是简单的跨界，也要做出很大的调整，才能实现。

    当然，你可以说，还是存在某个时刻，人工智能就是变得比人类聪明了。我们假设真的存在这种可能，那意味着人工智能需要具备某种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否跟人类相同。如果没有这种意识，人工智能为什么要来消灭人类呢？为什么一定要与人类为敌呢？

    更何况，人类现在对于自身的意识、伦理、思想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又是什么，尚不清楚。如果机器真能自主产生意识，那也只能说，这是宿命。

    相较于这种可能性非常微小的威胁，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制度产生的冲击。这种冲击，并非人工智能的主动行为，而是当其改变目前的生产行为方式后，人类社会自身适应、调整自身制度的努力所带来的改变。

    虽然人工智能带来的自动化潮，可能消灭近半数的工作岗位，但失去收入的只是普通的劳动者而已，企业却可能因此受益，甚至获取更多利润。那么这些利润、财富该如何分配呢？很大可能是这个社会的财富将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正如英国乐施会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报告所言，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八个人，拥有财富是人类总体财富的一半。想象一下，如果机器人革命加剧这种趋势，结果又会如何？

    社会的不公平将会是极大的问题。正如上一次工业革命，使得劳动与资本关系发生了变化，进而产生了福利制度和福利国家。现在，我们更紧迫的事情，恐怕不是去想，人工智能有了自主意识后，会如何消灭人类，而是在面对新的劳动关系、新的生产方式时，人类社会的制度究竟应该怎么调整。

    所以，如果人工智能能够摧毁人类，那一定不是因为人工智能觉醒，而是人类在这一波的社会关系变化中，自己失控了，放任极端化的社会制度出现，破坏了其自身生存的基础。这与其说是人工智能带来的，还不如说是人类自身的不可靠所导致的。

（摘编自南方时报网）

材料一：

    2017年5月10日，首个“中国品牌日”的到来引起广泛关注。国家层面设立“中国品牌日”，宣示着一个“质造”和“智造”时代的来临。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这不只是仪式，更是一种使命。从外部环境看，我们正站在一个生死攸关的路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低成本取胜已难以为继，以质取胜是必由之路。

    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全球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其中自有品牌在世界100强品牌当中却只有一个。尽管近年来，阿里巴巴、华为等一大批中国品牌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经济新模式、新动能的生动注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依然存在巨大差距，国际知名品牌少，品牌影响力弱，品牌话语权小，品牌总体形象欠佳。

（摘编自冯蕾《担起建设品牌强国使命》）

材料二：2013上半年消费者购买国产智能电视的关注因素

材料三：

    一个小小的马桶盖，备受热议，与其说触及了“中国智造”的痛点，毋宁说触碰了中国品牌的“弱点”。那些卖断货的日本马桶盖，实际上不少产自中国，返销日本，又被中国游客买过来。媒体曾披露了一个案例，杭州一名居民在日本大阪购得一个马桶盖，发现产地竞为杭州下沙，感叹“兜了一大圈，买到的居然还是自家门前生产的东西”。

    很多时候，国货不是质量不行，而是知名度不够；不是价格高企，而是没有形成与品质相匹配的品牌效应。稍微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会记得，中国品牌有过一段群星灿烂的历史。从熊猫彩电、燕舞录音机、雪花冰箱，到双星球鞋、海鸥照相机，再到英雄钢笔、乐凯胶卷、龙虎牌清凉油，国产品牌装点着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品牌曾经有过的辉煌，足以说明民族工业有基础也有实力，中国制造有市场也有潜力。

    也要看到，在今天的世界市场上，叫得响、立得住的中国品牌还不够多，从“连圆珠笔头上的笔芯钢珠，我们都生产不了”，到中国游客在海外被称为“会走路的钱包”……一幕幕场景逼迫人们思考：如何才能打造更多树得起的中国品牌？其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给出答案：“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此次《行动计划》从实施层面加以推进。没有品质，就形成不了品牌；不增品种，就难以满足消费者所需。

（摘编自王石川《中国品牌当能纵横四海》）

材料四：

中国的消费市场升级，可能会孕育出一批高品质的本土品牌甚至是伟大品牌。只是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想到，这个故事会发展得这么快。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从果汁、化妆品到牙刷，被国际大牌拿走的市场份额，正慢慢被本土品牌拿回来。中国城市快速消费品市场去年增长3%。但本土企业销售额增幅超过8%，相比之下，外国品牌只增加1.5%。

    有观察家分析，中国企业在新一轮市场竞争中的最大优势是“察言观色”：及时捕捉个性化消费时代变动不居的需求，准确把握国际流行后适当加入中国元素逆向设计，面对喜好的变化可以更快掉头。而一些跨国公司发展乏力，正是由于决策与市场的分离造成了信息传递的“竖井”。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削弱了国际大牌在大型百货店、超市、免税店的渠道优势，为国产品牌的崛起提供了另一个支点。更懂消费者的产品设计、更轻便的营销模式，让国产品牌在市场升级的过程中获得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事实上，随着中国消费市场逐渐进入品质时代，打造一批优秀甚至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并非遥不可及的事情。不久前，老牌化妆品牌百雀羚成为有美妆研发“诺贝尔”平台之称的国际化妆品化学家联合会（IFSCC）首家中国金牌会员，几乎同时，它的一次互联网传播，也惊艳了年轻人和营销界。

（摘编自何鼎鼎《读懂品牌消长背后的观念之变》）

材料一

浅阅读是基本上不需要思考、浏览式、娱乐式的阅读方法，它所追求的是短暂的视觉快感和心理愉悦。新媒体的发展和信息量呈几何级数增长是其产生的背景，阅读介质从以往的纸质为主转变到电子与纸质并存，读者也由以前在阅读过程中的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参与。阅读内容主要是手机微信、短信和网络新闻、小说、图片等。

（摘编自网络）

材料二

当然，课外不读书，可能并非孩子的本意。他们是想读书的，只是没有时间，这一点在此次调查中得到验证。81.44%的受访者认为，他们之所以课外阅读少，主要是因为功课多，很少有时间和心情读书。也有54.64%的学生认为即便要读书，也只读短文章，最好是能一次看完知道结果的。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从中看到了问题。他担心长此下去，这部分学生会患上“长文章畏惧综合征”，他们不敢读大部头的作品，喜欢马上看完又助长了阅读的浮躁之心。与之相对应的是浅阅读也在成为中学生阅读的主流。一些所谓的青春小说，正在受到孩子的追捧。而梁教授所称的那些蕴含深刻思想的读本，却被他们抛在一边，为什么非要读而有所收获呢？这是当代的上海中学生所不能理解的。

（摘编自离亮《调查：中学生阅读呈“浅阅读”趋势》）

材料三

此外，大学生平均每天上网时间是3.27小时，而每天花费在纸质阅读上的时间却只有1.58小时，这表明大学生普遍上网时间长，读书时间少。即便如此，将上网时间全部用于阅读的学生也仅占3.69%，大部分学生上网还是以看视频、聊天、打游戏为主。

是什么影响着大学生的阅读？调查显示，在诸多原因中，学校竟成了影响阅读的最主要原因。调查中有39.26%的学生抱怨学校课程安排太满，没有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进行阅读。29.86%的同学认为学校图书馆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网络媒体的冲击、缺乏教师引导和图书价格偏高等成为相对次要的原因。仅有8.72%的学生认为社会上“读书无用”等观点的影响导致学校缺乏读书氛围。

其实阅读危机应该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如今令人忧虑的不仅仅是“阅读危机”本身，更是它背后所折射出的人文危机、精神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并非大学生单方面造成的，单单问责大学生是无法真正触及到危机根源的，它需要整个社会的正视与疗救。要知道，在浮躁的社会情绪中，对金钱的媚俗、对速成的向往已远远超出了对知识的渴望、对学问的崇拜。被欲望的洪流裹挟，作为理应引导社会价值的大学精英亦无法全身而退。整个社会缺乏阅读文化，这才是阅读缺乏症的病因。

（摘编自2014年9月《中国教育报》）

材料四

随着社交网络的兴起，以社交媒体为主的浅阅读已经成为很多读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显示，51%的受访者每天会用超过1个小时的时间阅读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刷微信、看微博或通过电子设备看新闻等），而每天读纸质书超过1个小时的受访者仅占36%。数据还显示：“睡前”“节假日”“工作休息时”以及“上下班、上下学或出差途中”仍是读者主要的阅读时间，在阅读时间的选择上越来越碎片化，人们无暇体会深阅读带给人类心灵的滋养。静水流深，现在我们有理由担心，阅读之浅，或许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涸辙之鲋，会让我们当下的文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摘编自刘瑾《亚马逊中国2015全民阅读调查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