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

       1903年春，川沙小学举行开学典礼，这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发端。作为校长，黄炎培只尽义务，不领薪水。他还亲自上讲台，每天讲课3小时。在他的努力下，这所小学办得如火如荼，人们以自己的孩子能入川沙小学为荣。

       1906年，黄炎培创办了浦东中学。从设计蓝图到监督施工，黄炎培都冲在第一线。所有教师的遴选、聘用，都由他把关、拍板。黄炎培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勤、朴、诚”人生修养三要点。革命家张闻天、文学家叶君健、物理学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导演谢晋以及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都曾就读于浦东中学。该校在当时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盛誉。

辛亥革命后，黄炎培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拟出了科学、严谨、可行的《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全力以赴进行落实，使得江苏省很快成为中国最有成就的省份，为教育界树立了楷模。

黄炎培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国内外进行多方考察。1914年2月，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考察教育，历时95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同年9月，他又到山东、北京、天津考察教育，历时36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二集。1915年，他又随中国实业考察团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所学校，历时三个月，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包括总统威尔逊、大发明家爱迪生），尤其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1917年，他还到日本、菲律宾考察，历时两个月。黄炎培由此获得了“中国教育界的徐霞客”的美誉。

黄炎培考察的重大收获是更加肯定了职业教育的战略意义，他下定决心要在中国大力推行职业教育。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正式成立，黄炎培担任办事部主任。职教社诞生以后，逐渐形成一个完整、宏大、有机的体系，它的触角伸展到许多领域，成果之丰硕，实属罕见。光是一个中华职业学校，从1918年创立到1952年被轻工业部接管，培养毕业生多达7000人以上，其中不乏名人，包括数学家华罗庚、社会活动家徐伯昕、经济学家顾准、演员秦怡等等。

在长期致力于职业教育实践的基础上，黄炎培不断地发展、深化着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

黄炎培于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封建教育脱离生产的弊病，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倡导重视实物教学、直观教学。这篇文章是黄炎培对于自己教育主张的第一次系统阐述，成为黄炎培职业教育的理论雏形。

后来，在实用主义基础上，黄炎培进一步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即办职业教育必须联络和沟通教育界和职业界，参与全社会的活动和发展，积极地寻求职业教肓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至此，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基本成熟。

黄炎培的教育思想散发着浓厚的平民气息。他认为，社会的组成，以人民为基本和主要的力量。要使社会健全，必先注意人民的教育。

黄炎培崇尚简朴生活。他从不添置家产，卧室就是会客室。国难当头之时，黄炎培要求职教社同志勤俭节约，不浪费一滴水一度电，用过的信封还要使用背面。抗战胜利后，职教社总社迁回上海，由于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黄炎培不得不卖藏书、字画以资生活。杜月笙听说了，送来两千大洋资助他，黄炎培却把这笔数目不小的钱全部捐给了职教社，自己依旧卖字。

黄炎培的朋友江恒源，曾经用“侠骨慈肠、锦心绣口”一语评价他。对此评价，黄炎培当之无愧。终其一生，他淡泊从容地面对人世沧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他的心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永远是国家、人民、职业教育。他用一生的执著追求和光辉事业，完美地诠释了“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八个字。

（摘编自《从中小学讲坛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

【相关链接】

①黄炎培始终如一地将爱国主义灌输于日常教导之中。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的第一条是：“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矢愿相与始终也。”

②黄炎培始终秉持一个坚定的志向：拒不做官。北洋政府两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坚辞不就，矢志不渝，埋首教育事业。

③黄炎培先生的爱国思想、民主思想和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思想，贯串在他一生的业绩之中，是很值得传诸后人的。（孙起盂1988年l1月6日题词）

“红学泰斗”

周汝昌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悄然离世。他的女儿对外表示，按照父亲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让他安安静静地走。

    1918年，周汝昌降生。先生自幼聪慧，少年时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然而，真正使他步上“研红”之路的，是著名学者胡适先生。

    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的信函，说他看到亚东版《红楼梦》卷首有胡适的一篇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他嘱周汝昌查证。周汝昌遍查燕大图书馆，终于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那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在《民国日报》发表。看到文章的胡适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为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那时起，周汝昌开始了长达60来年的“红楼”之旅，因痴迷《红楼梦》，他的书斋就叫脂雪轩。痴迷到什么程度？痴到不记得自己和家人的生日，却对曹雪芹的生日、忌日记得一清二楚。痴方能执著，方能锲而不舍。曹雪芹当年创作用了10年，“十年辛苦不寻常”；周汝昌先生则用了近60年。有两句诗为证：“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几十年下来，研究硕果累累，著述等身：1953年出版代表作《红楼梦新证》，以丰富翔实的内容，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此书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另一部代表作《石头记会真》是他历经50余载潜心努力、对11种《红楼梦》古钞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另出版有《曹雪芹》、《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献芹集》等数十部专著，涉及红学领域各个层面。尤其是晚年，研究成果呈现井喷的态势，令不少后学钦佩不止。要知道，周汝昌先生继1954年双耳失聪之后，1974年又因用眼过度，两眼近乎失明。可以想见，能取得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先生要付出怎样的艰辛！

    周汝昌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他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这年周汝昌35岁。

    红学家梁归智认为周先生是一个“解味道人”，是解曹雪芹味道的人。梁归智用“痴人”和“赤子”这两个词语形容周汝昌，他说周先生的一生全部投入到红学研究中，为红学发痴，为人单纯。

    周汝昌不仅是红学家，还是中华文化学家。他对中华文化、对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弃。“我喜欢‘国货’，喜欢民族风俗。我喜欢民族建筑、民族音乐……对这些方面，也许有些人看我很保守、落后，甚至冥顽不化。不了解这一切，很难理解我为何后来走上了红学道路，为何又如此地执著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而无悔意，也不怨尤。”周汝昌在其自传体色彩的著作《天地人我》中这样写道。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一直蛰居在一幢小楼内，过着俭朴至极的晚年生活。脂雪轩内陈设简单，唯一现代化的设备就是一台电脑，是他的女儿兼助手周伦苓帮他打印文稿用的。先生快乐地沉浸在他的研究中。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这便是这位泰斗级学者﹣﹣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值得骄傲的精神写照。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相关链接】①周汝昌读中学时研习宋词。在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他为刘旦宅先生《石头记人物画》中的40位人物每人配写了一首诗，令画册生色不少。他在诗词上的造诣，使他选注的《范成大诗选》、《杨万里选集》一直为学林推重。幼年时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书法，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②周汝昌大学毕业时，他的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中外教授举座皆惊。后来，他成为被燕大中文系研究院录取的第一名研究生，把《二十四诗品》译成英文介绍到欧洲，也把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以《离骚》的文体翻译成中文。

严耕望：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余英时

    1973—1975年，严耕望是哈佛燕京社的访问学人。那时他已在中古政治制度史的领域内卓然成家。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苦读。每天早晨在图书馆前面等着开门，下午图书馆关门，他才离开。1979年春，严耕望应聘到耶鲁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教授。和哈佛时代一样，他天天早到晚退，伏案用劝。哈佛和耶鲁两度共学，我亲身体认到耕望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真正达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境界。他自己曾明白说过，他一生从不求多赚一分钱，也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因此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以免浪费宝贵的光阴。1979年他在耶鲁的期间，正值大陆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前来访问，我在家中接待代表团，邀请耕望与会，但他婉辞了，因为他坚守其“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

    耕望的生命虽然彻底地与学问合一，但他既不是不晓事的书呆子，更无世人想象中那种专家学者的傲僻。相反的，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最通情达理并且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他的家人、师友、学生或同事，他都抱着一份诚挚的情意：任何人曾对他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读他那些大著作的序跋，便可以获得生动的印证。在学问方面，他一向持严格的标准，决不稍有假借。然而他在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他曾说，他一向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这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解剖。他从不争浮名和权位，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到无可再低，宾四师说他的性格“似为柔退”，这些确可以说是近于道家的，然而也未尝不与儒家相合。他平常表现在外的是“柔逊”，但在大原则上却持之甚坚，内心自有不可逾越的尺度。

    耕望的研究领域是制度史和历史地理。他的著作无一不从规模浩大、笼罩全面的研究中产生。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而言，表面上看来似为一种概括式的专史，但认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书中每一章每一节都有精密考证的创获。不过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据我的大略估计，《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完成先后越二十年；《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几乎是半个世纪了。耕望的著作初看好像只是中国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其实由于他一直注意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观点，他的论断已不是传统史学所能范围。他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卷》便已参考了一部《各国地方政府》的中译本，《唐仆尚丞郎表》从传统一方面看固可说与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同属一类而精密过之。

    耕望论现代中国史学家，特别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和宾四师为“四大家”。他于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绝不是幸致的。

    苏东坡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现代中国史学界没有人比耕望更能自用其才的了。陆象山说：“今天下学者，惟有两途：一途朴实，一途议论。”耕望木讷寡言，终其身与“议论”无缘，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朴实”的道路。

（选自《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有删改）

蔡元培：向人生“辞职”

蔡元培爱辞职，是出了名的。他一生公开的辞职高达24次之多，其中为了北大辞职7次。原因多种多样，有反对政府不给经费的，有反对政府干涉北大行政的，有因为五四运动抓学生的，甚至还有一次是因为学生闹事的文学类文本阅读 蔡元培：向人生“辞职”蔡元培爱辞职，是出了名的。文学类文本阅读 蔡元培：向人生“辞职”蔡元培爱辞职，是出了名的。。有人查过蔡元培日记与年谱，1928.1929那两年，蔡元培几乎月月在写辞职信：请辞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请辞代理司法部长，坚辞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坚辞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坚辞国民政府委员……

    然而，与这些具体的辞职相比，蔡元培几次向人生的“辞职”，才更耐人寻味。

    1889年，21岁的蔡元培双喜临门：一是通过科举考试中了举人，二是在父母包办下迎娶妻子王昭。3年后，蔡元培又考中进士，一举进入翰林院。虔诚的儒学士子蔡元培，已经可以眺望传统读书人可以达到的顶峰。

    不过，一帆风顺的背后，也有烦心的琐事。儒生蔡元培对三从四德、三纲五常深信不疑，坚信妻子必须无条件服从丈夫，绝对不能和丈夫顶嘴。偏偏王昭和他性格差异极大，双方矛盾渐增，令蔡元培烦不胜烦。

    家庭“战争”频繁爆发，中日两国也终于开战。惨败之后，清廷搞起变法，不过百日，蔡元培最崇拜的谭嗣同便喋血菜市口。此前，和其他儒生一样，蔡元培绝对忠于清廷，只希望清廷主动改革。经此事变，蔡元培彻底看清清廷本质，第二年，他便放弃仕途回到老家。此时，已接触过新式教育的蔡元培渐有女权意识，他认为之前凡事都要求妻子服从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他亲自向妻子道歉，并写出着名的《夫妻公约》，从此两人真正拥有了幸福的婚姻，蔡元培形容为“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

    向旧人生“辞职”，向旧道德“辞职”，那一年，蔡元培34岁。

    随后几年，对新式教育兴趣日渐浓厚的蔡元培认为“救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德（国）最尊”，所以“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1907年夏，这位已近不惑之年的清朝翰林终于到达德国首都柏林，他准备至少用五年时间，在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

    蔡元培负笈西来，系自费留学，尚有柴米之忧文学类文本阅读 蔡元培：向人生“辞职”蔡元培爱辞职，是出了名的。文学类文本阅读 蔡元培：向人生“辞职”蔡元培爱辞职，是出了名的。。他一边学德语，一边做家庭中文教师，还要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书、译书。进入莱比锡大学后，蔡元培埋头读书，内容主要涉及哲学、心理学、德国文化史、文学、艺术等。他曾翻译了一篇题为《德意志大学之特色》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哲学家包尔森的名着《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的绪论。包尔森指出，德国的大学“为研究科学之实验场，而一方且为教授普及专门知识高等学科之黉舍，此为德国大学之特质……故德国大学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为一”。留德四年，蔡元培脑中逐渐形成一个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

    在“半工半读”“半佣半丐”的艰苦中，蔡元培完全重塑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完全重塑了自己的知识人格，他完成了向塞满自己头脑的四书五经的“辞职”。1911年，他应邀回国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那一年，他43岁。

    历经反复，以1917年1月9日发表就任校长演说为标志，49岁的蔡元培正式执掌北京大学。他清积习，除昏聩，寄望于诸君者三：曰抱定求学之宗旨，曰砥砺严谨之德行，曰敬爱师友之情谊。三言既出，全校一震。他延揽诸方英才，为此不拘一格，一时群贤毕至；他独尊教授治校，为此开罪官僚，却得传道有道。凡此种种，俱化为他为北大注入的灵魂：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治下的北大，从此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部不朽史诗。

    我们今天回望蔡元培的24次辞职，有的颇具深意，有的则更像轶事，然而蔡元培两次对人生的“辞职”，却成就了中国现代史不可或缺的一环。倘若没有参透时代的智慧，没有勇于决裂的魄力，今人注定只能在暗自喟叹中甘于平庸。世上最难改变的，是自己。我们今天常说，教育家去哪了？“教育家”正沉沦于顾影自怜的“中年危机”中，正委身于集体沉默的心安理得中。不如学学蔡元培，49岁，还能换种活法。

做人当如邵逸夫

    他曾拍摄过一千多部经典电影，打造了一个无法重现的电影王国神话，造就了一大批大明星、大导演和名编剧，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诸多“第一”和“之最”。他在英国、美国、新加坡及香港、内地等地都有巨额捐赠，合计金额已超过三十亿元。在古今中外捐资助学史上，他当之无愧可称为第一人。1990年，为表彰他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以其名字为一颗新发现的行星命名。这颗行星的名字叫“邵逸夫星”。

    邵逸夫的成功在于他的时时克已和博大的胸怀。他是一个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除了有善于经商的精明头脑外，克勤、克俭的人格魅力更是赢得大家爱戴的关键所在。尽管他受教育的程度不高，但他干一样、专一样，从不懈怠。他从最卑微的职位做起，一步步奋斗，最终成为电影公司的大老板。他熟悉电影制作几乎每个环节的工作。从剧本、摄影到导演、演员的选聘以及化妆、剪辑，他样样在行，而在影片推广、发行、剧院管理方面更是行家里手。邵逸夫工作非常勤勉，精力过人。他看电影之多，也堪称一最。中国的外国的，文的武的，好的差的，他逢片必看。他借此了解电影动态，以确定题材，制定拍摄计划。年轻时曾有一天看9部片子、一年看700部片子的纪录。邵逸夫说：“我天生喜欢看电影。”其实，这是一种执着和投入的表现。为了树立邵氏影业的良好形象，他对影片的质量严格把关。出现劣片，往往亲手烧掉，毫不手软。他说：“在早期，我整日烧片，没有好的戏，我宁愿烧。邵氏出品，必属佳片。”邵逸夫自己制片相当严谨，绝不拍劣片。据称，邵氏在37年间，烧掉的影片以十部计。

    邵逸夫的容人之量更是员工最佩服的地方。他大胆起用仅30岁的李翰祥，拍摄了卖座率极高的影片《貂蝉》。该影片囊括了第五届亚洲电影节五项大奖。1963年在事业高峰期的李翰祥离开邵氏到台湾另谋发展，并带走大批技工好手，几乎动摇了邵氏根基，但邵逸夫爱才如命，70年代允诺他重返邵氏，这或许只有邵逸夫能够做到。

    多年来，邵逸夫一直稳居香港超级富豪排行榜上，他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是港岛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该用回到民众。”这位以“大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为人生信条的影视巨子，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2002年，邵逸夫捐资创立的“邵逸夫奖”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用以表彰全球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该奖每年颁布一次，奖金100万美元，颁奖始于2004年。由于其设奖宗旨和巨额奖金足以媲美声名显赫的“诺贝尔奖”，因而一设立就被称为“东方诺贝尔奖”。杨振宁说：“‘邵逸夫奖’的设立，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大事。”

    早在1973年他就设立邵氏基金会，致力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为此他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从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祖国内地。平均每年拿出1亿多元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对于中国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正如他所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教育为立国之本，邵选夫为此多年来尽心尽责，不遗余力。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邵逸夫捐助内地科教文卫事业的资金达25亿元，捐助项目超过3000个，其中80％以上为教育项目。如今以“逸夫”两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他文化艺术、医疗设施遍布全国各地。几年来邵逸夫还不顾耄耋之年，多次亲临大江南北视察捐赠项目。根在宁波的邵逸夫对故乡也倾注了很大的爱心。1987年后，他不仅多次回乡探亲访问，还先后捐资4000多万元帮助发展教育、文化事业。这些项目包括位于宁波大学西区的邵逸夫图书馆、逸夫教学楼、逸夫剧院以及其祖居地康乐园等。

（选自周晓玲《做人当如百岁老人邵逸夫》，有删改）

可爱梁宗岱  梅子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界，梁宗岱算是浪尖上的人物。他祖籍广东新会，聪颖早慧。有一次，一群记者登门访问在文坛崭露头角的诗人梁宗岱，前来开门的是一个小孩，问：“你们找谁?”“找你爸爸梁宗岱。”“我就是梁宗岱。”开门的小孩说。此时梁宗岱十六岁，还是个中学生呢。

    梁宗岱1923年被保送岭南大学文科，第二年赴法国留学。留法期间，他与法国象征派诗歌大师瓦雷里的相识相知，以及从罗曼·罗兰口中所获的赞誉，成为他终身受用的人生经历。梁宗岱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同时兼任清华大学讲师，年方二十八岁。l941年至l944年受聘于复旦大学，任外国文学系主任，跻身于著名教授、学者行列。

    梁宗岱性情放达可爱，诗人彭燕郊有篇写梁宗岱的文章，题目就叫《可爱的梁宗岱先生》。梁宗岱的可爱，主要缘于他的好辩，而且他与人争辩的缘由，多是纯粹的理论问题。

    1931年1月，徐志摩等人创办的《诗刊》创刊，上海新月书店发行。创刊号发行不久，远在柏林的梁宗岱写信给徐志摩，谈论他对《诗刊》的看法。信末，梁宗岱说：“这种问题（即诗）永久是累人累物的。你还记得么?两年前在匕黎卢森堡公园旁边，一碰头便不住口地哕唆’了三天三夜，连你游览的时间都没有了。”

    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教授温源宁，在他那本用英文写的《不算知己》中，则留有梁宗岱与人争辩时的生动描述：“宗岱喜好辩论。对于他，辩论简直是练武术，手、腿、头、眼、身一起参加。若一面走路一面辩论，他这种姿势尤为显著：跟上他的脚步，和跟上他的谈话速度一样不容易，辩论得越激烈，他走得越快。他尖声喊叫，他打手势，他踢腿。若在室内，也完全照样。辩论的题目呢，恐怕最难对付的就是朗弗罗和丁尼孙这两位诗人的功过如何。要是不跟宗岱谈，你就再也猜不着一个话题的爆炸性有多大。多么简单的题目，也会把火烧起来。因此，跟他谈话，能叫你真正筋疲力尽。说是谈话，时间长了就不是谈话了，老是打一场架才算完。”

    梁宗岱与人争辩甚至会“动武”。著名学者、教授、古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先生曾在文章中回忆道：“l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而梁宗岱任教于复旦大学时的一位学生，在回忆文章中也记录了梁宗岱与一位中文系老教授为一个学术问题争论直至交手的场面：“两人从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当间，终于一齐滚进了一个水坑；两人水淋淋爬了起来，彼此相觑一下，又一齐放声大笑……这两位师长放浪形骸的潇洒风度，令一些讶然旁观的学生永远忘不了。”

    梁宗岱教授上课的时候，讲到忘我处，经常捋起衣袖，露出上臂肌肉，“炫耀”自己的强壮，强调锻炼身体的重要性。学生被他的这种亲切感染，整个课堂气氛让人如沐春风。

    1944年秋天，正在复旦大学任教的梁宗岱刚刚完成一个学期的授课任务，正赶上蒋介石物色“智囊团”人选，他看中了在知识界有影响的梁宗岱，就派人持他的亲笔信来召见梁宗岱，前后三次召见都被梁宗岱婉言拒绝了。第四次，由徐道麟坐蒋介石的轿车来到重庆北碚，要亲自接他去见蒋介石。徐是梁宗岱早年留欧时的同学，又是蒋介石的亲信。他来之前曾先打电话通知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梁宗岱知道这一次走脱不了，只得出面周旋。他见到徐道麟后便说：“老同学，我刚下课，肚子饿得叫了，咱们先上馆子吃一顿再说。”于是他拉上章益校长一同下饭馆。在餐桌上，梁宗岱不断饮酒，并装出一副醉态，摇摇晃晃地对徐道麟说：“今天不能去拜见蒋总裁了，改天再去吧。在北碚兜兜风，就送我们回学校好不好？”就这样，巧妙地躲过了蒋介石的“召见”。

（选自《名人传记》，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