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近期，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首次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我国义务教育学校管理的基本要求，其中再次明确“家校配合保证每天小学生10小时、初中生9小时睡眠时间”。

    学生们睡眠不足，有各方面的原因，不过归纳起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辅导班多、作业多、孩子做事磨蹭等等。疯狂的作业、如潮的补课、霸道的名校，营造出几近癫狂的应试教育氛围，将孩子们裹挟其中无法自拔。

    而实际上，对于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减少学生作业，各地都出台了明确规定。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效果甚微。其原因一方面是在应试教育语境之下，家长们普遍焦虑，为了让孩子跻身“名校”而希望老师布置作业，一方面是个别老师转嫁压力，将成绩提升寄托在作业量上。还有一个方面不得不说，就是教育部以及各地出台的规定只是提出“要求”与“标准”，而对于违规的学校领导以及教师没有提出具体的惩治措施。

    当然，保证学生充足的睡眠时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除了针对违规教育者制定惩治措施之外，还要改变应试教育理念，减轻家长焦虑程度，力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由此可见，谁来保证中小学生睡眠，或者说落实上述政策就成了问题。学校、老师做到了，家长不配合保证不了，家长想让孩子多睡一会儿，学校、老师要求学生早早到校上早自习，晚上还要上晚自习，还布置了一大堆家庭作业，又如何保证学生们的睡眠？

（摘编自“红网（长沙）”）

材料三：

    睡眠不足给中小学生带来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睡眠是人的基本生理功能，对身体和智力的发育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睡眠不足可导致精神不能集中，记忆力、注意力及理解力衰退，学习效率低下，还会影响机敏度；长期睡眠不足还会导致内分泌失调、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心理异常等，这都会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瑞典一家医学研究人员发现，睡眠不足还会引起血中胆固醇含量增高，使得发生心脏病的机会增加。澳大利亚的一个研究学会提出，人体的细胞分裂多在睡眠中进行，睡眠不足或睡眠紊乱，会影响细胞的正常分裂，由此有可能产生癌细胞的突变而导致癌症的发生。一般说来，不同年龄的人每天所需的睡眠时间不同，中小学生每天应睡8—9小时，成年人每天需睡7—8小时。

    事实证明，睡眠不足，正在不可修复地透支中小学生的青春和健康。国外一家研究机构多年的跟踪调查表明，孩子的睡眠与他们的智力发展紧密相关，那些每晚睡眠少于8小时的孩子，有61%学习跟不上，39%成绩平平，而每晚睡眠在10小时左右的孩子，只有13%学习落后，76%成绩中等，11%成绩优良。

    也曾有科研人员把24名大学生分成两组，先让他们进行测验，结果两组测验成绩一样。然后，让一组学生一夜不睡眠，再进行测验。结果，没有睡眠组学生的测验成绩大大低于正常睡眠组学生的成绩。

（摘编自《北京日报》）

    材料一：

    对经典阅读心向往之，但却有心无力，这才应该是经典阅读危机最为清晰的表达。经典阅读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尴尬境地，有着时代大背景及与现实交织的诸多复杂原因，比如经典教育缺失、社会生活变迁、娱乐文化挤压等。而且这一问题的严峻却无形、繁复又自成生态的特点，决定了化解这一危机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观念水平的提升并非一日之功，内在动力的生发也是厚积之果，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方可能是正解。

    （摘编自《让经典阅读在年轻人中复归》）

    材料二：

    去年10月，天津大学的一个学生社团曾围绕大学生课外阅读情况做了一个小范围的调查，收到的一组回答让他们深思：一方面，受访大学生表示“不读书上不了台面，会暴露自己没有修养”；另一方面，又表示“要花精力社交，建立归属感”。

    为何经典阅读认同度高，但实际阅读量少？天津大学大部分同学都认为，家庭、学校、社会对经典名著的推荐，已经让青少年从小确立了“好读书、读好书”的意识；而“时间碎片化”则是他们不约而同提到的影响阅读的最主要原因。天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虞京春对此深以为然：“移动终端快餐化、碎片化阅读受到大学生的推崇，但松散的阅读习惯很难使人构建完整的思想体系。”她同时也感到，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之下，“经典著作虽然能够对人有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但却不能像实用书籍那样立竿见影，这也是部分读者远离经典的原因”。

    （摘编自《上好大学生经典阅读“必修课”》）

    材料三：

    古典文学作品由于时代久远，与现代汉语语言上存在诸多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对其接受的难度越来越大。单纯在古典文学教育中强调兴趣教学，肯定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古典文学的学习，自古就强调“熟读”的重要性，甚至强调“死记硬背”，这是其学科性质决定的。多阅读，多背诵，形成一定程度的强制诵记十分必要。要努力在尊重古典文学学习规律的基础上，从考试模式、识记方法、教学方法上进行教学与考试的深层改革。

    文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熏陶式的教育。它强调的是，让学生经常处于文学的氛围和影响之中，“润物细无声”。全媒体时代，学生们日常接触最多、影响最大的是网络与新媒体，因此需要充分利用新媒介与网络，与学生建立以古典文学为内容的交互空间，将图书馆、网络资源结合起来，将强制阅读与拓展阅读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无时不在的古典文学氛围里形成阅读习惯。

（摘编自《文学院系学生古典阅读状况堪忧》）

材料四：

图一：中国大学生在古代文学阅读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障碍

图二：古代文学在现代社会的意义

（摘编自《大学生经典阅读调查》）

    材料一：

    在电子商务日益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互联网架起了海外网购的桥梁，可谓“万里买卖一网牵”。然而随着境外网购商品模式在中国持续走热，境外网购商品安全风险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境外网购食品交易的特殊性，跨境电商、海外购等主渠道门槛太低，使得监管要比一般的食品复杂。据说，中国各地检验检疫部门截获的带有有害生物的国际包裹数量大幅上升，因此对维护国内生物安全形成压力。同时海外网购食品安全风险较大，看不见的战线上有着许许多多未知的安全系数。

    随着跨境电商、海外购等方式代购食品的交易额逐年增加，海外网购食品安全风险加大。由于我国现行立法缺失，《食品安全法》并没有将境外网购食品销售者列入约束的对象，这使得境外网购食品方面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我国从国外进口食品进来之后，一般都在口岸检疫，并发有检验检疫证明。而海外网购的食品大都是直接从海关发往邮局再交给消费者，与正规进口的产品相比少了一道检验检疫程序，存在食品安全风险。不仅海外网购食品质量和安全性无法保证，而且消费者一旦受到侵害时也不知该如何救济，往往投诉无门。

    食品安全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舌尖安全不可小觑。因此，以法化解海外网购食品安全风险势在必行。

    （摘编自《中国防伪报道》）

    材料二：

    “网红食品”之所以成为“网红”，不仅在于它独特的造型设计、新颖特别的口感，还在于它迎合了人们的猎奇消费心理以及满足了社交需求。诚如有人总结的，“网红食品，看着卖食物，实则是卖情怀，它们不常活在舌尖，却常活在我们的朋友圈、微博中”。然而，由于网红食品多在朋友圈等自媒体传播、推广，这给了一些黑作坊可乘之机，毕竟，自媒体上的点赞和夸奖往往让人难辨真伪。更进一步看，在食品安全领域，知名度与安全度恐怕并不构成正比关系。恰恰相反，越是“红”，食品安全风险和隐患可能越大。个中原因不难理解，网红食品具有“短平快”的销售特点，其成名快随之而来的销量增加也快，而其食品加工和安全保障能力往往无法满足成名后高涨的消费需求。此外，个别网红经营者确实存在“赚一笔就走”的投机心理，那么食品安全自然难以保障。因此，越是“网红”越应当引起关注，加强监管。

    保障网红食品的安全，需要监管部门经营者与消费者共同发力。监管部门要主动对监管体系进行升级，在新形势下探索更为精细化、信息化的监管方式。消费者则不要盲目跟风，购买之前务必在质量方面多留点心。于经营者而言，应该知晓要想有效把注意换影响力，终究还是要靠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对安全的绝对保障。否则，网红食品成为“凉凉食品”是迟早的事。

    （摘编自《深圳晚报》）

    材料三：

    （摘编自《我国食品安全基本态势与风险治理》）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主要面临以下挑战：①源头治理具有长期性、复杂性。②生产经营组织转型任务艰巨。③人源性风险治理难度较大。④多重风险相互渗透。⑤部门监管的协同协作仍需加强。⑥食品供给和安全质量不平衡。

    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现实路径：①要持续加大源头治理力度。②要进一步大力发展绿色食品。③要深入推进全程无缝监管。④要继续提高食品安全“违法成本”。⑤要不断深化监管体制改革。⑥要充分形成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合力。

（摘编自《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及形势分析》）

这句话在文中有什么作用？

人的异化是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本质的改变和扭曲。卡夫卡和蒲松龄为达到写作目的，都不惜采用荒诞的写作手法将现实夸张变形。在《聊斋志异》和卡夫卡的作品中有许多异化的主题，主要体现为人不再是人，而是以动物的状态出现，或者是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异化为动物或植物。罗杰·加洛蒂曾这么评价卡夫卡的作品“卡夫卡的王国是异化和异化意识的王国”，认为“卡夫卡作品的本质与风格在于人的自我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蒲松龄写《聊斋志异》与当时“淄川的文人雅士聚首时谈狐说鬼，似为时尚”的时代背景有关，他在《聊斋自志》中也明确地表达出他对怪异事物的爱好“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从这点来看，两位作家都喜欢用荒诞的艺术手法来表现异化主题，这点是最值得探究的相通之处。

卡夫卡所读过的《聊斋志异》的德译本中有《阿宝》、《竹青》、《香玉》和《莲花公主》这几篇是明显带有异化色彩的。如《阿宝》中的孙子楚性情憨厚，不善说话，喜欢上了本地大商人的女儿阿宝，因她一句玩笑话而自断了六个手指。碍于无法在一起，他郁郁寡欢，一病不起，后来灵魂化为一只鹦鹉飞到阿宝的住处，日日夜夜陪在她身边。孙子楚的真心诚意打动了阿宝，鹦鹉变回了人形，造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上面故事中的主人公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因为种种客观或主观的原因异化成了动物。而卡夫卡作品中的异化相比较《聊斋志异》中的异化而言则更加荒诞和怪异，这类异化很少有前因后果，多表现为突变。如《变形记》中的格雷戈尔某天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硕大的虫子……”。显然，这是一种异化的手法，与《聊斋志异》中人化为动物或植物的变形有几分相似。但相比之下又有着不同，这段异化出现在故事的开头，而在整个故事中卡夫卡始终没有交代格雷戈尔变成甲虫的原因，只是在描述他变成甲虫之后的事情，该小说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更像是一个故事的片段。而蒲松龄笔下的故事则情节完整，前因后果也交代清晰。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聊斋志异》中主人公的异化和变形往往带有一定的目的，如孙子楚是为了陪在阿宝身边所以化成鹦鹉。如果有可能，这些异化的人在达成自己的目标之后还要变回人形。在蒲松龄这里，人的肉体和灵魂的分裂是迫不得已的，暂时的分裂是为了最终的统一。这样看来，《变形记》中的异化显得突然，这与卡夫卡的写作目的有关，卡夫卡想要用这种荒诞的手法来突出现实生活中人的并化，来表现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漠然的关系，他企图从异化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和批判社会。

细读《变形记》可以发现，该小说着重描写的是格雷戈尔变成甲虫之后，家人对他态度的转变。在变形之前，虽然格雷戈尔作为公司的代理挣钱不多，但整个家庭依靠其工资尚能生活，所以一家人表面上显得很和睦，对待他的态度也比较友好。但看到他变成甲虫后，父亲对他的态度始终很恶劣、甚至“从后面重重地给了他解脱性的一脚，他被踢到房间中间，身上流着血”。在格雷戈尔又一次把母亲吓晕之后，父亲对他更是暴力相加，“把碗柜上水果盘里的苹果装在口袋中，一个接一个地扔出去……一个简直就嵌入他的背里去了”，可见他的父亲完全不顾亲情，想要置他于死地。正是人情的冷漠把格雷戈尔逼上了死路。

因此，当我们从卡夫卡写《变形记》的主旨来看，就能明白小说为什么不变代格雷戈尔变形的原因。因为外形的变化并不是卡夫卡描写的重点，内心的变形和异化才是他想要表达的主题，在卡夫卡的笔下，心里“变态”是一种常态，卡夫卡试图用这种怪异的常态来揭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漠然，社会的冷酷无情。在卡夫卡眼里，异化不再是一个主观的心理问题，更像是普遍的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体现的是不可缓解的社会矛盾。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卡夫卡经常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突然变成其他动物，或者干脆就以变形后的样子出场。

（摘编自《从〈聊斋志异〉对卡夫卡的影响角度再读卡夫卡的作品》）

材料二：

人工智能是一种尚未成熟的革命性、颠覆性技术，它在深刻改变和塑造人与社会的同时，也在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外在的异己力量。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技术支撑，智能科技构成了对人公开的或隐蔽的宰制，人正在沦为高速运转的智能社会系统的“附庸”和“奴隶”；各种智能系统不断取代人工作，“数字穷人”逐渐丧失劳动的机会和价值，被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排斥在外，存在变得虚无和荒谬化；智能机器人的快速发展模糊了人机界限，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等形成强烈的冲击，令“人是什么”和人机关系凸显为挑战哲学常识的时代难题。我们必须正视已经或者正在到来的异化风险，拓展理论视野，创新智能时代的异化理论，从理想社会建构和“人”自身的进化两个方面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构造人与智能机器协同演化、共同成长的生态系统，在智能社会、智能文明的建设中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摘编自《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

材料一：

黄河文化内涵丰富、历史深远。一方面，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另一方面，从中国文明诞生伊始到唐宋时期，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文化中心和重心。可以从文明的诞生、文化基因的养成、“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三个方面来看待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其历史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研究文明起源的一个主流范式是：把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结合起来，用聚落形态的演进来标识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国文明起源路径可以概括为“聚落形态演进的三个阶段”，即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不平等和初步社会分层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的“万邦”形态。中国早期文明是多元的，其多元性的源头可以概括为两大河流域——黄河与长江。就黄河流域而言，在其上中下游都发现了作为上述三个阶段三种形态聚落的考古遗址，它们是早期黄河文明的物化形态，为我们展现出一部中华文明起源的真实画卷。

始自夏王朝的中原正统观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观念。它历经夏商周三代而奠定根基。在对夏商王都的历史地理考据中，夏朝和商朝的都城都有迁都情况，但其王都均在黄河中游地区。《论语·为政》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表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在继承基础上发展的。夏商周的王都均建在中原地区，使得中原正统观经夏商西周代代相袭，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传统。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它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密不可分。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真正大一统国家始于秦朝，但是夏商西周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却是另一种层次上的一统。从尧舜禹经三代再到秦汉，先后经历了三种背景指向的大一统观念，即尧舜禹时代与族邦联盟机制相适应的带有联盟一体色彩的“天下一统”观念；夏商西周与“复合制王朝国家”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秦汉以后与郡县制机制下的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形态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这三种背景指向、三个层次的大一统观念，是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标识。在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一直发挥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构成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基因性要素之一，而建都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夏商周三代和汉唐王朝，是为其奠基的两个重要阶段。

费孝通把中华民族的形成划分为“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两个阶段，古代属于“自在”阶段，近代以来进入“自觉”阶段。民族类型与国家结构形态有对应关系。中国从秦汉开始，国家结构形态变为“中央—郡县”制，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大一统的王朝内，有两个层次的民族：一个层次是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另一个层次是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相当于费孝通所说的作为自在民族的中华民族。“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出现是与从秦汉开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结构形态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中央一元化统辖的郡县制结构。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国家结构本身使大一统的国家至今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也促进了国家认同与民族凝聚。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而从秦汉到唐宋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就建在黄河中游地区。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既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同心圆的圆心。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也因此而成为了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所在地。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摘编自王震中《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历史意义》）

材料二：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李立新谈到，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是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的战略要求。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取之不竭的精神宝库，要挖掘其时代价值，以文化融合发展为重点，推动黄河文化创新性发展。

“要推动黄河文化与产业的高度融合，发展黄河文化创意产业，丰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促成黄河文化的活态传承、可持续发展。特别要推动黄河文化和旅游业高度融合，形成历史文化展示带、旅游观光休憩带，建设人们感受黄河、亲近黄河的休闲旅游后花园，让黄河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和心灵故乡的主要承载地。”李立新补充道。

（摘编自余璐、丁亦鑫《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材料三：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黄河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水沙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生态环境持续明显向好、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黄河流域仍存在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新时代，我们要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贯彻新发展理念，遵循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实践证明，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只要我们创新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方式，用好这笔财富，就能走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摘编自李贵成《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