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随着辽统治区域不断扩大，尤其是得到燕云十六州后，为了更好的处理各种民族地区事务，辽太宗确立了一种“因俗而治”的行政原则，形成了南北两套行政体系，南北面官。北面官使用契丹族官制，官员基本为契丹族人担任，掌握军、政事务，是辽朝最高权力机构。由于官署住地在皇帝御帐北面，所以称北面官。北面官是辽的最主要机构，下又分南北两个不同的部门，北枢密院管兵部，南枢密院管吏部。北南枢密院是辽朝最高行政机构，也称南北衙。南面官是效仿唐朝设立的三省六部等一套官署机构，用以管理汉族人事务。南面官多为汉人主事要职，又称汉官，官员多穿汉服。他们的办公地点位于皇帐南面所以称南面官，下设汉枢密院、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及御使台、翰林院等。

——摘编自《漫谈辽代官制》

史书记载北魏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儒家经典）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他经常在清微堂、苑堂给群臣讲经，或亲临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即使在巡察、征伐途中，也同大臣在车上谈经论典，不肯停辍。489年，孝文帝立孔庙于京师；492年，改称孔子为文圣尼父；495年，孝文帝亲祠孔子庙。孝文帝敬重大臣刘芳的儒学功底，主动与之联姻；一代大儒高允博通经史，多年参与孝文帝的军机大事，晚年还为孝文帝议定律令，因此常受孝文帝的赏赐与恩惠。

——摘编自李世龙、刘惟《北魏孝文帝治国思想述论》

1938年7月，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举行大规模的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是“七七”献金。武汉各界民众对献金的反应十分热烈。短短5天内，参加献金的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100万元。“来献金的人中，有工厂的工人，有郊区的农民，有船员，还有人力车夫、店员、小贩，甚至还有乞丐”。“乞丐教养所全体乞丐绝食一日，把节约下来的钱捐献。这些感人的事例真是成千上万！劳苦大众捐献的这一点一滴的血汗钱，这不是钱，是他们对敌人的仇恨，是对胜利的希望！”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摘编自吴颖《40年改革开放之路，40个意义非凡的“第一”》

材料二：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号龙川，浙江永康人。他曾多次上书宋孝宗，反对“偏安定命”，倡言恢复、复兴国家统一大业。他反对道学，与朱熹多次进行论辩，认为学者的首要任务是要讲求兵刑钱谷等可以富国强兵、复仇雪耻的实用学问，舍此不讲，却天天低头拱手、徐行缓语地去谈道德性命，这般人实际上都是“风痹不知痛瘁之人”。他指出，凡足以“开物成务，治国家平天下”的学问，都要兼蓄并包，不应只把修身养性等内省功夫当作真学问，应博采众长，择善而从。他力倡礼乐刑政并出而用之，提出“王霸并用”的主张。认为刑法、智力虽属霸道，却恰可弥补王道德泽有余而事功不足的缺陷，用现实主义的各种谋略包括霸道来解决危艰时局，完成中兴大业。 
——摘编自董海鹏《陈亮事功思想探析》

材料三：所谓家国同构，移家为国，移孝为忠，进而在家国之上，扩展为一种公天下的世界意识。这使中国人的世界观或天下观成为一种本于家国同时又大于家国或高于家国的世界意识，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蕴着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田海平《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

材料一 由于西北用兵的需要，北宋在西北沿边建立了大量堡寨，虽其设立的初衷是出于军事需要，但实际上推动了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出现了“蕃汉交易，市邑富庶，全胜近边州郡”的繁盛局面，一些堡寨甚至发展为较大的城镇。而范仲淹开通与蕃部接壤之边界榷场，进行互市，使边民互通有无。一时间“羌汉之民，相踵归业”者达“数万户”。

——杜雪飞《宋代边疆市场研究》

材料二 元“始开唐徕、汉延、秦家等渠，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归者户四五万，悉授田种，颁农具；更造舟置黄河中，授诸部落及溃叛之来降者”。以后由于大量汉人、蒙古人、回鹘人以及来自中亚的穆斯林教徒的迁入，与他们和睦相处、繁衍生息……在元代的记述中，回回一词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我国的一个单一的和新的民族民称。

——摘自尹江伟《党项民族溯源及其最终流向探考》、杨万全《回族族源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