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如何不想他

    ①鲁迅曾这样比较过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的刘半农与陈独秀、胡适的区别：“如果将韬略比做武器仓库的话，陈独秀的风格是仓库门大开，里面放着几只枪几把刀，让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外面则竖一面大旗，旗上写着：‘内皆武器，来者小心！’胡适的做法，是库门紧关，门上贴一张小纸条，说‘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两位都是高人，一般人见了，望而生畏，不上前。可刘半农没有什么韬略，他没有武库，就赤条条的一个人，冲锋陷阵，愣头愣脑。所以，陈胡二位让人佩服，刘半农却让人感到亲近……”

    ②的确，读时人回忆刘半农的各类文章，其性格之诙谐幽默、不拘小节跃然纸上。

    ③刘半农在巴黎留学时，正值一战后，欧洲经济萧条，货币贬值。留学生的日子难熬，刘半农便将书房命名为“化子窝”。好友赵元任夫妇曾前往看望，临别时拍全家福留念，刘半农竟指挥众人，坐在地板上，伸出手来做乞讨状。

    ④归国后，刘半农从事民间文学研究。他在报上刊出启事，广泛征求方言中各种骂人的话，赵元任和钱玄同见报后联袂登门拜访他，分别操中国各地方言，把刘大骂一顿。骂过后，彼此抚掌大笑。

    ⑤刘半农爱好音乐，他曾与赵元任合作，由刘做词，赵谱曲，创作出上世纪30年代最为流行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

    ⑥一日，刘半农前往赵元任家饮茶，适逢不少青年学生也在赵家小聚。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憨态可掬的土老头就是刘半农，遂有失态之举。刘半农便当场作了首打油诗，自我解嘲道：“教我如何不想他，可否相共吃杯茶？原来这样一老朽，教我如何再想他？”

    ⑦于是，时人评品这个“矮个子，方头颅，生气勃勃”的江苏人，送其一字“浅”。

    ⑧“浅”有二意，一为：“胸无城府，浅如清溪。”出国留学前，昔日上海滩文友在酒家宴送，席间对诗，满是卿卿我我的词藻。他无法忍受，讽刺道“真是一群鸳鸯蝴蝶”。酒宴遂不欢而散。

    ⑨还有一次，时任《世界日报》总编辑的成舍我向刘半农约稿。刘半农问，我写的都是骂人的，你敢登吗？成舍我回道，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刘半农便写了一篇《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直斥考试院院长只念佛不做事。戴传贤看到后大为光火，又不敢拿刘半农出气，只好将《世界日报》停刊3天。

    ⑩刘半农之“浅”，还在于其所学颇杂。其专业是实验语音学，但也从事语法研究、汉字改革；作为诗人，他著有《瓦釜集》和《扬鞭集》；作为散文家，著有《半农杂文》；他还客串翻译，出版过《茶花女》《国外民歌译》及《法国短篇小说集》；也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搜集民谣，编纂《中国通俗曲总目稿》；他甚至还是摄影家，参加中国最早的摄影社团“光社”，并写有专著《半农谈影》，被誉为中国现代摄影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⑪刘半农治学半生，最为“出格”的举动，便是采访名妓赛金花。其时，身为北大著名教授，前去采访一个名声不佳的妓女，被市井传得沸沸扬扬，但刘却不为所动。通过多次采访，结合研究历史，刘半农拂去了蒙在赛金花身上的历史迷雾。刘半农去世后，赛金花一袭黑衣，专门前往追悼，一时传为奇谈。有后人评论：“……五四那一辈，认真者往往认真过分，只认死理；潇洒者又往往难有所成。像刘半农这样的人物，实在教人无比怀念。”

    ⑫1934年6月下旬，为了调查蒙古族牧区民俗，刘半农远赴塞外，夜宿百灵庙一间乡村草房。其他人都睡在土炕上，而他自备一行军床，于房中支架独卧，故作僵硬状，开玩笑说：“我这是停柩中堂！”听者大笑，却不料一语成谶。考察途中，刘半农被虱子叮咬，染上回归热，回京后耽误了治疗，于当年7月中旬离世。

    ⑬在众友吊唁的挽联中，以刘半农生前挚交赵元任的最为贴切。多年来，赵刘二人一个作词，一个谱曲，珠联璧合，而今，斯人已逝，赵元任伤感地写道：“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注：刘半农（1891—1934），又名复，江苏省江阴县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

黄庭坚：与苏东坡比肩的文化大家

    黄庭坚幼时聪颖早慧，属于神童。他5岁就能背诵五经，“坚幼警悟，读书五行俱下，数过辄忆。”他的父亲黄庶追慕古代大哲，用上古时帝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八恺”之一“庭坚”为其命名。良好的家庭环境，让黄庭坚从小就深受文化的浸染，他的出类拔萃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父亲的去世使得15岁的黄庭坚不得不跟着舅舅到淮南游学。在扬州，他认识了诗人孙觉。孙觉是著名经学家胡瑗的高足，对黄庭坚极为赞赏，后来干脆把自己的女儿兰溪许配给了他。两位长辈的悉心教育，让黄庭坚受益匪浅，他们清廉的官风，也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嘉祐十一年乡试时考官李询击节称绝，谓“此人不惟文理冠扬，异日当以诗名擅四海”。第二年终登进士榜。

    对黄庭坚一生影响最大的，当然是苏东坡。他以一块洮河石砚作为见面礼，登门以弟子的身份拜见了老师，正式成为苏东坡的学生。随着师徒二人聚会京城，黄庭坚也迎来了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在汴京三年的时间里，黄庭坚与苏东坡朝夕相伴，得以亲耳聆听老师的教诲，受益良多。他对苏东坡极为仰慕，痛惜跟老师学得太晚。苏东坡也为这样的奇才弟子而十分高兴，说“又得天下才，相从百忧散”。俩人在一起讲道论艺，酬唱赠答，切磋诗文，鉴书赏画，诗词唱和达百篇之多。此时黄的诗歌创作达到一个高峰，他的声名也越来越高，并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以至有了双星闪烁、“苏黄”并称的说法。可以说，得遇恩师苏东坡，是黄庭坚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与黄庭坚过人的才华相比，他一生的仕途极为黯淡。当官不得领导喜欢，关键在于他总是坚持以民为本，“民为贵，君为轻”，把百姓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施仁政，抚黎民，建功业”。例如他在《虎号南山》中，对虐民的苛政就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流民叹》则描述了震后又大涝，数万灾民流离失所的悲惨图景。这些作品渗透出强烈的关心国运民生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仁政爱民也成为他从政的核心理念，他曾摘“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来勒石自警，展现了感人的人道主义的精神。

    随之，他终因朋党之争和文字狱而遭贬。贬谪诏书下达时，左右的人皆因蛮荒之地，少有人烟而替他哭泣，而黄庭坚却说：“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浮生若梦，来去无迹，凡有日月星辰明耀之地，无处不可寄此一生，又有何忧？”

    或许正是在政治上屡受打击、生活上经历了太多的不如意，让黄庭坚有了更多对于人生命运的思考，反而成就了他文学艺术上的辉煌。

    黄庭坚“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他首先为人所推崇的就是诗词。“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曼妙诗句，皆出自他的手笔。他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对宋代诗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认为“诗，乃至一切艺事，不能落于俗格”。那何为“不俗”呢？“不俗”有两种：“语言高妙，似非吃烟火食”“笔下无一点尘俗气”，是为诗品不俗；“临大节不可夺”“与天地相终始”，则为人品不俗。在二者的关系上，他提出“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说到底在他眼中，没有人品的高洁，诗品必然俗不可耐。

    黄庭坚说得好，做得更好。他的一生，屡受恩师苏东坡的牵连，但他从未为避免贬谪而与老师划清界限，更不会暗施冷箭。这种人生境界，保证了他诗歌的骨力，读来不仅意境悠远，而且荡气回肠。

    与诗歌相比，黄庭坚的书法更为有名。

    黄庭坚书法师从周越，一学就是二十年，他行笔中一波三折之势即受益于此。尽管黄庭坚练字刻苦，但作品却难入高手法眼。一次应宝梵寺住持之请作草书数纸，苏东坡甚是赞赏，但钱勰认为太俗。钱勰说：“你如果见过怀素《自叙帖》，就明白其中的原因了。”黄自此不肯为人作草书。

    不过黄庭坚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一边从王羲之等大家的书法中汲取营养，一边师法自然，苦思突破的路径。船工划桨的整齐动作激发了他的灵感，得以初悟草书真谛。被贬为涪州别驾，意外地见到了怀素《自叙帖》真迹，将《自叙帖》借回家，废寝忘食地临摹和研究，草书技法由此突飞猛进。

    通过兼收并蓄，大胆创新，黄庭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终得自立门户，与苏东坡、米芾、蔡襄被时人并称“宋四家”。

    “诗品、书品、人品”，黄庭坚的艺术品格，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世道极颓，吾心如砥柱”的风骨，更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求的精神境界。

（摘自2014年第3期《文史天地》，略有删改）

陈复礼：耄耋大师赤子情

刘伟忠

    陈复礼先生是著名的世界摄影大师，与吴印咸先生、郎静山先生并称摄影界“华夏三老”。陈老今年97岁高龄，从事摄影长达六十多年。他的摄影艺术成就得到了海内外文艺界的广泛认可，饮誉无数。199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曾专门召开陈复礼摄影艺术研讨会。“年方十八高大全，亦父亦师亦友一巨人”——这是当时中国摄影界给予陈复礼的集体评价。那一年，陈复礼80岁。

    1916年7月20日，陈复礼出生在广东潮安县官塘镇石湖村，其父陈必名先生饱读诗书，喜爱潮州音乐、戏曲，尤其醉心于笔墨丹青。陈复礼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一方面具有天然的艺术基因，一方面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陈复礼八岁启蒙，上了六年小学后，又读了一年私塾，读完了《论语》《孟子》《左传》等诸多古籍经典。1931年，15岁的陈复礼就读于潮州韩山“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又称韩山师范，以“总评甲等”的成绩毕业。之后遭逢战乱，“过番”①东南亚，泰国求亲，越南靠友，后又辗转老挝、柬埔寨。直至中年移居香港，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陈复礼回忆说：到越南后，为生存奔波无暇学画，后来在一本法国杂志上看到了台湾摄影家郎静山的摄影作品，感受到摄影也可以如此富有画意，便开始对摄影着迷。画画需要安稳的环境，而摄影却比较灵活，比较适合他当时的生活状态。

    “诗情画意王摩诘，镜里丹青复礼陈。”这是原广东省委书记王匡对陈复礼的评价。王匡认为，正如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句中渗透着画意一样，陈复礼的镜头下散发着浓厚的丹青气息。他将中国画运用空白和墨线来区分物体的方法融入摄影，在黑白摄影中，运用单色来表现被拍摄物体的质感和立体感，体现出中国传统绘画去粗取精、删繁就简、虚实相间、藏露结合的精华。

    在风光摄影彰显中国画意的基础上，陈老进一步吸收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配套元素，将书法、篆刻、诗歌等以题句、落印的方式融入到照片中。他的许多摄影作品，还以著名诗词或化用诗词来命名。这个时候，“中国画意”已经不足以概括他的作品风格，而只能形容为“中国气派”。高扬着“中国气派”的旗帜．沿着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道路阔步向前，陈复礼收获了他的另一大发明——“影画合璧”。所谓影画合璧，在兼具中国画意、书法、诗词、篆刻等文化元素于一体的照片上，补充中国传统绘画，绘画题材与照片题材有机融合，成为一幅新的“合璧”作品。陈复礼先后与李可染、吴作人、刘海粟、启功、古元、范曾、黄胄、李苦禅、黄永玉、程十发等20多位书画名家合作“影画合璧”作品。现在，参与合作的书画家很多已经故去，这些独特的艺术品变得更加珍贵。

    在早期作品中，陈复礼通过摄影镜头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爱怜和寄望，也寄托着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体悟。他的代表作之一《战争与和平》，以铁丝网中的鸽子为主角，配以布满乌云的天空背景。其子陈惊雄说：“这与父亲的经历也是紧密相关的。日本侵华战争迫使他背井离乡，日本侵入泰国迫使他辗转越南，在越南又赶上越法之战，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通过镜头表现出来的对和平的热爱尤其强烈。”

    在改革开放之前，陈复礼的作品以拍摄祖国的名山大川为主，展示华夏大地的秀美风光。改革开放后，陈复礼的作品开始捕捉时代的脉搏，记录社会的变迁，渗透了浓厚的时代色彩。如果说风光摄影着重体现了陈复礼追求的“美”，那么一系列写实性较强的作品则体现了“真”和“善”。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丑恶社会现象，陈复礼也没有规避，他以镜头为武器，或夸张、或映射，进行犀利的批判。

    历尽沧桑的一代大师，如今终于可以静享天伦，颐养天年。但陈复礼先生对摄影艺术界的影响并没有停止发酵，就在2011年的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他的两幅作品（《喜雨》《朝晖颂》作为中国艺术精品亮相，引起了海内外摄影艺术界的关注。作为当代摄影中国气派的代表者，陈老的影响注定是深远的。

【注】①过番：旧时闽南人称到南洋谋生。

相关链接：①潮汕一向有艺术之乡的美誉。自小耳濡目染，受影响非常大。举一个例，潮汕的屋脊，那些画，门口的那些画，尽管是农民的画、工匠的画，但都有一定的艺术造就。我自小看这些，深深理解潮汕乡土文化，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自自然然，不知不觉跟着这条路走。（陈复礼《我的艺术之路》）②经过一千多年来历代中国画家的刻意经营，在山水和风景创作方面，已发展到了高深的境界。从事风景摄影，而不考虑到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将是莫大的损失。（陈复礼《论中国画意与风景摄影》）③用闻一多先生的话来讲：“诗人的使命是爱，爱自己国家，爱自己的人民。”陈复礼先生用他六十年的影艺生涯倾诉着一位艺术家对自己祖国的无限热爱，用他的无数作品艺术地再现了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他的作品也因此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 （摘自赵阳在“陈复礼摄影艺术六十年座谈会”上的致辞）

一人一校一国家

   1898年7月的一天，山东威海卫的日本太阳旗降下，中国黄龙旗升起。第二天黄龙旗降下，英国国旗升起。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国帜三易”。原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德、法、俄各有所得，英国强租了九龙半岛和威海卫，强制占据威海卫的日本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再由中国转租给英国。目睹这一幕国耻的北洋水师见习驾驶官张伯苓，受到强烈刺激。

    张伯苓是天津人，13岁考入设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张伯苓在水师学堂毕业，翌年春天到通济舰。他亲眼见到了“国帜三易”，联想到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海军力量明显占优，为什么却战败了?问题在人。要想改变中国面貌，必须改造人，兴办新式教育，培育一代新人。张伯苓怀着这样的信念离开北洋水师，决计以教育救国。

    1898年张伯苓应严修之聘做家馆老师，教授其子弟。1904年春天，严、张二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推广新式教育，重视科学技术，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强盛的根本原因。中国要想富强，也要走这条路。他们办起一所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监督，当年秋季招收学生73名，年底改名为敬业中学堂。此后，学生人数日增，校舍不够使用，开明邑绅郑菊如捐出天津旧城西南一块十多亩的荒地，严、张即在这里兴建新校舍。因为这处新校舍在城南的开洼，称为南开洼，简称南开，学校因此在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称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张伯苓在到处化缘筹集办学经费的同时，千方百计聘请饱学之士来校任教，范文澜、何其芳、老舍等先生都先后在南开任课。

    张伯苓从南开中学创办起就注重教育学生怎样做人，旨在全面培养与造就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他定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他重视修身教育，每周亲自讲修身课。一次修身课上张伯苓讲不许学生抽烟，当场有学生发问：“您不许我们抽烟，为什么自己抽烟?” 张伯苓当即唤校工，将自己所存的吕宋烟全数取来，当众销毁。校工惜之，他答道：“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今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从此终身不再吸烟。南开在校学生也再无吸烟者。张伯苓把近代西方体育引进学校，重视体育课和师生的身体锻炼，辟有体育场，举办天津市运动会，自己也多次担任全国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的总裁判。南开中学看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张伯苓不让学生死记硬背，也不迎合教育部门推行的各种会考。为了培养学生具备手脑并用、知学合一的能力，学校增设了“社会视察”和“木工金工技能”两门必修课程，组建了校办工厂。

    私立南开中学升留级制度严格，淘汰率高。当时人们常说：“进南开难，毕业也难。”学校择优录取，考试认真，评分严格，毕业率约为50％。在张伯苓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南开中学培养出了以周恩来、马骏为代表的优秀学生，并逐步实现了兴办南开系列学校的设想：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1919年9月创建南开大学，1923年增设南开女中，1928年增设南开小学，形成旧中国私人创办的建制完整的南开系列学校。其中南开女中始建于1923年，到了1924年，就已经有四名女子进入南开中学和男生一起听课了。南开中学的办学成绩引起海内外瞩目，孙中山曾赞誉说，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热心襄赞国事。很多南开学生、校友，向往延安革命圣地，请张伯苓代为介绍，他都一一给他们写了介绍信，将大批有生力量迁往抗日后方。张伯苓重视对学生的爱国教育，经常用亲身经历的“国帜三易”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1935年11月张伯苓赴四川考察教育后，基于对抗日战争时局的清醒认识，于1936年8月建成南渝中学（1938年12月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平津沦陷，当时许多学校都因仓促迁川多有不便，惟独南开中学从容应变，弦诵未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对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当南开校园的硝烟还未散尽的时候，张伯苓大义凛然地宣告：“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投笔从戎，以身殉国，张伯苓闻讯说：“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1949年4月，蒋介石两次到张伯苓住所，要求先生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可任其选择。张伯苓始终不应。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先后三次劝行。张伯苓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词，拒绝了蒋氏最后的邀请。

    1951年2月23日，为南开教育辛劳毕生的张伯苓与世长辞，享年75岁。逝世的第二天，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专程到天津吊唁，他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他说：“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摘编自《爱国教育家张伯苓》）

冯其庸的“大国学”

    1924年，冯其庸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常说，自己是“稻香世家”。后来，他家的客厅里高挂着刘海粟先生题写的匾额——瓜饭楼，那是冯先生的书斋名，为的是不忘早年“以瓜当饭”的艰难岁月。

    因为家贫，加上时局动荡，读书变得艰难，也变得奢侈。1937年，日寇占领无锡，学校关闭，冯其庸失学了。后来他又曾几度失学。就是上学期间，也是半农半读，无法专力读书。兵荒马乱中，最初唯一可读的书是一部因学校关闭没来得及还的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后来，他千方百计地借书看，书给冯其庸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他眼前逐渐打开。他读《论语》《孟子》《史记精华录》《三藏法师传》《古文观止》《聊斋志异》等，都是在小学之后、初中之前。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深重的灾难之中，冯其庸经济上虽然贫困，但在无锡这个小小的角落里，得益于地方传统文化的浓郁氛围，他的国学基础逐渐牢固。

    1946年初，冯其庸进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开始接受系统、专业的国学教育。在当时西风劲吹的大环境下，无锡国专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教育上，几乎是一枝独秀。无锡国专的国学教育，最强调经典教育，通识课与经典课并重。比如《国学概论》《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等都是通识课，而《论语》《孟子》《史记》《楚辞》等都是选修课，此外还有各类专题学术讲座。

    在无锡国专，冯其庸亲承朱东润、龙榆生、钱仲联等名师的教诲，领略了大师们学术的深厚与精良，更重要的是感受到学术研究的意义和无穷乐趣。后来，冯其庸在总结无锡国专对自己的影响时，深情地写道：“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

    1954年，冯其庸从无锡女中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所有成绩，都从这里起步；所有的磨难，都在这里发生。在历次运动冲击过后，冯其庸留下了累累硕果。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红学、西域学、书画、戏曲等领域，用任何现代学科来概括这些都很困难，或许，只有用“国学”这个词语来概括冯其庸的学术人生最为合适。

    2005年，冯其庸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他一生的国学积累，终于找到了安身之所。作为首任院长，冯其庸为人大国学院设计了最基本的规范：一是导师制，加强师生的联系；二是游学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培养扎实学风；三是办国学论坛，领略大师风采，博采众家之长。冯先生当初倡导的三个规范，至今都在人大国学院施行，对于国学的未来，冯其庸充满信心。在他看来，一个人的学术成绩永远是有限的，教育的希望才是无限的。他认为，后生才是国学的希望，中国文化的希望。这是学者的情怀，也是教育家特有的情怀。

（摘编自孟宪实《冯其庸的“大国学”》、叶君远《冯其庸传》等）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先生以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其平生书破万卷，路行万里，追随玄奘，十上天山。近年来冯其庸先生倡导国学，弘扬传统，身体力行，垂范后人。（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②有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经史子集、乾嘉以来的经学学派等等才是国学；但是我觉得，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学问。凡是我们民族的、自己的学问，都应该算国学。今天的国学要更新，更新不是排除里头什么东西，而是要吸纳更多的兄弟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到我们的国学的范畴里来，使我们研究国学的人能够视野宽阔，不是仅仅拘泥于传统的乾嘉以来的经史子集。（《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

莫扎特巧克力

肖复兴

①到美国，在卖奥地利巧克力的店里，我又看见了莫扎特牌的巧克力。这种巧克力的盒子上印着莫扎特的头像，是一眼就能够认出来的。在国内，我只在普尔斯马特的超市里见过一次，虽然价钱不菲，还是特意买回家一盒六角形的。我对这种莫扎特巧克力情有独钟。第一次见到它，是那年在维也纳，几乎所有的商店里都在卖它，各种形状包装，琳琅满目，但无一例外的是，每个盒子上都有莫扎特醒目的头像，莫扎特一身化为千亿身，闪烁在维也纳的每个角落。

②莫扎特巧克力很好吃，我心里曾想，如果莫扎特活到今天，这份专利是属于他的，光靠这种巧克力，他就发了大财。他的名字，可比我们的傻子瓜子要值钱得多。莫扎特牌巧克力，是1900年萨尔茨堡一家叫作莎兹的点心铺首创，制作并为它取名的是点心大师福尔斯，可以说用莫扎特的名字开创了财路的先河。自此之后，许多店家竞相仿制，也都叫莫扎特牌，使得莎兹店和他们打起了官司，最后不得不在自家的店前挂起“真正的”“原始的”的莫扎特巧克力的牌子，很像我们当年“老王麻子”“老老王麻子”刀剪铺之争，透着生意的红火。莫扎特至死大概也没有料到自己的名字日后竟然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

③其实，莫扎特一辈子生活窘迫，似乎从来就没有缓解过，结婚后至死那9年的日子越发艰难。那9年中，他搬了12次家，有6年是妻子生养孩子或产后休养，一直处于负债累累和病怏怏的状态，而且由于妻子的大手大脚使得日子更加雪上加霜，以致到了冬天连买烤火炭的钱都没有，饥寒交迫之中只好抱着带病的妻子围着空壁炉跳舞取暖。如果拿今天的富得流油的莫扎特巧克力相对比，真可谓“可怜生前身后名”。

④有意思的是，莫扎特为我们留下的音乐作品，和他35年贫穷而短促的一生不成比例，数量之多，可以说在音乐史中绝无仅有。仅交响乐就有48部，歌剧20部，钢琴协奏曲27部，不要再说其他的弥撒曲、奏鸣曲和各种重奏曲，还有最后未完成的重要作品《安魂曲》。1788年夏天，最后完成的三部交响乐：降E大调第39交响乐、G小调第40交响乐、C大调第41朱庇特交响乐，这三部交响乐，莫扎特仅仅用了6周的时间就一挥而就。人们都以为他是天才，音符与旋律就好像是揣在他衣袋里，随时都可以尽情抛洒。其实，那时正是他生活最为艰难的时刻，他为了尽快能够挣得一点现金以解燃眉之急，才以如此快的速度拼命写完，又以同样快的速度卖给了出版商，非常可怜的是直到他死之后这三部对于他来讲最为重要的作品才得以出版，也就是说，临终前，他也没有用他的音乐换得一笔让自己脱贫致富的大价钱。

⑤应该让我们向莫扎特致敬的是，面对如此深重的苦难，表现在他的音乐之中却是那样的不同。傅雷先生曾经这样说莫扎特的音乐：“从来不透露他的痛苦的消息……莫扎特的作品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灵魂。作为受难的证人，而只借来表现他的忍耐和天使般的温柔。”傅雷特意用了这样一个词来形容莫扎特的音乐，这确实是莫扎特对于苦难的态度，他的音乐才显得那样与众不同。在莫扎特所有的作品里，我们找不到一点他对生活的抱怨，对痛苦的咀嚼，对不公平命运的抗击，对别人幸运的羡慕，或是对世界故作深沉的思考而添加一些自以为是的所谓哲学的胡椒面……他的欢快，他的轻松，他的和谐，他的优美，他的单纯，他的天真，他的明净，他的清澈，他的善良……都不是装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地情不自禁地流露。他不是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式的恬淡，也不是“闲云不作雨，故傍青山飞”式的超然，也不是“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式的宁静，也不是“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式的心境，也不是“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式的安然……他对痛苦和苦难不是视而不见地回避和我们禅家一样的超度，而是把这痛苦和苦难嚼碎化为肥料重新撒进土地，不是让它们再长出痛苦带刺的仙人掌，而是让它们开出芬芳美丽的鲜花——这鲜花就是他天使般的音乐。

⑥2006年是莫扎特诞辰250周年纪念，在遥远的美国，又看见了莫扎特巧克力，忍不住想起莫扎特。即使他离开这个世界这么多年，他不仅让他的音乐一直陪伴着我们，还无偿地让人们使用他的名字，以巧克力的味道甜蜜着我们的生活。这就是莫扎特。这就是音乐时代的莫扎特和商业时代莫扎特的区别。

（选自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高中语文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