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与青蒿素

    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10月6日上午，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她还通过央视发表自己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项生物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公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在诺贝尔奖之前，大部分人或许都不知道屠哟哟是何许人，一夜之间她蜚声国内外，而以她为领导的研发小组研制的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也被大家所熟知。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最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屠呦呦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那时该院初创，条件艰苦。屠呦呦在设备简陋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的工作环境中，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其中，研制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是她最杰出的成就。当年轻的屠呦呦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她当然不会意识到，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抗疟”的道路上，有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正在等待她来摘取。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约2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被夺去生命。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当时正值美越交战，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多万人。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却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防治疟疾重新成为各国医药界攻克的目标。继美国之后，英、法、德等国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国从1964年重新开始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从中草药中寻求突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对抗疟均无好的苗头。她并不气馁，经过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她又系统查阅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提取药物的方法。当她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时，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琢磨这段记载，她认为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于是她改用乙醇冷浸法，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的效价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疟疾，一个肆意摧残人类生命健康的恶魔，被一位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制服了。

    屠呦呦，以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在中华科技史上谱写了一部精彩的人生传奇。

    “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人类健康的改善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颁奖词。

    2015年的诺贝尔奖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令人庆幸的。当颁奖词的庄严声韵回响在地球上空的时候，各种肤色的人都在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王运熙：平淡中自有丘壑

    2月8日凌晨，著名文史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运熙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所挚爱的研究，离开了他所牵挂的学生。

    王运熙1926年出生在江苏省金山县，从小就爱好古典文学。后来，王运熙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成为陈子展的助手。陈子展治学兼通新旧文学，目光宽广，思路开阔。他在和王运熙谈话时，滔滔不绝，上起先秦汉魏，下逮现代的一些学者和作家。正是在这样一种名师云集、学术氛围浓厚的情形下，王运熙走上了他的治学之路。

    从1978年到1996年退休，王运熙主持的语言文学所集中了多位学科带头人，下设6个研究室，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成为学术研究的重镇。语文所成立以后，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完成了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

    1983年到1996年，王运熙又在原有基础上与顾易生共同主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历时十余年，对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把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王运熙一生专注于学问，甘于淡泊，白首未改此心。他曾经说：“上海的大闸蟹很好吃，但不吃也无所谓；但不让我看书写书，那就一天也受不了。”虽是玩笑，却道出了他虽在陋巷却不改其乐的心境。

    王运熙赠给学生吴承学一本《文心雕龙探索》，他在书的扉页题写“治学自警语”：“全面观照，准确把握。正本清源，探明原貌。”他的治学亦如此，不求新、不求奇、不媚俗、不趋时，从文献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最平实的学问。在研究《文心雕龙》时，王运熙的结论与北方一些学者，如，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山东大学的陆侃如、牟世金，西北师范大学的郭晋稀等几位先生的观点并不相同，在当时引起了争论。王运熙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指导写作的书，并不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和关学著作。他以原著文本为研究的出发点，努力把握刘勰整个文学思想体系，避免先入为主，用现代文学理论去套。因此得出的结论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同，逐渐被大家接受并信服。

    “王运熙先生做学问有独到的见解却不故作高深，从不说过头话，都是结合实际来讲，这种做法让人十分敬佩。“国家图书馆原馆长、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告诉记者。

    王运熙常为学生讲起近代以来的学术流派，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中，他将自己定位为释古——既不盲目信古，也不一味疑古，而是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准确地分析、鉴定，恰切地评述、印证，最后得出平实、适中的结论。

    “创新”在王运熙那里具有不同的含义——求实即是创新。他认为古典文学研究面对的是浩繁的历史材料，人们在面对这些材料时难免众说纷纭，其中便会夹杂很多误解，而研究如果能够收集、整理、分析材料，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消除误解，这就是学术创新。

    复旦大学教授、王运熙的弟子杨明告诉记者，王运熙一生孜孜不倦，只为求真求实。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风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如何理解众说纷纭。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曾有过热烈的讨论，流行的学说认为“风骨”代表“文章的内容”、“纯洁的思想”、“合乎道德规范的情感和意志”等。王运熙对材料进行穷尽性的搜集，然后条分缕析，最后得出结论：刘勰所谓风骨，是指作品的艺术风貌、表现效果而言，不是就思想内容的高下邪正而言。

    与此相承，王运熙也澄清了当时对建安风骨的误解。很多学者认为，建安风骨主要是指那些表现社会动乱、人民苦难的诗歌的思想内容。王运熙则认为，南朝人所说的建安风骨只是指建安诗文爽朗刚健的风貌。

    王运熙服膺《札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史记，五帝本纪赞》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将其作为治学的座右铭。王运熙的治学正是对这两句话的最好注解。

    “不作惊人之语，无剑拔弩张之势。但他很了不起，了不起就在于忠于学术，坚守学者的良心。”杨明对王运熙的治学品行推崇有加。

    直到去世，王运熙一直居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套48平方米的旧房子中，从1978年至今，已有四十余年，每天都能听到火车进出的轰鸣声。正是在这间斗室，走出了我国文学学科第一位长江学者吴承学，也培养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批中坚力量，其中很多已然成名成家。

    王运熙是在凌晨离世的，一如往常一般平静。“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恰可比拟。

（节选自2014年2月22日《中国教育报》）

陈复礼：耄耋大师赤子情

刘伟忠

    陈复礼先生是著名的世界摄影大师，与吴印咸先生、郎静山先生并称摄影界“华夏三老”。陈老今年97岁高龄，从事摄影长达六十多年。他的摄影艺术成就得到了海内外文艺界的广泛认可，饮誉无数。199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曾专门召开陈复礼摄影艺术研讨会。“年方十八高大全，亦父亦师亦友一巨人”——这是当时中国摄影界给予陈复礼的集体评价。那一年，陈复礼80岁。

    1916年7月20日，陈复礼出生在广东潮安县官塘镇石湖村，其父陈必名先生饱读诗书，喜爱潮州音乐、戏曲，尤其醉心于笔墨丹青。陈复礼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一方面具有天然的艺术基因，一方面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陈复礼八岁启蒙，上了六年小学后，又读了一年私塾，读完了《论语》《孟子》《左传》等诸多古籍经典。1931年，15岁的陈复礼就读于潮州韩山“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又称韩山师范，以“总评甲等”的成绩毕业。之后遭逢战乱，“过番”①东南亚，泰国求亲，越南靠友，后又辗转老挝、柬埔寨。直至中年移居香港，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陈复礼回忆说：到越南后，为生存奔波无暇学画，后来在一本法国杂志上看到了台湾摄影家郎静山的摄影作品，感受到摄影也可以如此富有画意，便开始对摄影着迷。画画需要安稳的环境，而摄影却比较灵活，比较适合他当时的生活状态。

    “诗情画意王摩诘，镜里丹青复礼陈。”这是原广东省委书记王匡对陈复礼的评价。王匡认为，正如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句中渗透着画意一样，陈复礼的镜头下散发着浓厚的丹青气息。他将中国画运用空白和墨线来区分物体的方法融入摄影，在黑白摄影中，运用单色来表现被拍摄物体的质感和立体感，体现出中国传统绘画去粗取精、删繁就简、虚实相间、藏露结合的精华。

    在风光摄影彰显中国画意的基础上，陈老进一步吸收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配套元素，将书法、篆刻、诗歌等以题句、落印的方式融入到照片中。他的许多摄影作品，还以著名诗词或化用诗词来命名。这个时候，“中国画意”已经不足以概括他的作品风格，而只能形容为“中国气派”。高扬着“中国气派”的旗帜．沿着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道路阔步向前，陈复礼收获了他的另一大发明——“影画合璧”。所谓影画合璧，在兼具中国画意、书法、诗词、篆刻等文化元素于一体的照片上，补充中国传统绘画，绘画题材与照片题材有机融合，成为一幅新的“合璧”作品。陈复礼先后与李可染、吴作人、刘海粟、启功、古元、范曾、黄胄、李苦禅、黄永玉、程十发等20多位书画名家合作“影画合璧”作品。现在，参与合作的书画家很多已经故去，这些独特的艺术品变得更加珍贵。

    在早期作品中，陈复礼通过摄影镜头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爱怜和寄望，也寄托着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体悟。他的代表作之一《战争与和平》，以铁丝网中的鸽子为主角，配以布满乌云的天空背景。其子陈惊雄说：“这与父亲的经历也是紧密相关的。日本侵华战争迫使他背井离乡，日本侵入泰国迫使他辗转越南，在越南又赶上越法之战，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通过镜头表现出来的对和平的热爱尤其强烈。”

    在改革开放之前，陈复礼的作品以拍摄祖国的名山大川为主，展示华夏大地的秀美风光。改革开放后，陈复礼的作品开始捕捉时代的脉搏，记录社会的变迁，渗透了浓厚的时代色彩。如果说风光摄影着重体现了陈复礼追求的“美”，那么一系列写实性较强的作品则体现了“真”和“善”。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丑恶社会现象，陈复礼也没有规避，他以镜头为武器，或夸张、或映射，进行犀利的批判。

    历尽沧桑的一代大师，如今终于可以静享天伦，颐养天年。但陈复礼先生对摄影艺术界的影响并没有停止发酵，就在2011年的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他的两幅作品（《喜雨》《朝晖颂》作为中国艺术精品亮相，引起了海内外摄影艺术界的关注。作为当代摄影中国气派的代表者，陈老的影响注定是深远的。

【注】①过番：旧时闽南人称到南洋谋生。

相关链接：①潮汕一向有艺术之乡的美誉。自小耳濡目染，受影响非常大。举一个例，潮汕的屋脊，那些画，门口的那些画，尽管是农民的画、工匠的画，但都有一定的艺术造就。我自小看这些，深深理解潮汕乡土文化，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自自然然，不知不觉跟着这条路走。（陈复礼《我的艺术之路》）②经过一千多年来历代中国画家的刻意经营，在山水和风景创作方面，已发展到了高深的境界。从事风景摄影，而不考虑到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将是莫大的损失。（陈复礼《论中国画意与风景摄影》）③用闻一多先生的话来讲：“诗人的使命是爱，爱自己国家，爱自己的人民。”陈复礼先生用他六十年的影艺生涯倾诉着一位艺术家对自己祖国的无限热爱，用他的无数作品艺术地再现了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他的作品也因此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 （摘自赵阳在“陈复礼摄影艺术六十年座谈会”上的致辞）

叶嘉莹：实践儒家的“知命”与“不忧”

    有人说，叶嘉莹是一个穿裙子的“士”。她说，我身体是女性，但是我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

    叶嘉莹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强者，但她也坚信自己不是一个弱者，她常常强调，她是在顺服中完成自己。她早岁丧母，不久远嫁他乡，后来丈夫入狱，她也带着吃奶的孩子蹲班房，再后来遭遇丈夫的性情变异，再后来拖着一家老小五口人在北美讨生活，辗转半生。历尽了人生的悲哀苦难，就在她满以为幸福的大门即将临近之时，一场飞来横祸又夺走了她的爱女和女婿。她坦言此生于她再无幸福，她要把感情杀死。

    何为情？《礼记•礼运》篇云：“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情，是人性之本初。叶嘉莹第一次要把这人性之本初的感情杀死，是在遭遇因久被囚禁而形成动辄暴怒之性情的丈夫的家暴之时。那时她上有年近八旬的老父，下有两个读书的女儿，她不能把悲苦形之于外。她说，我总是梦见我自己已经陷入遍体鳞伤的弥留境地，也有时梦见多年前已逝的母亲接我回家。她曾读到一首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的诗偈，恍如一声棒喝，将她从悲苦中拉出。诗是这样说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在面对常态的、新鲜的痛苦时，她无法忘却。她只能用诗偈来引导自己，告诫自己：那个感情使我受到了伤害，我要把感情杀死，我不再为感情之事烦恼。

    如果说，第一次把感情杀死，是叶嘉莹选择坚毅隐忍来勉力实践儒家的“知命”与“不忧”的话，那么第二次，则实在是一段极为痛苦的人生历程。丧女之痛，曾让叶嘉莹悲痛欲绝。她把自己关在家中，陆续写作《哭女诗》十首，怀念陪她经历生命中种种阴晴变化和反复无常的爱女，舔舐伤悲。然而，在她众多的诗词作品中，她从未批判过命运对她的不公，她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肯定生命的无常。“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儿童即会诵习的唐诗，叶嘉莹是这样解说的：白日依山尽，是向西看；黄河入海流，是向东看。太阳自东升起，却要西落，这是无常；黄河自西奔赴而来，却要东归入海，这也是无常：重要的是，这是生命的永恒的无常。当一个人四顾茫然，面对生命的永恒的无常时，可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她说，我在极痛之余，才有了彻底的觉悟，对庄子的“逍遥无待”与“游刃不伤”的境界，也有了一些体悟。两年之后，她毅然收拾行囊，只身回国教书，一教就是三十多年。叶嘉莹生于荷月，小名为荷，所以她常以荷自喻。在经历了种种苦难之后，她断然否决了莲花现佛身之喻，感慨“如来原是幻，何以渡苍生”，她把自己的教书行为认定为“莲实有心应不死”，“千春犹待发华滋”。

    她一生悲苦，因而她早年耽溺于王国维的独善其身和“清者”持守的想法和生活，是深受同样有着悲剧人生的王国维的影响的。几十年后，从对王国维的文学批评的赏爱，到研讨，到反省，到批判，她早已大彻大悟。庄子有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诗词研读不是她的目标，成为学者也不是她的动机，她愿意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一首《浣溪沙》的词中，叶嘉莹写道：“已是苍松惯雪霜，任教风雨葬韶光，卅年回首几沧桑。自诩碧云归碧落，未随红粉斗红妆，余年老去付疏狂。”“任教风雨葬韶光”，这让我想起那个同样备尝人世艰辛的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境界。杀死感情的叶嘉莹，早已褪去莲花，只葆有一颗莲心，只为传递诗歌中生生不已的力量。

（摘编自《文汇报》2015.3.）

【相关链接】①今年92岁高龄的叶嘉莹获得“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她在颁奖礼上将诗词形容为“心的走路”，并表示：“我喜欢诗词，这是我自己内心很纯真的感情，我能感受到古代诗人所传达的那种情感。我感受到就应该把它传给年轻人，所以我一生都在教书，尽自己的力量在做这件事。”②“我能用一种沉毅坚忍的心态来面对和担荷所遭遇的种种苦难，我早年所背诵的《论语》《孟子》等书，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曾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在艰苦的物质生活中，所想到的是《论语》中所说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及‘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的一种自信与自立的精神和态度。”

誓攀九天绘彩虹

——沈荣骏院士的航天人生

    1958年，毕业于解放军测绘学院的沈荣骏被选送到刚刚组建的“东风”发射基地。导弹是什么？没听过！导弹怎么发射？没见过！对导弹怎样实施测量控制？不知道！越是高深越要搞个水落石出，越是神秘越要刻苦钻研弄明白。时间不长，沈荣骏就独当一面，负责导弹试验基地所有测量点和发射设施天文坐标的测量工作。他根据自己在设计中反复比对演算的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苏联专家制定的导弹发射坐标系，建立了我国自己的导弹发射高精度坐标系，为中国导弹发射测控事业开了好头。

    1965年，沈荣骏受命独立编制导弹试验基地7年规划。他开创性地提出了航天测量控制系统整体构想。这在当时，不仅满足了近期航天任务的测控要求，而且为我国航天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0世纪70年代，沈荣骏主持拟制的《我国航天测控网初步设想》首次全面、系统地描绘了中国航天测控网的基本构想。在此基础上，又完成了航天测控网的顶层规划和设计，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航天测控的一网多用。80年代初，沈荣骏提议并主持建设的国际海事卫星北京跟踪测量站投入使用后，引起国际航天测控领域的极大关注，同时标志着我国的航天测控技术已经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

    1985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发射服务。” 沈荣骏立即把精力投入到外国卫星发射的组织实施中。作为分管领导，即刻与航天部刘纪原、孙家栋两位副部长一起开会研究。缜密制定了诸多方面的实施计划，通过各部门及参试人员的通力合作，1990年4月7日，美国制造的“亚太一号”卫星被精确送入预定轨道。随着国际卫星向大容量、长寿命发展的趋势，长征二号捆绑火箭和大型火箭发射场研制建设的工程提上了国防科工委的议事日程。在沈荣骏的直接参与领导下，仅仅用了18个月时间，新研制的长征二号捆绑火箭便矗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新建成的发射塔上。

    国家批准载人航天工程实施计划后，沈荣骏担任工程首任副总指挥，领导并组织指挥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1999年11月20日凌晨3时41分，神舟一号飞船稳稳降落在祖国大地预定的位置。我国第一艘试验飞船首飞获得圆满成功。然而，飞船发射前长时间的巨大压力使沈荣骏身心疲惫，不仅体重下降了4公斤，颈椎压迫神经的老毛病也让他半身疼痛，连抬胳膊都显得很吃力，他离开了在任近15年的领导岗位。

    沈荣骏虽然退居二线，但他不仅时刻关注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而且潜心思考着更加前瞻性的问题。2007年1月，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成立，沈荣骏被任命为“名誉院长”。2010年9月22日，由浙江大学自主研制的两颗“浙大一号A”卫星升空，突破了航天器微小型化技术，并为低成本卫星的探索开创先河。

    如今，步入人生80载的沈荣骏，依然频繁活动在航天事业发展战线上。在祖国航天事业和国防科技发展的道路上未雨绸缪，在人生道路上续写着辉煌。

【相关链接】①沈荣骏，航天系统工程战略科学家，航天工程管理与测控技术专家。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工程顾问，浙江大学航空航天学院院长。②沈荣骏200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总装备部首届创新贡献特等奖、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突出贡献奖，2004年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6年12月3日至4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沈荣骏在第八届技术创新与技术管理会议上指出，经过了60年的奋斗，我国航天事业自力更生、创新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