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常出现这样的说法，即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连绵不断的文明：毋庸置疑，中华文明呈现出突出的连续性特征，其发展谱系明晰，作为中华文明主要载体的汉字和汉民族都没有出现根本性中断。然而这个说法包含着另一个判断，即世界上所有其他历史悠久的文明都曾中断，或者业已中断。

    但实际上许多古代文明也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延续了下来，例如印度文明、犹太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先以印度文明为例。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在吸取当地文化基础上创造了吠陀文明。这一时期人们创造和接受的基本观念如因果、轮回、业报，此后一直是指导印度居民生活的核心精神，时至今日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再如犹太文明，尽管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犹太民族都生活在其他民族统治之下，并没有自己的国家，甚至流散到世界各地，但他们却很好地保持了自己特有的以犹太教信仰为核心的文明传统。至于希腊罗马文明，恐怕很少有中国史学者会认可其延续性。其实，希腊人创造的文明传统经由罗马人继承和发扬，传承到近现代西方，这是我们理解整个西方文明的一条重要线索。希腊文明的核心精神如理性与民主却始终是西方文明创造性力量的源泉。以此而论，虽然传承者甚至语言都发生了变化，但希腊罗马文明并没有中断过，有的只是转变。

    文明的实质内涵在于其基本思想和观念体系。汤因比认为应该从精神层面上定义文明，其他学者的看法大同小异。布罗代尔提出，文明是“一个文化区域”，是“一组文化特征和现象”。沃勒斯坦也认为，文明是“特定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关联体，它形成某种历史整体并与其他各种各样的现象共存”。涂尔干和毛斯则说，文明是“包含了一定数量民族的道德环境，其间各民族文化只是这整体的一个特定形式”。亨廷顿在概括这些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尽管有时候特定文明可能同特定种族和民族相契合，但并不能说文明就等同于特定种族或民族；同一种文明可能包括不同的种族或民族，反过来，同一个种族或民族也可能分属不同的文明；同样，亦不能简单地把文明等同于一个国家。

    文明是人为创造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环境，它通常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稳定性，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其思想和行为都受到这个环境的制约。但它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能不断接受内部和外部的影响而自我更新甚至改变。古代人类创造的诸多文明中，有一部分的确是完全中断了，例如古代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和美洲文明。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文明以这样和那样的形式延续了下来，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这就是学者们所说的轴心文明，主要包括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犹太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这些文明的一个共同特征在于，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们可能吸收了外来的因素，从而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和变化，但它们的基本精神传统并未消亡，或者未被全新的思想和观念体系所取代，它们仍然是人们一切活动的轴心。

（节选自2011年08月16号《中国社会科学报》）

    “标题党”是网络上利用各种吸引眼球的标题，来达到增加点击量或知名度等目的的个体或组织。“标题党”主要通过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严重夸张、转移重点等方式来拟写新闻标题，以吸引受众、提高传播率、增加舆论张力。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和媒体竞争的加剧，“标题党”成为一个越来越突出的现象。“标题党”现象屡禁不止，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媒体的角度看，一方面，媒体市场竞争加剧是“标题党”现象盛行的直接原因。在受众注意力有限的情况下，想要从海量信息中“脱颖而出”、增加点击量，用标题博人眼球是最行之有效的方式。相较于纸媒，门户网站和新媒体新闻的标题和内容是分开的，只有点击标题才能看到具体内容，如果标题不能及时留住读者，文章再好也没有意义。而不能获得足够的点击量，便无法获取更多流量来维持媒体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流量变现是王道”成为主要经营原则，媒体自律精神式微，记者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面临着严峻考验。被关注就意味着利益，“标题党”现象也就很容易在各大媒体上蔓延开来。

    从网民的角度看，媒介素养匮乏和碎片化阅读习惯加剧了“标题党”现象的泛溢。如今媒介渠道多元化，信息爆炸式增长，这种局面导致网民习惯于粗略地浏览标题、图片或摘要，对新闻细节却甚少关注，这为制造“题不对文”的标题提供了条件。另外，“标题党”现象与网民对新闻事件表现出的“老不信”和“审丑”心理也有密切的关系。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环境巨变、利益格局调整导致社会诚信问题、社会矛盾和各种诉求与日俱增，因此，一些网民便借助自媒体，根据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发布一些耸人听闻、混淆是非的标题新闻，从而达到表达诉求、宣泄情绪的目的。而网络媒体为了点击量，也往往迎合、利用网民这样的心态和诉求，通过精心炮制的标题来引发围观，甚至引导舆情。

    “标题党”新闻在未被证实的情况下，借助于舆情的裂变式传播迅速扩散，容易造成信息传播失真，给网络谣言的滋生提供温床，给突发舆情的应对处置带来阻碍，甚至有可能严重危害社会安全。另外，纵容“标题党”新闻，对那些坚守社会责任的媒体和媒体人来说是种不公平，可能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破坏媒体生态环境。因此我们应该及时制定措施整治“标题党”现象，加强对网络新闻的监督和制约，加强对网络媒体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培养，从根本上解决“标题党”现象泛滥的问题，以保证网络媒体良性发展，净化舆论环境。

（摘编自詹婧《热点事件舆情传播频现“标题党”》）

清河坊

俞平伯

    ①山水是美妙的俦侣，而街市是最亲切的。我们追念某地时，山水的清音，其浮涌于灵府间的数和度量每不敌城市的喧哗。白老头儿舍不得杭州，却说“一半勾留为此湖”；可见西湖在古代诗人心中，至多也只沾了半面光。那一半儿呢？谁知道是什么！这更使我胆大，毅然于西湖以外，另写一题曰“清河坊”。

    ②我决不想描写杭州狭陋的街道和店铺，我所亟亟要显示的是淡如水的一味依恋，一种茫茫无羁泊的依恋，一种在夕阳光里，街灯影傍的依恋。

    ③我们试想：若没有飘零的游子，则西风下的黄叶，原不妨由它们哗哗自己去响着。若没有憔悴的女儿，则枯干了的红莲花瓣，何必常夹在诗集中呢？人万一没有悲欢离合，月即使有阴晴圆缺，又何为呢？怀中不曾收得美人的倩影，则入画的湖山，其黯淡又将如何呢？……一言蔽之，人对于万有的趣味，都从人间趣味的本身投射出来的。这基本趣味假如消失了，则大地河山及它所有的因果都落于渺茫了。

    ④离题已远，快回来吧！这儿名说是谈清河坊，实则包括北自羊坝头，南至清河坊这一条长街。中间的段落各有专名，不烦枚举。看官如住过杭州的，看到这儿早已恍然；若没到过，多说也还是不懂。杭州的热闹市街不止一条，何以独取清河坊呢？我因它竟铺石板不修马路，我认它为杭州街。

    ⑤哪怕它十分喧阗，悠悠然的闲适总归消除不了。我所经历的江南内地，都有这种可爱的空气。我在伦敦纽约虽住得不久，却已嗅得欧美名都的忙空气；若以彼例此，则藐乎小矣。杭州清河坊的闹热，无事忙耳。他们越忙，我越觉得他们是真闲散。忙且如此，不忙可知——非闲散而何？

    ⑥我与妻，还有娴小姐同走这条街的次数最多，她们常因配置些零星而去，我则瞎跑而已。若今天买的东西少，时候又早，天气又好，往往雇车到旗下营去，从繁热的人笑里，闲看湖滨的暮霭与斜阳。“微阳已是无多恋，更苦遥青着意遮。”我时时看见这诗句自己的影子。

    ⑦清河坊中，小孩子的油酥饺是佩弦^①以诗作保证的，我所以时常去买来吃。叫她们吃，她们以在路上吃为不雅而不吃，常被我一个人吃完了。油酥饺冰冷的，您想不得味吧。然而我竟常买来吃，且一顿便吃完了。您不以为诧异吗？不知佩弦读至此如何想？他不会得说：“这是我一首诗的力啊！”

    ⑧在这狭的长街上，不知曾经留下我们多少的踪迹。可是江南的风虽小，雨却豪纵惯了的，早把这一天走过的千千人的脚迹，洗刷个干净。明日的人儿等着哩，今日的你怎能不去！

    ⑨话说回来，干脆了当！若我们未曾在那边徘徊，未曾在那边笑语；或者即有徘徊笑语的微痕而不曾想到去珍惜它们，则莫说区区清河坊，即十百倍的胜迹亦久不在话下了。我爱诵父亲的诗句：只缘曾系乌篷艇，野水无情亦耐看。

【注】①佩弦，朱自清的字。

    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构建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大多数读者的喜爱。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

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在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的。一个是从大处着眼，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融会性；再一个是从小处入手，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艺术性。从大的方面来说，金庸小说涉及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文化思想层面，组成了一部“三教九流”众声喧哗的文化文响乐。同时，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描写了中国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异的文化风貌，并且写出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从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显占据显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都对主人公为民请命、为民锄奸的正义行为持赞赏笔调，《射雕英雄传》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扬到了极致。在金庸的中期作品中，道家思想、游仙思想开始令人注目：《神雕侠侣》可以看作从前期进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岭，这部作品既有郭请掷地有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之举，又有杨过蔑视宗法礼教、为个人爱情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之举以及做出独剑漂游四方之行。在金庸的后期作品中，佛家思想的气息愈来愈浓，在《连城诀)》和《侠客行》中，是非善恶已经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标准难立，狄云和石破天究竟应该如知何做人，可以说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答案。

    金庸的作品涉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中的雪山极顶到《天龙八部》中的苍山河海，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雪莲到《笑做江湖》中的福建山歌……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金庸不仅描绘出了各地不同的景物、风俗，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板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成长于扬州妓院……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

金庸笔下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如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后，则显得气象衰弱、难克重任；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金庸在表现中国文化时，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批判。

    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具体描摹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在《天龙八部》中，金庸就通过对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的描写，充分展现了他对“大文化”高超的驾驭能力。灰衣老僧轻而易举地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给天下英雄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时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种对“大文化”的了解，让金庸在写作时挥洒自知。

    上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作品，出于“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惯性以及重写历史和歌颂新中国的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开天辟地”的新气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心理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形象，则从容、厚重，更具长久的稳定性。

(摘编自孔庆东《金庸与国民文学》)

今天去访问托尔斯泰故居。这是我心仪已久的地方。到了俄国，         ①           ？他给了我们那么伟大的作品，这些作品让我们激动，引发我们思考，给我们无比美好的享受。我们怎么能不心存感激？托尔斯泰庄园，名字叫雅斯纳雅·玻里亚纳。庄园远看是一片非常美丽的森林。粗大的桶树、菩提树，美丽的桦树，蓬勃潇洒的枫树，远近高低像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个个高大俊美。雨珠挂在树叶上，在一片翠绿中间，亮晶晶，好像散落的水晶。散发着草香、泥土香的空气，延伸至村外的林荫道，让人轻松愉快。四周有河流环绕，还有几个小的湖泊，湖边停靠着捕鱼的木船。托尔斯泰的故居就坐落在这一片森林中。两层楼，不算很大。漆着白和绿的油漆，           ②             ， 很美。天气好的时候，阳光透过绿叶，洒向空地，明媚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