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西汉初期的宰相大都来自功臣列侯，这形成了初期皇权与相权较为稳固的局面。

皇帝和宰相能较好地合作处理国家大事，宰相与皇帝之间的个人关系比较稳定，宰相与皇帝之间的权力（制度）关系明确，宰相制度逐步完善。同时，宰相制度适应了其他机构的发展和完善，御史大夫、太尉、内朝官以及地方王侯国等制度的设立和完善使宰相制度处于更为复杂的权力关系和制度环境当中。宰相制度本身比之秦朝也进一步发展，职权进一步明确、职权类型化更为明显、机构也日益复杂化。

——摘编自张扬《西汉初期宰相制度研究》

材料二：首相是帝国唯一的大臣，主持帝国政府。“由皇帝任命”而不是由议会选举。首相有权在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发起辩论，提出法案。表决失败，不能投不信任票迫使他辞职，因为他只对皇帝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其任期长短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意愿。首相在内阁中拥有绝对的权力，各部都不是独立的机构，“部长”不是该部负责的政治人物，是首相的助手，称为“国务员”。因此，只要取得皇帝的赏识，首相便是帝国全部权力的化身。从1871年起到1890年，俾斯麦一直就是这个“帝国的监护人”。

——摘编自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绸》

材料：西汉建立初年，汉文帝、汉景帝重视总结秦朝灭亡教训，认为继续沿用这四种残害肢体的肉刑（黥刑、劓刑、斩左趾、斩右趾），不利于政权的稳固，开始考虑改革肉刑。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太仓令获罪当施黥刑，其小女儿缇萦上书请求将自己没官为奴，并指出肉刑一旦受之，“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汉文帝为缇萦的孝心感动，遂下诏说：“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生不息”，是“不德”，遂下令废除肉刑，着手改革刑制。具体有：“黥刑”改为“髡钳城旦舂（去发颈部系铁圈服苦役五年）”；“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死刑“弃市”。但是这些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斩右趾”改为弃市，扩大了死刑范围，以笞代替劓刑、斩左趾，结果受刑者“率多死”。随后，汉景帝在公元前156年和公元前144年又两次下诏减少笞数……使得刑制改革向前迈了一大步。不过此种刑罚制度的弊端在于只留下最上的死刑和底部的笞刑……由此造成对犯罪事实的量刑困难。

——摘编自田琳《西汉初年的刑制改革》

材料一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是一个流动的发展过程。孔子以及后来战国时代儒家，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人的价值，人的完善的品德，以及人性的冶炼。董仲舒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塞进阴阳家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唐代出现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同时一些思想家或明或隐地吸取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宋明理学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理学一方面使人们屈从于封建主义统治，另一方面，理学家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材料二在近代早期，儒学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以新的面貌出现。早期改良派常把某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置放在儒学名义之下，于是儒学就披上资产阶级文化色彩。后来，著名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更自觉地利用他所掌握的西学知识对儒学进行比较全面的改造，使之不再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而成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这种儒学不妨称着近代新儒学。

——摘编自张朝松《儒学近代转型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