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一种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而《笑做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①人为什么要学习音乐？人们的回答常常没有点明学习音乐的必要性，以及音乐教育的本质。学习音乐，其实不只为了增加智识和技能，更为了让人们学会“聆听”。

    ②欧美国家在实行两个多世纪的现代音乐教育基础上，将音乐普及活动深入到不同年龄段的广大受众。他们将音乐视为一种生活方式，鼓励人们在音乐聆听和社会参与中加强交流与沟通。

    ③人们常说，语言的尽头就是音乐。事实上，人们能够用语言直接表达的心理活动和情感意识比较有限，人类思维的复杂度往往使我们同时在多条思想路径上奔跑。人们用语言表达高度选择的情感，而把更多抽象、模糊的心理活动与精神状态留给音乐。正因如此，我们聆听音乐，就是一个深入了解和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过程。音乐的抽象性和非语义性也恰由抽象、复杂的精神意识所决定。

    ④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音乐呢？它和语言同样重要，需要从娃娃“学”起。幼童时代的音乐学习主要以聆听为主。丰富多彩的儿歌童谣、清新可人的经典名作都是儿童侧耳聆听的对象。待到四五岁时，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个性和喜好，让他们初步接触音乐识读和表演。对于大多数儿童，放声歌唱就是最好的音乐学习。听音乐如同读书，能够在内心积累起丰富的音乐语汇和多元情感。从小听音乐的孩子容易把音乐当成爱好，并将它作为心理调节、情感表达的有效手段。尽管音乐教育样式繁多，专业细密，可音乐教育的核心不是别的，就是聆听。

    ⑤聆听音乐，究竟能够给人带来什么？

    ⑥首先，它能令人变得情感细腻，思绪敏锐。音乐对于人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变化的影响较之语言更为直接。它虽不能明确表意，却能满足人们的情感期待和丰富联想。音乐力度、速度、节律、音高、音色的综合运动同人类细腻而丰富的情感紧密联系、高度吻合。聆听音乐就是在潜移默化地训练自我捕捉和印证内心的情感细节。

    ⑦其二，有助于学会判断。事实上，人们聆听音乐不是简单的音响接收行为。行走在喧闹街市，我们对扑面而来的各种音乐充耳不闻。可是，某种音响又会在不经意间引起我们注意。对于抽象事物的判断和选择向来是对人的考验，而音乐聆听却有助于不断提升这种能力。

    ⑧其三，有助于提升沟通能力。如果一个人经常听音乐，他对别人的言谈话语更易捕捉。善于聆听他人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才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恰恰是从聆听彼此开始的。如果我们能够以聆听音乐的细致程度去关注他人的言语细节和言外之意，就能更加准确地理解对方，找到分歧与共识。

    ⑨其四，有助于反思自我。我们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环境中生活，很难找到纾解精神、凝思自我的闲暇。如果把聆听音乐当成每日习惯，就可为自身开辟一个专属的思考空间，借着音乐体会心意、捕捉灵感。

    ⑩音乐教育是一个学习“聆听”的过程。它同语言学习一样重要，对个体的心智培养、心理维护、交流沟通都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音乐，为我们的生命营造起有声的风景，乐思纷呈，光华永驻。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08月12日07版）

身后的眼睛

曾平

    那是一头野猪。皎洁的月光洒在波澜起伏的包谷地上，也洒在对熟透的包谷棒子垂涎欲滴的野猪身上。

    孩子的眼睛睁得圆圆的。野猪的眼睛也睁得圆圆的。孩子和野猪对视着。孩子的身后是一个临时搭建的窝棚，那是前几天他的父亲忙碌了一个下午的结果。窝棚的四周，是茂密的包谷林，山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个不停。

    孩子把手中的木棒攥得水淋淋的，这是他目前唯一的武器和依靠。孩子的牙死死地咬紧，他怕自己一泄气，野猪趁势占了他的便宜。他是向父亲保证了的，他说他会比父亲看护得更好。父亲回家吃晚饭去了。孩子是吃了晚饭之后主动向妈妈提出来换父亲的。

    野猪的肚子已经多次轰隆隆地响个不停。野猪眼露凶光，龇开满嘴獠牙，向前一连迈出了三大步。

    孩子已经能嗅到扑面而来的野猪的臊气。

    孩子完全可以放开喉咙喊他的父亲母亲——家就在不远的山坡下，但孩子没有。孩子握着木棒，勇敢地向野猪冲去。尽管只有一小步，但已经让野猪吃惊不已。野猪没有料到孩子居然敢向它反击，嗷嗷嗷地叫个不停。野猪的头猛地一缩，它准备拼着全身的力气和重量冲向孩子。

    在窝棚的一个角落，一个汉子举起了猎枪。正在他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一双手拦住了汉子。

    汉子是孩子的父亲。拦住孩子父亲的是孩子的母亲。孩子的母亲一边拦住孩子的父亲，一边悄悄地对孩子的父亲说，我们只需要一双眼睛！汉子只好收回那只蓄势待发的手。

    孩子的父亲和母亲，眼睛全盯在孩子和野猪身上。月光洒在孩子父亲母亲紧张的脸上，他们的担心暴露无遗。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已经躲在窝棚的角落有些时候了。

    孩子没有退缩，也没有呼喊。他死死地咬紧牙，举起木棒严阵以待。野猪和孩子对视着。野猪恨不得吞了孩子。 孩子恨不得将手中的木棒插进野猪龇满獠牙的嘴。野猪喘着呼噜呼噜的粗气。听得见孩子的心咚咚地跳动。

    月光照在孩子的脸上，青幽幽的。一粒粒的细汗，从孩子的额头缓缓地沁出。

    野猪的身子立了起来。孩子的木棒举过了头顶。他们都在积蓄力量。突然，野猪扭转头，一溜烟儿地，跑了。

    孩子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一屁股瘫在了地上。孩子的父亲母亲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走了过来。父亲激动地说，儿子，你一个人打跑了一头野猪！父亲的脸上全是得意。

    孩子看见父亲母亲从窝棚里走出来，突然扑向母亲的怀抱，号啕大哭。孩子不依不饶，小拳头擂在母亲的胸上，说，你们为什么不帮我打野猪？一点儿也没有了先前的勇敢和顽强。

    孩子的母亲抱起孩子，重复着孩子父亲的话，说，儿子，你一个人打跑了一头野猪！母亲的脸上全是赞扬。

    孩子依然不依不饶，哭着说，你们为什么不帮我打野猪？母亲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帮了你啊！我和你父亲用眼睛在帮你！

    孩子似懂非懂？他仔细地看了又看父亲母亲的眼睛，父亲母亲的眼睛和平时一模一样，怎么帮自己的啊？

    那孩子就是我。那年我七岁。

    柏拉图认为诗歌的灵感之一来自于诗人的终极关怀，也就是“灵魂还乡”意识。这是诗人对生命本质的一种追问，是诗人超拔于现实生活之上的形而上的思索。而一部真正具有诗性的文学作品也总是离不开作家对于人生命本体、价值意义思想的倾注。因此，沈从文乡土小说的诗性不仅仅体现在语言、情韵、意境这些外化的审美特征上，这种诗性还体现在作者对生命本体层面的哲学思考上。

    沈从文曾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也可以说，至纯至美的人性是沈从文小说所推崇的根本。“湘西”就是人性的乌托邦。纵观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所描绘的男女总是性子单纯朴实、待人真诚善良。就比如在《边城》中，翠翠的爷爷为人撑船时，不收取财物，当船客硬把铜板散在船上时，爷爷就拿了茶叶赠予船客。在这一散一送，你推我让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便流露出来，哪怕是只有一面之缘的船夫与船客，他们心中所纠结的并不是蝇头小利，而是互相的帮助与体谅。船总顺顺也是一个极为和善之人，端午节时他让水手替了翠翠爷爷，好让这祖孙俩去河边看看热闹，休息休息；当顺顺得知两个儿子对翠翠的心意时，没有思量门当户对的问题，而是尊重儿子们与翠翠的情感，让他们公平竞争赢取翠翠的喜爱。船总顺顺作为大户家主，却如此尊重他人，全没有家族长者、乡间富绅的盛气凌人之态，具有心灵美。又如在《菜园》里，玉太太常以一副白衣素人的样貌出现在民众面前，她自食其力，勤劳能干，总是得到全城人的赞美。在沈从文的其他乡土小说中，也总是出现着冰清玉洁、自然淳朴的人物形象。

    在沈从文的乡土世界中，人们虽然处于传统农业文明社会与现代文明社会交替的背景下，是社会形态下的“人”，可是，人与人连缀的关系却并不被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等一系列外在的伦理道德观念所约束，也不被现代社会金钱价值观念所左右。在这些乡土人物身上体现更多的是自然的人性，是崇尚健康自然、无拘无束、善良的、勤劳的品质。这种人性是超脱了世俗的烟火气、江湖气，乃至文人雅士的书生气的自然存在，美好地宛如神性。同时，我们也能明显感知到作者笔下的这种人性是一种普遍的、静态的、凝固的存在。这些乡土小说中的人物更像是作者建筑在至美人性之上的抽象体，整体呈现出一致的外在美、心灵美的特点。人性恒美是“湘西”民众的精神特点，也是沈从文在创作中流露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论沈从文乡土小说的诗性建构》）

    有人说中国武侠小说的鼻祖，就是《史记》的“刺客列传”，而刺客的流行，与春秋战国时期士人阶层的兴起有关，他们解决身份焦虑的方法之一，是当一名刺客。

    《史记》中的五位刺客并不以刺杀谋生，而且明明知道刺杀后自己多半也活不了，为什么还愿意做刺客？《史记》中对此的交代是，公子光“善客待之”。这种“你对我好，我以死相报”的模式，成为后世刺客的行业标杆。春秋末期，“士”的阶层正在兴起，这个新兴阶层很独特，自我认同也很矛盾，“我到底出于社会阶层的哪一层？”“我应该有怎样的价值观？”士很焦虑。而刺杀，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让士看到了实现身份认同和价值的路径。

    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浓墨重彩描写的是后面三位，春秋时期的豫让，战国时期的聂政、荆轲，他们都凭借刺杀而青史留名。

    豫让为历史留下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名言，他十分强调自己士的身份，非常希望通过士的职业来自我实现。雇主对士的认同，一方面是认同其技能和能力，另一方面是认同其在社会中的身份价值。雇主的认同对士来说很重要，重要到可以以死相报，这种报答显然已经超越了职业行为，达到一种社会道义的层次。

    魏国人聂政的表现就更加明显。聂政为什么要替一个陌生人报仇，连人家给的黄金都没收？能解释得通的原因只有一个，报答知遇之恩。聂政和豫让不同，他没有固定老板，而是一个游士。他在街头卖狗肉的时候，严忡子以礼相待，尽管在我们看来，这更像一场交易，我想你帮我做事所以才对你好。但聂政不这么想，他自觉地用知己来解释这个过程。对无根的游士来说，他需要从与自己交往的上层人士身上，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

    就像专诸刺杀吴王僚的时候，公子光对他说，你死了之后，你的家庭我来照顾，我给你母亲做儿子，等等。公子光的话很有水平，他等于在告诉专诸，你替我行刺，你就会成为和我同阶层的人，这让专诸一下子看到了人生的意义。

    荆轲作为刺客这一行的明星，雇主燕太子丹的地位很显赫，行刺对象更是无比尊贵的秦王，堪称那个时代最高层次的一次刺杀。和前面四位刺客不同的是，荆轲不只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和群体价值，而到了一个更高的社会价值，毕竟，他是为了六国和苍生，一不小心就要改变历史走向的。

    在刺杀前，樊於期和田光就主动献出了生命，为刺杀增加筹码，这让独来独往的刺客这次成了团体作战。再加上临行前，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一个完整的悲剧英雄形象就有了多感官的塑造。司马迁力图把荆轲的刺杀行为纳入到历史和美学的逻辑框架当中，从而使荆轲能超越作为职业的刺客群体，成为历史的英雄。

    司马迁对刺客的描述充满了赞美，可以看出他对这一职业心向往之。或许他心里想过千百次刺杀汉武帝，但作为历史学家，他又担心极端行为和价值观会对社会带来冲击，所以，无论如何，荆轲可以被欣赏，但注定是悲剧。这些载入历史的刺客，慷慨当歌，已经一去不返。

（蒋肖斌《〈史记〉中的刺客：新兴士人阶层的身份焦虑》，有删减）

材料一：

    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摘编自《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

材料二：

    （材料来源：《2017年上海女性生活发展状况调查：二胎生育意愿不高  经济压力成首要原因》）

材料三：

    很多人都出生于独生子女家庭，一时间难以接受二胎，而且如果生二胎还要处理好两个孩子的关系，并且也要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中国现在抚养孩子所需的费用并不是个小数目，因此很多夫妻就打消了生二胎的念头。数据表明，很多夫妻都没有生二胎的意愿，由于城乡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大部分想要生二胎的都是农村家庭，总体看来，中国的出生人口呈下降趋势，而原因无非下面两点：

①抚养孩子需要承受更大压力，并且要有足够的经济能力。

    二胎政策的放开满足了家庭想要多添一个生命的愿望，但是大部分家庭因为现实原因而无法实现。一个孩子的教育和生活方面开支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尤其是现在教育费用越来越高，孩子们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②人们思想观念开放，传宗接代的旧思想已被摒弃。

    现在重男轻女的观念越来越淡化，很多人都喜欢小女孩，而且也越来越漠视传宗接代这样的旧思想，生二胎就显得没有那么必要。与其生个二胎还不如集中精力去抚养一个孩子，营造一种自由温馨的环境，勉强生个二胎也只会给家庭带来更多的问题，有很多家庭生了二胎之后家庭关系变得很不和睦，尤其是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

    （摘编自“北京时间"2018年6月11日）

    材料四：

    韩国政府面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性住房，为怀孕女性提供一定的产前诊查费用，子女不满6岁时，女性可以有1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每月可领取40万—50万韩元的底薪，并保留职位等。

    瑞典政府认为，生宝宝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儿，父亲也必须承担责任，并立法对男性休产假做出规定。为了鼓励父亲多休产假，瑞典的社会保障部门还设立了奖金，在休够法定的60天产假后，父母每多休30天产假，就可多领取3000克朗奖金，如果父亲和母亲在休产假上做到“完全平等”，即每人休假240天，这对父母可领取135000克朗的最高奖金。

    在法国，孕妇一共有16周产假，至少有2周可以在生育前使用，剩下的14周生育前后都可使用，休产假的政府员工拿100%工资，私企员工视公司情况而定，上限是每月3129欧元。父亲可以有11天的陪产假，休假期间工资照拿。如果一对夫妇为各自的雇主工作超过一年，那么他们都有权请假在家带小孩，直到小孩3岁。

（摘编自《各国推出多项政策鼓励生育：外国为何愿生二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