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后乃谋臣献画（计策），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郡县制联系于任免制而非世袭制。郡守与县长官均由中央皇帝直接任命，并且还设立监察使，行政、军事与司法三权分立，层层将权力集中到中央。这样，不仅减少了地方实力超越中央的可能，还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大大推进了中央集权的程度。

——陈鑫高、刘红琪《郡县制较于分封制优势分析与反思》

材料三：行省虽然拥有经济、军事、行政等权力，但这些权力都是元廷让渡给地方的，最终的决定权还操控在中央的手中，因此行省权力大而不专，这决定了它只能为朝廷集权服务。而行省行政区划中采取犬牙交错的划分原则，又从客观上瓦解了地方割据的地理条件……

——《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四：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请回答：

材料一：秦创建御史大夫为中央监察机构，在地方设置监郡御史。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同时，地方刺史。魏晋南北朝，中央御史台直接受命于皇帝，检察权扩大，自王太子以下无所不纠。隋设御史台、司隶台，分别负责内外监察。唐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地方分十道监察区，形成严密的监察网。宋代，中央沿袭唐制，地方设监司和通判，直属皇帝。元朝，地方设立御史台，还制定了一套监察法规。明朝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地方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清朝，地方监察沿用明制。

材料二：宋代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任御史之职。按规定，御史有“闻风弹人”之权，每月必须向上奏事一次，称“月课”；上任后百日必须弹人，否则就要罢黜为外官或受罚俸处分，名为“辱台钱”。

材料三：元世祖时明确规定“凡考察有官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以论诛之，且没其家。

——《元史》卷十，《世祖纪》

    “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

——《明史·职官制》

    清皇太极下诏“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清、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八

材料一：中国法制起源较早。夏朝法律被称为“禹刑”。西周周公制礼，礼刑互补。秦朝制定《秦律》，以“轻罪重刑”为指导思想，刑罚名目繁多。唐朝制定《唐律疏议》颁行天下，规定了严惩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成为中国古代法成熟的标志和中华法系的代表。……自此，“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家族国家本位，息讼无讼，实现社会和谐等成为古代中国基本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影响后世。……而古罗马法，私法（保护私人利益有关所有权、债权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发展异常充分，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权力服从于法律，公开审判，追求正义，法治精神贯穿于罗马法律体系之中。

——改编自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二：中国古代在自然经济和专制统治环境下，不具备产生诸如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近代民法观念的条件。现今中国民法，是清朝末期从外国继受而来。甲午战败和庚子事变后，清廷推行新政，1907年设立修订法律馆，“参酌西洋法制”，起草民刑各法典。1908年民法典起草正式开始，……1910年底，“大清民律草案”完成。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在“大清民律草案”基础上继续主持起草民刑法典，称为“第二次民律草案”。1930年，国民政府在此前民律基础上修订的《中华民国民法》颁布实施。此前，在清政府、国民政府和列强续签商约时，提出废除领事裁判权，列强均以颁布民商法典、法治完善为放弃该权的条件。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序言